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正版 学校与社会/杜威著作精选 [美]约翰·杜威 978756758616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序
 
在杜威诞辰160周年暨杜威访华100周年之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杜威著作精选》，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一百年来，纵观西方思想学术发展史，杜威的影响不仅没有成为过去，相反，随着上世纪后半叶的实用主义复兴，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诚如胡适先生所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在中国，杜威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只是在不远的过去，国人才终于摆脱了非学术的干扰，抱持认真严肃的态度，正视杜威的学术价值。于是，才有了对于杜威著作的深入研究和全面翻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历来重视对于杜威著作的翻译出版，此前已推出了《杜威全集》（39卷）、《杜威选集》（6卷）的中文版，这次又在原先出版的《全集》的基础上，推出《杜威著作精选》（12种）。如此重视，如此专注，在国内外出版界都是罕见的，也是令人赞佩的。
或许读者会问，既有《全集》、《选集》的问世，为何还要推出《精选》？我们的考虑是：《全集》体量过大，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不论是购买的费用还是空间的占用，均难以承受。而《选集》由于篇幅所限，又无法将一些重要的著作全本收入。《精选》的出版，正可以弥补《全集》和《选集》的这些缺憾。
翻译是一种无止境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借这次《精选》出版的机会，我们对原先的译本做了新的校读、修正，力图使其更加可靠。但我们知道，尽管做了努力，由于种种原因，一定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使杜威著作的翻译臻于完美。
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焰社长，感谢朱华华编辑。杜威著作的中文翻译出版，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朱华华编辑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没有这种支持和付出，就没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杜威著作精选》。
刘放桐  陈亚军
2019年1月28日于复旦大学

出版者说明
   
［刊于1899年第1版第1印次］
本书的前三章是1899年4月向对大学初等学校感兴趣的家长和其他人所作的讲座。杜威先生根据速记记录作了部分修改,其他一些因出版需要而作的无关紧要的改动和细微修正未经杜威先生过目。因此，讲座保留了未经字斟句酌的特点和口语的语气。由于杜威先生的补充说明或多或少与初等学校相关，因此，也附在这里。

作者说明
    
［刊于《学校与社会》第1版第2印次］
本书再次印刷之际,我要向许多参与合作和支持的人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埃蒙斯·布莱恩(Emmons Blaine)夫人为本书作出的贡献，已经在题词中得到了部分说明。在我离开期间，我的朋友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夫妇以对细节持续不减的关注和艺术家的品位重塑了口语化的文字，直到该书适于出版。结果可以看到它成为这样一种迷人的成果——即它具有流畅易读的形式。对此，我经常向别人提及拥有这样的朋友是一生的幸运。
实验学校激发并确定了书中所呈现的观点。篇幅所限,不允许我把所有为实验学校的建立付出及时而慷慨努力的朋友都列举出来。在这些朋友中,我相信，大家会非常赞同我特别提到查尔斯·克莱恩(Charles R. Crane)夫人和威廉·林恩(William R. Linn)夫人两个人的名字，承认她们作出的贡献是尤为合适的。
学校本身的教育工作是一项共同的事业,许多人投身于这项事业中。我妻子清晰而富有经验的思维，体现在学校组织的方方面面。学校教育者的智慧、技巧和热情，使学校从初一堆杂乱的计划转变为具备清楚的形式与有自己生命和活动的实体。不管本书提出何种观念问题,都是在扩展儿童生活的工作中通过多种思想和行为的协作而解决的。
1900年1月5日
    
学校与社会
［刊于《学校与社会》第2版］
本版对组成著作前半部分的三篇讲座作了一些字词上的细微改动。著作的后半部分是首次收录的文章,其中部分来自作者给《初等学校纪要》（Elementary School Record）的投稿材料，并做了一些改动，这个杂志已绝版很久了。
也许可以允许作者本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他的满意，本书中的教育观点已经不像15年前那么新颖了;他愿意相信，本书作为教育实验的一个结果,在变革中是有影响力的。
1915年7月

