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馀波集》为新版《周勋初文集》之一种，曾于200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周勋初先生晚年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有关孔子诗论、《文心雕龙》《文选》和李白研究的论文；第二部分中的文字则是应一些杂志社的约稿和应邀参加会议而写作的；第三部分是应一些单位的邀请而准备的讲演稿；第四部分为纪念文字与回忆录；第五部分为“序”言。周先生晚年笔耕不止，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所作文章考证详实，笔意纵横，妙趣横生，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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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 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精彩内容
“兴、观、群、怨”古解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一段话，历来为人所重视。有的研究工作者据此而把孔子视作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论证，似乎还可以再研究。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考察孔子的诗论，也应把它提到春秋后期的历史环境中，作出具体的分析。
然则“兴、观、群、怨”的涵义究竟是什么？
什么叫“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释为“引譬连类”，朱熹《论语集注》解作“感发志意”，和孔子的原意还比较接近。近人把它解释成文学的感染力，说是文学能有振奋人心的作用，则是抽掉了孔子学说的具体内容，把它作为文学理论上的一般原理对待了。
《论语》中记载有“诗可以兴”的例子。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春秋之时，政界有“赋诗言志”的风气，理解诗意时，又有“断章取义”的作风。孔子教育学生的目的本在谋求从政。因此他在讲授诗时也照“赋诗言志”的路子进行训练，不注意钻研诗的本意，着重诗义的引申。从上述二例中可以看到他的教学方法的特点：诗中含有教诲意味的句子，他就引用过来作为道德的训词；诗中本无教诲意味的句子，他也要引导人家去悟出人生的至理。这大约就是他心目中“引譬连类”“感发志意”的作用。
孔子是积极参加政治实践的思想家。他在论诗之时，处处不忘利用文艺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总想转弯抹角地把结论提到“礼”这个纲上去。《困学记闻》卷五引《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上述二例正是这种教育方法的最好说明。所谓“礼”，即周代贵族制订的一套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孔子生当礼崩乐坏之时，而又热衷于复兴周礼，因此，他的政治活动、教学工作以及对诗的阐述和运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自己也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为此他抓住诗、礼二者巧妙地进行思想教育，水平之高，甚至引起了弟子们的惊异。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凡此均足说明他的教学目的在于使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他认识到了学诗可“感发”“志意”，提高伦理道德方面的修养，因此他提出诗有“兴”的功能并要求利用这种功能。这种认识并不是从研究诗的文学特点作出的结论，不能把“兴”单纯解作文学的感染力量。
什么叫“观”？《集解》引郑玄曰：“观风俗之盛衰。”近人把它解作文学的认识作用，认为读者在作品中可以了解它所反映的时代生活。这与孔子的原意也有出入。
根据古籍记载，周代曾有采诗观风的制度。《汉书·食货志》曰：“孟春六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此说详情固不明，但与周代赋诗观风之习却相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观乐于鲁，能从各国声诗的特点中觇测其民情风俗与政教盛衰。这段文字容或有渲染过甚之处，但仍不失为“诗可以观”的事例之一。他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孟请郑国的七个大夫赋诗，“亦以观七子之志”；昭公十六年记韩宣子请郑六卿赋诗，“亦以知郑志”。通过赋诗观察对方志意，也当是“诗可以观”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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