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正版 移民 [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译 刁承俊，新民说出品 978755982574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一月， 我得到从S 城传来的消息， 说保罗·贝雷耶特——我在小学听过他的课——于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也就是他七十四岁生日之后的一个星期，结束了生命。就在S 城外的一小段铁路线上，当一辆火车从小柳树丛出来，拐向空旷的原野，他已卧在那里。报纸广告中那则以“哀悼一位受人爱戴的同胞”为标题的讣告也给我寄来了。讣告并未涉及保罗·贝雷耶特是自愿还是迫于自我毁灭的压力自尽，只谈到了这位已故教师的功绩，谈到他对学生的照顾远远超过自己的本分，谈到他对音乐的热忱、思想的丰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讣告又以近乎旁白的方式补充，而未进一步解释，说在第三帝国时期，保罗·贝雷耶特被阻止从事他所选择的职业。这种支离的论断，这种暴力的死亡方式，导致在后来的若干年间，我在脑海里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保罗·贝雷耶特，终于尝试除了搜集我自己对他的钟爱的回忆之外，去探寻他那些我不知道的往事。我进行的这些调查把我带回了S 城。自从中学毕业后，我只是偶尔回到那里，而且间隔一次比一次长。我很快就了解到，保罗·贝雷耶特直到后，在S 城一栋于一九七〇年建在昔日达戈贝特·莱尔兴米勒艺术与商业园圃地面上的公寓里，有一套自己的住所。但他很少待在那，而是经常外出，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即使拥有多种多样的教育才能，由于这种经常不在城里的情况以及退休前好多年就已开始变得明显的异常举动，怪人的名号还是牢牢地扣在了保罗·贝雷耶特的头上。而就他的死而言，这个名号也确证了S 城居民（他在他们中间长大，除了某些时候，总生活在他们之中）的看法：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注定要发生。我在S 城同认识保罗·贝雷耶特的人所作

的为数不多的交谈没有给我任何启发，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没有人叫他保罗·贝雷耶特或者贝雷耶特老师，相反，每个男士和每个女士往往都只称其为保罗。我从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在他的同时代人眼里，他从来就没有真正长大。这使我想起，就连我们在学校里也只叫他保罗，并没有不敬的成分，而是像谈到一个作为表率的兄长，就好像他同我们是一伙，或者说我们同他是一伙。现在我明白了，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因为尽管这个保罗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可我们当中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的内心是什么样子。而我也是如此迟才试图去缝合这段空白、给他涂上色彩，去想象他住在莱尔兴米勒老房子顶楼那套大住所的情景。这座老宅过去所在的位置现在成了一个住宅区，环绕四周的是绿色的菜畦和彩色的花圃，那时保罗经常下午在园圃里帮忙。我看见夏夜他躺在户外阳台上入睡，群星如行军般在他的脸庞上方架起穹顶；我看见冬日他独自一人在莫斯巴赫鱼塘滑冰，看见他伸开四肢躺在轨道上。在我的想象中，他把眼镜摘下，放到一旁的碎石里。那闪闪发光的钢轨、枕木的横梁、老城山间小道旁的小云杉树林以及他如此熟悉的山峦，在这双近视眼里变得模糊起来，在集涌的暮色中消逝不见。后，当火车搏动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他只看见一片墨绿色，克拉茨山、特雷塔赫河和希梅尔斯施罗芬山的雪白后象在其中清晰可辨。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想象尝试并没有使我对保罗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充其量不过是暂时的某种感情泛滥而已。我感到感情泛滥是一种冒昧，为了避免这样，我现在记下我所知道的有关保罗·贝雷耶特的那些事和我去了解他的情况时所听到的一切。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家从W 村迁到十九公里外的小城S。在旅行中，我从阿尔卑斯福格尔公共汽车与运输公司紫红色的家具搬运车的驾驶室使劲往外看，看林荫大道两旁无穷无尽的一排排树木。这些树蒙上一层厚厚的白霜，从昏暗的晨雾中露出来，出现在我们眼前。

虽然这次行程多持续了一个小时，我却觉得像是环绕了半个世界。S 城当时还根本谈不上一座真正的城市，不过是有大约九千居民、条件较好、可进行集市贸易的集镇罢了。后，当我们的车经过阿赫大桥，向S 城驶去时，我心中充满十分清晰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将在这里开始一种新的、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我以为涂上蓝色瓷釉的城市路标、老火车站大楼前的大钟，以及依我看是极其雄伟的维特尔斯巴赫酒店立面，都可视为这种生活明白无误的征兆。不过让我特别觉得兆头好的是把一排排房屋间隔开来的、矗立着断壁残垣的小块废墟，

