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散曲奇葩

散曲兴起

脱胎于词和俚曲的散曲

元好问擅长自制曲牌创作

杜仁杰开谐趣散曲先河

王和卿独树一帜的散曲

元散曲繁

关汉卿辉煌灿烂的成就

王恽以诗为曲开雅化先河

姚燧自成一家的散曲创作

卢挚清新飘逸的散曲风格

白朴创作标志元曲成熟

马致远丰富多样的创作

张养浩雅致化的散曲佳作

张可久铸就典雅清丽之风

乔吉融俗于雅的新散曲

散曲创新

明初散曲家们的创作成就

北曲名家推陈出新铸辉煌

南曲名家改革开辟新天地

散曲衰落

明清之际散曲创新与贡献

清中期浙西词派的词味

清晚期严肃与平俗的散曲

我国散曲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一种新诗体。宋金之际，契丹、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乐曲相继传入北方地区，与当地原有音乐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乐曲，而原来与音乐相配，后来逐渐独立的词很难适应新的乐调，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散曲。

 散曲萌芽于宋金之际，兴起于金末，元代初期的散曲刚刚从词或俚曲脱胎而出。因此，这时的散曲有着“以词为曲”的特点。

 脱胎于词和俚曲的散曲

 北京自1012年辽代改称“燕京”，后金、元两代相继建都于此，金称“中都”，元称“大都”。金代于1153年迁都这里。

 1267年，蒙古大军统领忽必烈下令在“中都”城的东北郊建造新城作为国都，至1276年新城全部建成。1271年，忽必烈在扩建中的国都登基称帝，国号“大元”。由此可见，元大都自1153年以来作为金代的政治、文化、商贸的中心长达60年，也是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交汇地。

 自中晚唐以来，民间长短句歌词经过长期的酝酿，到了宋金对峙时期，又吸收了一些在北方流行的民间曲词和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等文化因素，首先在金代统治的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散曲。由于产生在北方，散曲由此也称“北曲”。

 散曲可以说是承继于“词”之后的“可唱”的诗体部分，从金末元初的几十年间，散曲处于以金代遗民为创作主体的“以词为曲”的阶段。

 所谓“以词为曲”，简单地说就是在词的形制中吸收了北方的俗语俚曲，正所谓“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词……同时诸调时行，即变为曲之始”，或在北方的俗语俚曲中融入了词的某些艺术特色。就是说，元代初期的散曲还刚刚从词和俚曲中脱胎出来。

 散曲兼有词和曲的特色，“说它是曲，它的韵味却更像词；说它是词，它的面貌却已是曲。”所以《乐府余论》中说：“宋元之间，词曲一也。”

 散曲与词都是取长短句的形式，倚声填词，以语体化来适应自身的音乐性，因此有时也称散曲为“词余”。但是散曲的句式更为灵活自由，从一字句到几十字不等，伸缩性很大。这主要是由于散曲特有的“衬字”手段造成的。

 衬字，即在句子本格之外所加的字，衬字根据需要可多可少，比起诗词字数的固定化是一种突破，能更细腻、更自由地表达复杂多变的感情。

 其次，散曲的用韵较密，几乎句句都要押韵，且平上去三声可以通押。诗词的韵脚一般不能用重复的字，散曲的韵脚则不受此限制。

 另外，在语言上，诗词一般宜雅而忌俗、宜庄而忌谐，而散曲则雅俗皆可、庄谐杂出，具有口语化、通俗化、自然率真的倾向。

 散曲的体制包括小令、套数两大类。小令是散曲的基本单位，又称“叶儿”，起源于词的“小令”，是单一的简短的抒情歌曲，常和五言和七言绝句，及词中的小令，成为我国最好的抒情诗的大部分。

 小令的曲牌常是一个，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它有3种变体，一种是带过曲，如“沽美酒带过太平令”、“雁而落带过得胜令”等。

 二是集曲，系取各曲中零句合而成为一个新调，如《罗江怨》，便是摘合了《香罗带》、《皂罗袍》、《一江风》的三调中的好句而成的。最多者若“三十腔”，竟以30个不同调的摘句，合而成为一新调。

 三是重头小令，即以若干首的小令咏歌一件连续的或同类的景色或故事，如元人常以8首小令咏“潇湘八景”，4首小令咏春、夏、秋、冬四景，或者竟100首小令咏唱《西厢》故事等，每首的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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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涵盖散曲历史与艺术特色。包括脱胎于词和俚曲的散曲、元好问擅长自制曲牌创作、杜仁杰开谐趣散曲先河、王和卿独树一帜的散曲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