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

本书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为核心议题，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了20世纪不同时期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可资借鉴的经验，并以“文学史书写”为切口，展现了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脉络；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归纳探讨了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如时空范围、主体意识、理论资源等共性问题，并针对文学史写作的瓶颈，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学术路径。

绪 论/001

第一编制度与人事

第一章研究型与书院气/013

“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013

“创造性文化生活”的营造/023

第二章从“桐城派”到“新青年”/038

第一节“桐城派”与“太炎学说派”/038

第二节陈独秀与“新青年”作者胖/043

第三章“英美派”与“法日派”的形成/055

第一节 汤尔和的谋划与陈独秀的出走/055

第二节评议会中的“英美派”与“法日派”/059

第三节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事件/068

第四章“北大中兴”与“除恶务尽”/080

第一节评议会与校务会议/081

第二节 除旧布新/085

第三节 林损离职与学风转移/096

第二编 学术与风气

第五章从词章到考据：以胡适为中心/107

第一节现代大学从业者的学者化、专家化/108

第二节胡适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倾向/113

第六章新与旧，文与学

—大学文学教育中的新文学运动与旧学术结构/121

第一节“向不肖处寻正统”：胡适的文学演进观/126

第二节新文学“补丁”与旧学术结构/134

第三节创造适应时代的新文学/138

第七章知能之辨与诗有别材：大学中文系与文学教育

—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文月刊》的争论为例/147

第一节知能之辨：大学中文系中的考据与词章/148

第二节 诗有别材：作家的“造成”与“养成”/155

第三编“聚会”与媒介

第八章《新潮》社与《新青年》作者群/163

第一节“谈”出来的《新潮》/165

第二节配合与补充/171

第三节《新潮》危机与结束/179

第九章以《大公报·文艺》为中心的文人群体/186

第一节 成员与刊物/186

第二节 三个聚集空间/191

第十章新文化运动与商务印书馆/200

第一节商务印书馆的色彩/200

第二节商务印书馆的危机/203

第三节被选择的胡适与胡适的选择/205

附录

胡适进宫与溥仪的形象/213

溥仪出宫与北京知识界：以胡适为中心/225

主要参考文献/245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大学、学术制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本书即试图探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后者对于前者的作用包括现代大学本身的“研究”性质尤其是作为学科建构和学院设置的“文学”对于作为创作的“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包括以大学为中心的一系列现代学术制度，如社团、出版传媒等对于文学的作用。而就另一面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大学的现代化也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学术兴起之初，蔡元培等人正是借助现代文学的力量，来扫除大学中的旧风气。从学术建构的角度来看，新文学运动对于传统学术结构造成巨大冲击，直接影响了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这包括现代大学中文系研究范围(“新”与“旧”比例的变化）、研究方式（传统义理、考据、词章之学与西方“科学”方法的对接)、价值判断及培养目标（学者/作家)的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各方面，虽然号称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现代与传统之间有着巨大的断裂，但二者也并非截然两分，尤其是学术风气的变换，时代因素（外界环境）固然会对其造成影响，但是学术自身逻辑（余英时所谓的内在学术理路）也一直在顽强地起着作用。传统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制约着现代学术的走向，在断裂之中保持着延续。现代文学研究者如胡适、郑振铎等人治文学的方法，皆与清代朴学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研究现状述评

尽管学术分门自古已有，如中国先秦时即有“孔门四科”，西方在中世纪也有所谓的“文科七艺”，但“学科”这一概念在中国是晚清现代学制改革时方才引人，即便在西方，也是随着学术现代化进程方才出现。据沙姆韦（David R.Shunway)和梅瑟一达维多（Ellen Messe-Dav-idow)《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古拉丁文中的disdiplina一词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而用discipline(学科/规训)“来描述基于经验方法和诉诸客观性的新学科”，即隐含有“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之义，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之义，Discipline(规条）又指寺院的规矩，进而引申为军队和学校的训练方法。这两重意义的综合，“显示在一门知识中受教，即是受规训而最终具有纪律(discipline)，亦即是拥有能够自主自持（self-mastery)的素质”。尤其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新科学”出现，“分清了自然知识跟其他知识的界限”，“确立了日后专门化的可能性”。具有排他性的学会“充当了知识把门人的角色”，并发展出一系列“规范组织知识所需的技术和策略”，如“以出版作为认可新知识的基本途径”等，学术期刊面向的读者群也由更为普遍的大众变为更专业化的科学家同行。十九世纪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出现，一般性的博学学会为新兴教育机构和新教育形式所取代，学术研究更加专门化，尤其是德国的研究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和法国的大院校(Grandes Ecoles)鼓励科学家们“以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以整个科学家群体来互相认同”，“研究大学一方面使知识生产专业化，另一方面又要依赖各种形式的专业组织来连结地域上各自分散的学者”。①在“学科化”的大潮中，文学学科也分门划界，将自身与其他学科分离，对于从业人员的资格和研究方法都有严格的规定，迥异于传统文学门类的注重贯通和“非科学”的文学感受。

中国的现代学科建制始于二十世纪初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为京师大学堂设定的壬寅癸卯学制，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开始出现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