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正版 自我意识与反讽 (德) 马丁?瓦尔泽 978702016896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德国当代作家马丁•瓦尔泽“法兰克福诗学讲座”的五次演讲结集。

马丁•瓦尔泽对20世纪盛行的、主要肇始于托马斯•曼的反讽概念提出了质疑，他细致梳理出一个文学渊源：从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对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反讽所下的定义，到这一种反讽的之作，即托马斯•曼《托尼奥•克吕格尔》。马丁·瓦尔泽认为，在这里，反讽是确立主人公身份的手段，主题与反主题相互驳斥，而主人公不会偏袒哪一方，他站在所有对立面之上。然而，这样的文学只能产生反讽式角色，却与苏格拉底式反讽迥然不同，黑格尔说：“苏格拉底的悲剧反讽是他针对现存道德的主体反思活动。这种反讽不是高高在上的自我意识，而是无拘无束的目的，把人引向真正的善、引向普遍理念。”

本书是德国当代作家马丁•瓦尔泽“法兰克福诗学讲座”的五次演讲结集。

马丁•瓦尔泽对20世纪盛行的、主要肇始于托马斯•曼的反讽概念提出了质疑，他细致梳理出一个文学渊源：从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对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反讽所下的定义，到这一种反讽的之作，即托马斯•曼《托尼奥•克吕格尔》。马丁·瓦尔泽认为，在这里，反讽是确立主人公身份的手段，主题与反主题相互驳斥，而主人公不会偏袒哪一方，他站在所有对立面之上。然而，这样的文学只能产生反讽式角色，却与苏格拉底式反讽迥然不同，黑格尔说：“苏格拉底的悲剧反讽是他针对现存道德的主体反思活动。这种反讽不是高高在上的自我意识，而是无拘无束的目的，把人引向真正的善、引向普遍理念。”

马丁·瓦尔泽

1927年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的瓦瑟堡，二战期间在德军防空部队服役，战争结束后，马丁•瓦尔泽先后在雷根斯堡和蒂宾根攻读文学、哲学、历史，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7年，发表处女作《菲城婚事》，从此成为职业作家；1978年，出版《惊马奔逃》，在德国文坛引起轰动；1998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描写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下的十岁男孩的成长经历。除了长篇小说，还著有诸多中短篇小说、剧本、文学评论以及政论、随笔。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包括四七社文学奖、黑塞奖、毕希纳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他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等同属战后德语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兼具现实关怀和神秘倾向，并数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

1. 现实中的浪漫反讽


2. 此反讽非彼反讽


3. 虚无是怎样炼成的


4. 纯粹的反讽


5. 自我意识与反讽

注释

本书是德国当代作家马丁•瓦尔泽“法兰克福诗学讲座”的五次演讲结集。

马丁•瓦尔泽对20世纪盛行的、主要肇始于托马斯•曼的反讽概念提出了质疑，他细致梳理出一个文学渊源：从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对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反讽所下的定义，到这一种反讽的之作，即托马斯•曼《托尼奥•克吕格尔》。马丁·瓦尔泽认为，在这里，反讽是确立主人公身份的手段，主题与反主题相互驳斥，而主人公不会偏袒哪一方，他站在所有对立面之上。然而，这样的文学只能产生反讽式角色，却与苏格拉底式反讽迥然不同，黑格尔说：“苏格拉底的悲剧反讽是他针对现存道德的主体反思活动。这种反讽不是高高在上的自我意识，而是无拘无束的目的，把人引向真正的善、引向普遍理念。”

马丁·瓦尔泽

1927年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的瓦瑟堡，二战期间在德军防空部队服役，战争结束后，马丁•瓦尔泽先后在雷根斯堡和蒂宾根攻读文学、哲学、历史，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7年，发表处女作《菲城婚事》，从此成为职业作家；1978年，出版《惊马奔逃》，在德国文坛引起轰动；1998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描写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下的十岁男孩的成长经历。除了长篇小说，还著有诸多中短篇小说、剧本、文学评论以及政论、随笔。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包括四七社文学奖、黑塞奖、毕希纳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他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等同属战后德语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兼具现实关怀和神秘倾向，并数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

十八世纪的九十年代，也许是我们德国人纸上谈兵的历有趣的十年。纸上谈兵，是因为缺乏现实可能性；纸上谈兵只是一条通向现实的迂回之路。在当时，这几乎司空见惯。有的事情已经时机成熟，但却水到渠不成，所以它变成一种意识，暂时作为意识存在，直到它终发挥影响。让这十年激荡不平的，是法国大革命。革命之前，人们高谈阔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话题是人类自我完善的可能性，有人还宣布人类将走出咎由自取的被监护状态。话音刚落，我们的邻居就走出来了。于是，人们或是受到鼓舞，或是深感厌恶，或是二者兼有。若有必要，我们可以根据昔日留下的白纸黑字制作各类联名书，将昔日的知识分子划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或者是在这跌宕起伏的十年里从革命走向反革命的第三派。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喜欢用烟花绽放、火星乱窜的断片表达思想。在这十年即将结束时，他在一则断片中总结道：“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是这个时代的三大趋势。谁对我们将三者相提并论持有异议，谁对悄无声息的和非物质的革命不屑一顾，谁就尚未把自己提升达到人类历史达到的新高度新广度。即便是在我们贫乏的文化史上，也有过一些喧嚣的大众不太留意的小书，这些小书却比大众所做的一切都更为重要。” 在这十年里，没有谁比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更为频繁地使用“革命”一词。

他的本书（写于1795年，发表于1797年）题为《希腊文学研究》，其研究重点几乎都在现代文学。当时的现代文学，是指从但丁到当代的文学。他将“客观描写”奉为文学圭臬。他把客观等同于美，把“矫饰”和“单纯的有趣”定义为客观的对立面。他认为，歌德作品“已真正实现客观描写”；由此，“审美教育已进入新阶段”，而新阶段只能通过一次“物理意义上的革命”重新摧毁 。相反地，那种被施勒格尔称为“伟大的道德革命”的事业必须进行下去，以便自由借助教育战胜自然。如果人们能够躲过“物理意义上的革命”。

启蒙思想家有关人的无限完善的可能性的理论再好理解不过，他写道，可是“一旦将其用于历史就可能引起严重的误解……” 他大力宣传教育。他处处看见“对客观表达的需求蠢蠢欲动” 。“进行一场重要的美学教育革命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这场革命将使客观表达在现代人的审美培养中占据统治位置。” 他写道：“一部完美的审美立法将是这场审美革命的份机关报。” 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已经找到自己在新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用为现代人四处寻觅美育的立法力量。它已经确立。这就是理论。” 这应该是“一种客观的美学理论” 。它的榜样就是“希腊文学自始至终的客观性。” 现代文学可以一如既往地追求个性，但它还应“发现希腊人在个性中保持客观的秘密。” 这种艺术要为教育服务，应该允许人们做道德、审美和思想判断，但“政治判断是一切视角中的视角。”但是一切政治思想都“仿佛必须努力让自身成为多余” 。康德创造了条件，我们可以首次期待美学理论得出“主观的结论” 。他一再强调：“发动一场重要的美学教育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更为重要的是：一年前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出版了。施勒格尔写道：“……自从费希特发现批判哲学的基础之后，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原则，可以对康德实践哲学的基础进行纠正、补充或者将其付诸实践。对于建立一个实践和理论美学科学的客观体系的可能性，人们再也无法提出合理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