因为自从去过慕尼黑后，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瓦砾堆、防火墙和可以看见空无一物的天空的窗洞那样，明确地同“城市”这个词联系起来。

我们到达那天下午，气温急剧下降，大雪开始纷飞，直到夜里，才逐渐平静。当我第二天早上次在S 城上学，雪已积了那么厚，我惊讶万分，感到像过节一样高兴。我上三年级，这个年级由保罗·贝雷耶特负责。我穿着我那件有跳鹿图案的深绿色套头羊毛衫，站在五十一个与我年龄相仿、极其好奇地盯着我的同学面前，听着保罗好像从远处传来的说话声。他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昨天刚讲过跳鹿的传说，现在正好可以把我套衫上的跳鹿图画到黑板上去。他要我脱下套衫，暂时坐到后一条长凳上，挨着弗里茨·宾斯汪格尔，然后借助这个图案给我们示范，该怎样将一幅画拆散成极其细微的部分——小十字形、正方形或点——或者将这些细微部分组成一幅画。很快我就在弗里茨旁边埋头于我的学生练习本，模仿黑板上的跳鹿图，往我的方格纸上画起来。很快我就发现，重读三年级的弗里茨很明显也在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作业，可这项工作在他那里进展得极其缓慢。甚至当那些迟到的同学都早已做完这个作业，他的方格纸上也只画了十几个小十字形。在悄悄交换了一下眼色后，我手脚麻利地做完了他没有完成的作业。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还挨在一起坐了差不多两年。

在此期间，我帮他做了好大一部分算术、书写和绘画作业。这事很容易做到，而且几乎可以说做得天衣无缝。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保罗一再摇头说弗里茨和我完全一样，都无可救药，写的字乱七八糟，的区别是：弗里茨无法写得利索，我无法写得慢。保罗丝毫没有指摘我们的合作；相反，为了继续鼓励我们，他把装着一半高泥土、镶上褐色框架的金龟子玻璃箱挂到我们长凳旁的墙上。在玻璃箱里，除了一对用聚特林字体标明为Melolontha vulgaris的金龟子外，泥土下面还可以看到一窝蛋、一只蛹和一只幼虫，在更上边可以看到三只金龟子，一只正在孵化，一只正飞着，一只正在吃苹果树叶。这个展示金龟子神秘蜕变的玻璃箱，在初夏激励着弗里茨和我去对整个金龟子类昆虫进行极其深入的钻研。这种钻研包括解剖学研究，后在烹饪并喝完捣成糊状的金龟子的汤时，达到。事实上，出生在施瓦岑巴赫一个食指众多的小农家庭、就人们所知没有亲生父亲的弗里茨，的兴趣便是所有与食品、食品烹饪和食品配制有关的事。每天他都要极其详尽地论述我带到学校去与他分享的点心的质量。放学回家时，我们往往会站在图拉美食店的橱窗前或者去看艾因西德勒热带水果店的陈列，那里吸引人的是一个深绿色、冒着透气水泡的鳟鱼玻璃缸。有一次，我们已经在水果店前站了好久——在这个九月天的中午，从店铺阴暗的内部吹来一阵使人感到舒适的凉风——年迈的艾因西德勒出现在门口，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皇帝梨。这是个真正的奇迹，不仅因为这种水果如此珍贵，主要的还因为艾因西德勒的暴脾气远近闻名，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对接待他那剩下的、寥寥无几的顾客那样恨之入骨了。在吃皇帝梨时，弗里茨向我透露，他会成为厨师，日后他也确实成了厨师，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厨师。他在苏黎世多尔德尔大饭店和因特拉肯的维多利亚少女峰饭店使自己的厨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此后不管在纽约、马德里还是伦敦都大受欢迎。弗里茨在伦敦时，我们还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一九八四年一个四月天的早晨，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我在那里研究白令海附近阿拉斯加的科学考察史，而弗里茨则在钻研十八世纪的法国食谱。我们好像是故意这样做似的，彼此只隔一条过道，分坐两边。当我们有一次同时离开工作抬起头来，尽管其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却立即认出了彼此。然后，我们在自助餐厅里相互讲述自己的往事，也聊了好久关于保罗的情况，其中，弗里茨记忆犹新的主要是，他一次都没有看到过保罗吃东西。

大多数作家，即使优秀的那些，写能够被写出的东西；而非常伟大的那些，写无法被写出的东西，譬如塞巴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