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正版 先秦诗选（增订版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 赵敏俐 刘国民 选注 978702017484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寂寞的名山事业——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面世六十年

（作者：尚晓岚）

近，《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热门话题，“无名氏续”挑战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常识”。实际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发生变动，此后一直延续，如今竟随着“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发酵成了“新闻”。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出版，或许就是这般“炒冷饭”的事业。年复一年，修订、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罢，即使细小变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争论，但读者和媒体对此并不敏感，能像《红楼梦》署名这样传播开的，极少。正是这寂寞的事业，构筑了传统与经典的坚固大厦。

    在《红楼梦》署名问题沸沸扬扬之际，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版辑。实际上，该社的“四大名著”，按传统亦属于这套丛书，数十年来堪称通行、读者认知度的版本。古典文学的阅读，绕不开读本丛书，而丛书的故事，要从六十年前讲起。

    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读者

    朝内大街166号，人文社所在地，破旧得令人倍感亲切。在书和资料足以把人埋起来的古典编辑室，青阅读记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中国古典部分）》，内容是三套古典文学书系的选目和基本方针，其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涵盖历代的诗词文曲小说等等，共五十种，还详细列出了丛书序言或后记的写作要求。

    “读本丛书，是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编选、标点、注释。所谓‘读本’，就是以大众普及为目的，供大家阅读用的一个版本。”长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1958年，读本丛书被正式命名，它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冯雪峰主持创建人文社，从全国招纳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古典部主任是聂绀弩，还有王利器、顾学颉、陈迩冬、舒芜、周绍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为满足社会上对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影印了一批书。“那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宋元善本很容易借出来，我们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等都是根据宋版书影印的。”与此同时，社里开始规划和推进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们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影响特别大，它实际上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籍的开始。”周绚隆说。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不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是面向读者的，要选择优秀的底本，加新式标点，校勘注释，形成一个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给广大人民群众阅读”。1958年是出版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仅人文社做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详尽规划，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在这一年启动，甚至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的规划也可追溯至这一年。回望之下，不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个国家并不富裕的时代，文化和出版体现出非凡的责任和气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不是一句空话。

    选家和编辑的水平，造就了经典版本

    读本丛书，除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名剧，多数是选本，不仅要点校，还要求编选精当，注释准确。所以选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对此，人文社内部有一个机制，周绚隆概括为：“，谁值得做；第二，谁能做。”就是说，先敲定经典作家作品，再据此寻找能够胜任的编选者，没有合适的人就先放下，绝不凑合。有些作品，社内编辑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陈迩冬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等；还有很多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人，皆为一时俊彦，像马茂元的《楚辞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夏承焘和张璋的《金元明清词选》等等，现在看都是很经典的选本。读本丛书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读书人的心头挚爱，它们手工绘图、书法题签、书卷气十足的装帧设计，也备受称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个习惯，为了维护品牌的严肃性，很多书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义，经过读者和社会检验后才能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像《红楼梦》在五十年代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印行的。读本丛书的入选标准非常严格，1958年仅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数种列入丛书。这个规矩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只有经过读者和市场检验的书，才能戴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单品种面世。

    老一辈学者，怎样为了这套书殚精竭虑，学者型的编辑，怎样一字一词地校改，双方怎样反复沟通琢磨，留下许多事迹。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册七十年代《杜甫诗选注》的校样，上面写满了编辑戴鸿森先生的随文批注，以及编选者萧涤非先生的答复，两人切磋商改，细致入微，水平极高。古典编辑室的李俊仔细研读过这份校样，他说：“细读这些批注文字，戴、萧二人商榷学术的画面仿佛映现在眼前。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术研究在回归正轨的道路上谨慎探索，该怎么走？能迈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这本校样正是当年留下的足迹。”

    古籍出版和一般图书不同，即使出版了，工作也未结束。钱锺书的《宋诗选注》1958年面世，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封杨绛先生的书信，是钱先生去世后，她逐条订正《宋诗选注》的排印讹误。李俊编辑则用“此恨绵绵无绝期”来形容他改校样的感受——这句诗里的“恨”，是遗憾之意。造就一个经典版本，需要不断修订打磨，改正讹误，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一本书经过几代人之手，历时数十年，并不罕见。只要有需求，严格来说就没有终结之时。古籍出版所蕴含的精神，一如那部讲述编纂辞书的日本电影《编舟记》，精益求精，琐细平淡，无论怎样施以审美的目光，终究是寂寞的。

