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刻工与版刻字体

郑幸，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文献学、清代诗学、清代出版史方面的研究。2019—2020年曾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访学一年。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项目，在《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诗学》《国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袁枚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昙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绪　论/1

一、研究范畴的明确与限定/4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15

三、提出的问题与研究思路/31

第一章　数量与分布：清代刻工的基本情况/37

第一节　清代刻工的数量及题名方式的变迁/38

第二节　清代刻工的地域分布/62

第三节　代表性地区刻工概况/89

第二章　行业与组织：清代刻工组织形式的嬗变/115

第一节　官方机构的刻工组织与雇佣/116

第二节　民间刻字店的兴起及其经营模式/139

第三节　清代刻字行会的建立与发展/188

第三章　交流与协作：出版者与刻工之间的互动/224

第一节　近文为名：穆大展与乾嘉名流的互动/225

第二节　学术良工：刘文奎局与乾嘉学人的著述出版/262

第四章　个性与程式：写样者与版刻字体的选择/305

第一节　写样者的分类/306

第二节　写样字体的选择与版刻风尚的流行/321

第三节　代表性职业写样者举隅/333

第五章　融合与分化：刻工与版刻字体的程式化进程/371

第一节　清代“宋、欧、软”三分格局的出现与发展/372

第二节　从“欧字”到“软字”：清初版刻字体的转变/399

第三节　从“馆阁体”到“仿宋”欧字：版刻字体的进一步演变与分化/429

结　语/462

参考文献/467

初版后记/497

新版后记/501

见本书第二章之第二节“民间刻字店的兴起及其经营模式”

在刻工管理这一问题上，报酬的高低显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关于清代刻字工价，相关论述虽不算太多，但也时见涉及。叶德辉《书林清话》最早讨论这一问题，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亦设专门章节及之，此外如刘卫、刘亮《明代绣梓成本考》，周启荣《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刘蔷《清代武英殿刻书之组织运作与技术创新——基于匠作则例之考察》中关于武英殿刻字工价的部分，宋平生《清代刻书与售书价格丛拾》、陈谊《1913至 1935年间中国书籍雕版之工价——以刘承幹嘉业堂刻书为例》等，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与分析。还有一些相关文章，如袁逸《清代书籍价格考》（上、下）、孙文杰《清刻本图书的价格与分析》等，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书籍售价，但其中也不乏涉及刻书工价者。总的来说，决定刻字工价的因素很多，如刻工水平高低、字体难易程度、刻字数量多少以及所处地域等，都会影响其工价。刘蔷在谈及武英殿刻书工价时，提及“清内府刊刻的每部书，成本都很高”，“如将写刻工价、刷印工价、纸墨、装潢、托裱及匠役、饭食等费用合在一起的耗费，数目惊人，尤其是和私家刻书相比”。可见仅就官方与民间的刻书成本来说，即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不可一概而论。

当然，就总体而言，清代的刻字工价是逐年走高的。“清初刻字工价比明季稍高”，至康熙年间“比明万历时适贵一倍”，到清中叶更是逐年递增。嘉庆六年（1801），汪辉祖在其笔记中感慨历年刻字工价之涨幅云：

四月朔，属梓人开雕《三史同名录》。曩刻《双节赠言初集》，每百字版片写刻共制钱五十六文，追刻《续集》，增工价七文。丙辰（嘉庆元年）儿辈刻《梦痕录》，又增十七文。今欲仍八十文之数，承揽者尚有难色，强而后可。昨年以文言杭、苏已至一百十文，而刻手不如《初集》之工。镂版日增，势实使然。

按汪氏《双节堂赠言初集》刻于乾隆四十年（1775），至嘉庆六年（1801）不过短短二十六年，而刻工工价已从每百字五十六文涨至八十文，甚至一百十文。涨价幅度可谓不小。然至清末，这个价格则更高。据石祥考订，丁丙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曾委托时任宁波府学教谕的孙树义代刻《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等书籍，并推算出当时“宁波刻工工价为每百字一百二十六文弱”，“仅为官书局的一半左右”，可见官书局的工价甚至还要再翻一倍。出现这种情况，当然首先与清代货币购买力下降有关。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清朝货币的购买力，继续下降。三百年间，白银的购买力，约减成三分之一，以铜钱计算的物价，涨成六七倍”。从这一点看，清代刻工的工价实际上是明升而暗降的，因为其增幅显然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到了清后期，西方银洋开始流入中国，同时清政府也开始铸造铜元，因此清末至民国的工价开始以“洋”来结算。同样是宁波的工价，民国八年（1919）由宁波文光斋所刻之《八识规矩颂注发明》三卷，其末有识语云“刻工共计字拾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个，连圈在内每字三厘，算付洋四百六十六元四角”，折合每字大概3厘左右，这与同时期周边城市相比，其实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如当时南京金陵刻经处所刻书籍多附有详细工价，挑选其中同样刻于民国八年（1919）者，如《大宝积金论》卷末有识语云“连圈计字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个……共一百三十四元三角二分八厘”，平均每字 2.6厘不到；又《角虎集》卷末识语云“连圈记字五万六千七百四十三个，由愿款支给工赀银元一百四十四圆四分”，平均每字仍然是2.6厘不到；又《在家律要广集》识语云“连圈记字十三万六千六百十九个，由愿款支给工赀银元三百三十六元四角五分”，平均每字则只要2.5厘不到。此外，据陈谊考订，“1913年至1916年间，南方（沪、宁、苏、扬）书坊承刻书籍工价（连写刻）约在每千字二元贰角至二元五角之间”，1920年至1927年则因物价上涨而提高至“二元七角至三元之间”。民国八年（1919）如以中间值计算，则每字恰亦在 2.6厘左右，与金陵刻经处相合。此外，据上一节讨论郭博古斋时所引叶德辉信札，民国初年温州以及湖南一带的刻字工价，甚至可能低至“每字一千不过洋一元”，即折合每字 1厘左右。而这主要还是江南地区的报价，广东等坊刻发达的地区，工价可能还更便宜，以至于清代中后期不少文人都开始辗转赴广东刻字。不过，由于字体、精细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刻书工价并不能一概而论，很多时候还要结合具体的书籍情况来予以分析。

1.文献基础深厚，研究视野广阔

一方面，本书立足于版本学、目录学等传统文献学科，广泛收集与整理清代刻本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的刻工题名以及与这些题名刻工相关的文献材料，从刻工群体入手，重新审视书籍的出版过程；另一方面，尝试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出版史、文化史、艺术史、经济史等领域，关注其中与刻工研究相关的学术理论和文献材料。

2.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生动呈现清代刻工群像

本书不仅对清代刻工整体情况有全局性把握与观照，而且结合具体个案展开细微分析与考述，如通过对苏州刻工穆大展、刘文奎局等有代表性刻工的考订，关注出版者与刻工之间的往来细节与微妙互动。

3.全新修订，打磨文字，进一步提升学术质量

本书原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此次选入“中国出版史研究”系列丛书再版，结合新近搜集到的材料更新数据，并对书中文字进行修订和打磨，增加书前彩插，更加精美、完善。

古籍刻工一直是传统文献学所关注的重要对象。本书在广泛搜集与整理数千条清代刻工题名的基础上，通过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将刻工群体置于出版、文化、艺术等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加以考察，并对清代书籍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