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二十年余年来，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呈现逐步深入的趋势，成果不断涌现，局面欣欣向荣。尤其是北洋海军研究，因现实形势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这些关键时间点上得到强力推动，成果更为显著。前有戚其章的《晚清海军兴衰史》、王家俭的《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苏小东的《甲午中日海战》、陈悦的《沉没的甲午》；后有戚海莹的《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丁汝昌与北洋海军》、马幼垣的《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许华的《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陈悦的《甲午海战》及系列舰船志、雪珥的《高升号的沉没——甲午第一战微观史》等。论文数量更是十分庞大。这些成果把北洋海军研究带向更广阔的视野。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是北洋海军研究的黄金时节。这一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在海军史研究领域长期不懈奋斗的一批专家和学者的付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有关机构挖掘和整理档案史料的不断努力，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光绪朝上谕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李鸿章全集》等大型文献资料的出版。

然而在欣喜于大好局面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北洋海军研究中存在的难题。首先，史料缺乏是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与英、日等国所藏史料的精细化与系统化相比，中国近代档案史料缺失太多，拿北洋海军研究来说，人物资料缺乏严重，大多主要人物身世、早期历程、重要活动等记载不全，人们只能通过仅存的片段记载，尽量还原他们的履历，无法深入探究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细微之处，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航海日志留存不多，重要海上活动特别是战争期间的海上行动不能窥其全貌，细节更无法知晓，使人们对北洋海军遂行海上战备和作战任务、实现战略战术意图情况不能全面把握；舰队建设史料缺乏，管理体制、建设规程、经费投入、装备质量、后勤保障等方方面面还有许多空白点，难以准确总结经验和教训……诸如此类，问题很多。这些问题的存在，虽然给研究者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难度也与日俱增。

其次，研究队伍的萎缩也影响着研究工作向更深层次发展。文献资料的缺乏让一些人对北洋海军研究望而却步，研究者的职业特点、专业领域、个人兴趣等因素也对他们涉足北洋海军研究形成制约。随着戚其章、孙克复、季平子等老一辈研究者的离世，研究队伍呈萎缩趋势，新生代还未完全成长起来。从研究成果看，专门从事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青年人凤毛麟角，新老交替还需假以时日。

再次，学界浮躁心态和跟风作风或多或少地对研究工作产生着负面影响。北洋海军虽然是一个与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具有直接关联的永久性课题，但人们的研究却时紧时松，遇有关键的时间点或纪念活动，文章便会多起来，平时则少有人问津，在二十余年取得的成果中，不乏这样的跟风之作，其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我涉足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已有三十余年，虽然在这期间因各种原因没有取得多少有建树的成果，但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一领域，尤其是加盟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后，北洋海军研究成为重中之重。回顾多年来研究北洋海军的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既然有海军军人、大学教授、博物院研究员的三重身份，就必须把研究海军、研究海军历史作为职业的组成部分。海军是一个国际性、战略性军种，其性质要求海军官兵必须具有更深厚的历史素养和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海军历史教育为他们全面提升职业素养提供了丰富营养。尤其是北洋海军历史，成为海军官兵投身海军建设、履行使命任务的重要借鉴和警示。三十余年来，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转化成教育内容，传之于部队，授之于官兵，效果是明显的。这一过程更加激励我在这一领域持之以恒、耕耘不辍。

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海军，它的兴亡虽然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但它揭示的海军建设规律却是普遍的。探究历史规律，为治国理政者所鉴，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人民海军建设正处于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当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走向深蓝之时，必定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困难、新挑战，海军史研究，尤其是北洋海军研究，将为人民海军建设提供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为履行使命任务提供无可替代的精神动力。

海军史研究是我教学过程的一部分。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深感到教学与科研学术工作相互促进的重要性，研究工作对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重要前提和保障，每一次史料新发现，每一次思想新闪动，都会使我的课堂增加一分吸引力，我的兴趣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起来。长此以往，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历史，从教学过程走进我的生活过程，成为我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研究工作如同史海中探宝一样，每一次发现都会令人兴奋不已，我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