    当代人做选本，有自己的优势

    “文革”之前，列入读本丛书的书有十二种。据周绚隆介绍，丛书的出版在“文革”中放缓，但并未中断。“文革”后，古籍出版迎来新局面，读本丛书也在八十年代初呈现蓬勃之势。一批在“文革”中被搁置延误的书出版了，重新活跃的学术界贡献了一批新成果，还有一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像今天通行的人文版《红楼梦》就是这一时期面世的。

    近些年，读本丛书在不断地扩充和发展，一批唐宋以后的文选和诗选陆续加入。周绚隆概括为：“断的补齐，个别版本替换，有问题的修订。”古典编辑室重整规划，丛书下设三个系列：一是四大名著；二是历代诗选，如今从《先秦诗选》到《清诗选》已出齐；三是断代文选，有《唐文选》《明文选》《清文选》等。三个系列加上已有的词选、曲选、四大名剧等，结构更为平衡。

    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等几个选本很有名，如今由于版权原因，已不在读本丛书之列，《诗经选》更替为褚斌杰先生的选本。至于增补新书必然涉及的编选者问题，周绚隆说，要选择在某一领域有长期投入和深度积累的学者，“我们要避开那些特别忙的学术达人，掌握各种资源的学术组织者，他们是不会给你好好干的。”

    周绚隆认为，今人编选古籍，借助电脑和网络技术，能掌握和利用海量信息，学术研究几十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对作家作品和版本的研究大大细化，与纯粹靠记忆和学养的前辈学者相比，这些都是优势。“但我们的专注程度不如老一辈。另外，现在借助各种工具，互相参考，选本的独特性就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不过，选家的个性和经典性之间未必都是同步的，首先我们还是要追求经典性，不要遗漏重要作品，希望在保证经典性的情况下有一定独特性。”

    人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

    如今，读本丛书面临着新环境，国家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读者自发的兴趣和热情也在升温。“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明显感觉经典文学的经典版本，销量在持续回升。”周绚隆介绍说，去年人文社的“四大名著”平均销量都过了五十万套，业绩超出以往。而刚面世不久的读本丛书典藏版辑印了5000套，很快就加印了。“如果是2000年前后，印5000想卖掉，就要费很长时间。”

    周绚隆觉得，随着网络的普及，读者对古典文学纸质书的依赖一度有所下降，“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读者重新开始关注有品质、有品牌的东西。我们再版读本丛书，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市场判断。”不过，他并不一味乐观，“必须承认，古典文学在全民阅读中的占比，跟过去比还是下降了很多，人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现当代作品，不管原创的还是引进的，有很多是消费品。但古典文学，即使很轻松的东西，在许多读者看来，也是知识性的，还是有一定的分量，不太容易接受。”

    近，古典编辑室的葛云波写了一篇文章《如何识破机器人的“伪诗”》，他从作家韩少功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谈起。韩少功把宋代秦观的一首七绝和IBM的作诗软件“偶得”的一首作品并置，让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分辨，结果很多人“犹疑不决抓耳挠腮”。接下来，葛云波逐一分析了机器生产的这首诗的“不对劲”之处，实际上从字句到格律破绽都很明显。“熟读唐诗三百首，识破假作不用久”，葛云波觉得，目前并不是机器作的诗有多高明，而是我们自身阅读古典文学的经验不足，导致真伪莫辨。

    显然，积累这种经验，培育对古典文学的感受力，没有捷径，只能从基本的阅读开始。历时六十余年锻造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就是一套打基础的书。曾经参与丛书工作的人文社老一辈编辑陈新先生认为：“时代变了，如今的出版社大多专注长篇大卷、总集、全集之类，对小打小闹的如选本等作品，基本上已无暇顾及，因此在书店中也很难找到新的古籍选本。但我认为，要弘扬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如果离开优秀的古籍选本，恐怕难以为功。不妨设想一下，一位普通的读者，哪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从篇幅浩瀚的总集、全集中去吸收营养，何况优良的古籍选本，并非真正没有市场。”

    让古典文学走出学院的藩篱，真正成为大众的精神营养，前辈们已经做出了示范，能否接续这个事业，就要看出版界、学术界的志向和能力了。比起学院内部的研究和积累，普及恐怕是更艰难、更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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