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人类学家

　　《成为人类学家》：
　　我第一次接触到文化亲昵这个概念是2002年，当时我还在中央民大读博。北大的王铭铭老师组织了一套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的翻译，而我有幸翻译其中的一本《人类学：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理论实践》。我还记得民大的张海洋老师拿着这《成为人类学家（薄荷实验）》的英文本来到我的宿舍，兴冲冲地对我说：“刘珩哥，咱们要翻就翻一本有份量的，这本，我就把它拿来了。”这本份量的书，证明翻译的时间也很长，我和其他两位译者花了三年，才杀青。如今再回过头去看当初的翻译，很多概念尚未很好地理解，还有不少讹误之处需要改正。
　　文化亲昵就是这些尚未很好理解的概念中的一个。我当时自然也不知道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有关欧洲的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的作者迈克尔·赫兹菲尔德当时在中国也没多少人知道。这位研究希腊的人类学家能“幸运”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看来应归功于他在21世纪初这个节点上，写出了一部教材。2009年我有幸获哈佛燕京资助，赴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合作研究的导师正是人类学系的赫兹菲尔德教授，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阅读他的作品。《文化亲昵》就是其中被学界公认艰深晦涩、也理论化的一本。读完该书，虽然也写了近五万字的读书笔记，但觉得自己的理解仍然支离破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部著作是一本在现代民族一国家这一社会容器中指导田野调查的“实用手册”，大可作为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必备品。因为民族志的研究更像是一种有关文化亲昵的描写，自我与他者的经验从而得以巧妙地并置在一起。或许该书对于形成这种亲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使得这本“论”同时也深晦涩的著作目前已经被翻译成八种语言出版，并且英文版连续出了3版。这《成为人类学家（薄荷实验）》由纳日碧力戈教授领衔翻译，中文版已经出版了。
　　在访学期间，出于研究的需要，我拜访了罗德岛大学的艾伦教授，更进一步了解了文化亲昵理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研究希腊的人类学家，艾伦对作为同行的赫兹菲尔德有过这样的评价。首先，赫兹菲尔德提出文化亲昵理论，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帮助改变了有关欧洲的人类学研究的状况，使得这一领域更多地被学界和公众所承认和接受，其人类学研究的“合法性”地位得到提升。然而在四五十年以前，当艾伦和赫兹菲尔德这一批学者刚刚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时候，欧洲在大众看来根本不是人类学家该去的地方。他们该去的地方是非洲草原、太平洋上的孤岛、缅甸的高地或者是亚马逊的丛林。在公众眼中，去往这些地方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人类学家。而这些“真正”的人类学家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谈论起自己在“原始部落”中的种种冒险经历，甚至连染上的疾病比如疟疾等都必须充满“异趣”。在当时，要是有谁提出去希腊做田野，人们马上会觉得这无疑是想拿着钱到希腊海滩晒太阳。然而，赫兹菲尔德以自己的研究帮助改变了这一现状。之后从事欧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的作品变得更容易出版了，找到工作的机会也更多了。
　　其次，“文化亲昵”这一概念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整个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任何地域性的人类学研究。此前长期左右人类学界的是来自非洲、大洋洲等区域的概念或术语体系，如今，欧洲人类学界也开始贡献诸多“本土”的概念，而赫兹菲尔德无疑是其中显著和重要的学者之一。
　　现在我需要思考的是，文化亲昵这一概念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研究语境以及田野之中的。这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很多学者已经开始运用这一概念认识和阐释衍生自亲昵领域的种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石汉（Hans Steinmuller）考察中国乡村中的日常伦理，从而说明乡村社区与国家的种种“共谋”关系。而这种“共谋”关系正好建立在诸多“尴尬”的认同这一亲昵基础之上。冯文（Vanessa Fong）认为孝道这一中国社会特有的亲昵，是青少年民族主义观念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情感驱动力。李安如对台北捷运的考察表明，一种“愤世嫉俗”的华族特质，如何借助这一公共空间反复塑造了大众的集体身份和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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