《重读北洋海军》是我研究北洋海军的一个小小成果，也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丛书”中的一册，它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借助于新史料、新发现对北洋海军某些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总结，所以冠之以“重读”。近二十年来出版的新文献史料及公布的新发现，是“重读”的基础。《李鸿章全集》包含着北洋海军整个兴衰过程的完整信息，仔细研读会发现一些过去曾经被忽略的问题；《阁学公集》记载了旅顺海军基地建设最重要阶段各方面的情况，增加了我对旅顺海军基地建设的新认识；《田所广海勤务日志》记录了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吉野”舰的活动轨迹及日本联合舰队的大量信息，使我对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的战略战术意图有了进一步了解；“致远”“经远”“定远”“靖远”“来远”等北洋海军沉舰遗址的水下考古，为我研究北洋海军装备及沉没原因提供了直观认识……同时，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陈悦的《甲午海战》、雪珥的《高升号的沉没——甲午第一战微观史》也为我打开“重读”思路提供了帮助。

既然是“重读”，就要有新思考和新观点，在《重读北洋海军》中我不揣浅陋，对一些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对一些过去鲜有论及的问题也试图得出结论。琅威理在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期间，对北洋海军建设的确有一定贡献，但他的来华，是赫德等人精心设置的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局；李鸿章在奏折中说，丁汝昌曾在长江水师中管带过炮船，这一说法并非遑论，丁汝昌应该是在被后来称为长江水师的湘军水师中担任过职务；地位仅次于丁汝昌的左翼总兵林泰曾确是一个胆小的人，在黄海海战中的不佳表现以及最终的自杀，都与他懦弱的性格有关；“镇远”舰署理管带杨用霖选择用手枪自杀，体现了军人的血性，但他并非学堂学生出身，说明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与海军军人血性培养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所带炮弹不足，并非炮弹缺乏，而是丁汝昌因不知弹药基数的基本概念，没有随舰备足炮弹的缘故；黄海海战中丁汝昌采取的接敌队形和展开队形是“夹缝鱼贯阵”和“夹缝雁行小队阵”，“犄角”阵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东海关道刘含芳在威海保卫战前夕曾收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转交给丁汝昌的劝降书，但这封书信由刘含芳翻译成中文后转达李鸿章，并未送达丁汝昌；“广丙”舰管带程璧光最后提交给伊东祐亨的投降书的确出自丁汝昌之手，战后朝廷曾对丁汝昌的死情进行过认真调查，调查结论是可信的；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在《重读北洋海军》中都有或简或详的论述。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论述有关问题的时候，我对部分学者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纯粹是学术思想的交流，绝无对作者的不恭。相反，我尊重每一位作者经过思考而得出的每一个结论。

总而言之，为“重读”北洋海军，我耗费了八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查阅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拜读了不计其数的已有成果，经历了多个不眠之夜的深入思考，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究竟价值几何，读者的评判将是最好的结论。

202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谨以此书纪念这场具有特殊含义的战争，也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海军，它的兴亡虽然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但它揭示的海军建设规律却是普遍的。本书采用专题式体例，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借助新史料、新发现对北洋海军某些问题重新审视和总结，所以冠之以“重读”。近十几年来出版的新文献史料及公布的新发现，是“重读”的基础。书中对一些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对一些过去鲜有论及的问题也试图得出结论。在论述有关问题的时候，对部分学者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马骏杰，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审专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曾长期执教于海军航空大学，全军优秀教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海洋文化史、中国海军史教学与研究。在《抗日战争研究》《历史档案》《军事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海军，它的兴亡虽然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但它揭示的海军建设规律却是普遍的。本书采用专题式体例，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借助新史料、新发现对北洋海军某些问题重新审视和总结，所以冠之以“重读”。近十几年来出版的新文献史料及公布的新发现，是“重读”的基础。书中对一些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对一些过去鲜有论及的问题也试图得出结论。在论述有关问题的时候，对部分学者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马骏杰，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审专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曾长期执教于海军航空大学，全军优秀教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海洋文化史、中国海军史教学与研究。在《抗日战争研究》《历史档案》《军事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