修订版译后记
    
《学校与社会》在杜威的著作中居有特殊地位。杜威一生著述甚丰，完成著作40种，论文700多篇。其驰名著作，多集中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这一本《学校与社会》是杜威在教育学领域的代表作，社会和学术影响，堪与他的心理学和哲学名著相提并论。这本著作同时也是杜威思想中期的作品，他后来的相关思想，都可以看作这一时期思想的展开。这一著作对理解杜威思想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本书是作为《杜威全集·中期著作》卷的一部分翻译出版的。从译定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了。这6年里，作为本书的译者，我对“学校与社会”这一主题，有了比当初翻译时深刻、丰富得多的体验。回头再读这本书，更加钦佩杜威的识见，钦佩他选取的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我看来，心理学和哲学，或许还应该加上社会学，是教育学的相关学科，甚至是教育学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里程碑式的教育家，却对心理学不甚了了，在哲学上也没有自己的见解。杜威的得天独厚在于，他不仅掌握着当时的心理学和犀利的哲学，他还是这种心理学的引领者之一，这种哲学的奠基者之一。这就是说，他比那些掌握了等量的知识但却是被引领的人，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超的视角——他知道这些学科在人类经验和人类知识中的位置，了解其功能和盲点。总之，他对人类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所要把握的世界，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这样，在杜威这里，教育就不只是一种实现既定的具体目标的活动，杜威是那种要考察和重新定义教育的目标的人，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知道把教育安放在何处，也比其他人更知道如何在教育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调适。简言之，对于别的教育者，教育就是全部，而对于杜威，教育是社会的一部分。别的教育者，即便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局限，却很少有能力超越这一局限，说到底，超越局限不是一个意愿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而如果不具备如杜威一样的学术训练和知识背景，连意识到所身处的传统的局限，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在理智世界，罗素和杜威具有同等影响力，或许还大一些，罗素同样热衷教育，有多种教育学著作并积极投身教育实践。但众所周知，罗素对教育学的贡献远不及杜威。杜威胜出的关键，在于他始终不渝坚持不懈地亲身参与教育活动，使他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互动，实践丰富、修正了理论，而理论提升、精炼了实践。可以说，杜威一直在阅读“学校与社会”这部大书，才会有《学校与社会》这本著作。后者始终指向前者，与其说它是一部指南，一张地图，不如说它是一个路标，地图会随地貌的改变而被修订，路标却不会。这正是杜威这本书长久的价值所在——书的具体内容有些已经落伍，还有些已被证明为错，但是它所指示的根本的方向依然正确，因此继续担负着路标的功能。
译者
2018年8月16日

作者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

译者 刘时工，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起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代表作品：《爱与正义：尼布尔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译著《自然法论文集
》。

主编序 

出版者说明 

作者说明

章  学校与社会进步

第二章  学校与儿童生活

第三章  教育中的浪费 

第四章  大学初等学校的三年

第五章  初等教育心理学

第六章  福禄培尔教育原理

第七章  关于作业的心理学

第八章  注意力的发展

第九章  初等教育中历史教学的目标

修订版译后记

作者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

译者 刘时工，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起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代表作品：《爱与正义：尼布尔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译著《自然法论文集》。

章  学校与社会进步

学校与社会
    
我们很容易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把学校看成是教师和学生或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某种东西。令我们感兴趣的，自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孩子所取得的进步:他的体格的正常发展,在读、写、算方面能力的提高,地理和历史知识的增长,礼仪以及敏捷、守秩序和勤奋习惯的改进——我们正是根据诸如此类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工作成效。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眼界需要扩大。秀明智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也一定是社会对全体儿童的期望。对于我们学校的任何其他的期望，都是狭隘和不妥的;如果依此行动,必定会破坏我们的民主。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付给它未来的成员来安排。社会希望借助新的可能性而实现所有更好的想法，从而为自己开辟未来。在这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重合在一起。社会只有致力于构成它的所有个体的充分发展,才有机会忠实于自己。而且,在如此给定的自我指导上,没有什么比学校起的作用更大,因为正如霍勒斯·曼（Horace Mann）所说的,“事物初生之处,一个开创者胜过一千个跟随者”。
无论何时,一旦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新运动,采用更广阔的或社会的视点变得尤为必要。否则,学校制度和传统方面的变革将被看作是某个教师心血来潮的发明，往坏的方面说，这是变化的时尚；往好的方面说，好的不过是某些细节上的改善——这是一个我们在考虑学校变革时习惯性采取的观点。这就像把机车或电报当作个人的发明一样，具有合理性。教育方法和课程上的修改，既是一种变化的社会情境的产物,也是为了满足正在形成的新社会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就像在工业和商业模式中所发生的改变一样。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根据社会上的重大变化，努力设想大体上可称之为“新教育”的涵义。我们能把这一“新教育”和事件的一般进程相连吗?如果我们这么做,“新教育”将会消除与社会隔离的特征;它将不再是一个仅仅从具有非凡才智的教育者处理特定学生而引出的事件。它将表现为整个社会进化的部分和片段,而且,至少在其更普遍的特征上,它是必然的。我们于是来探讨社会运动的主要方面;然后转向学校，以发现它为跟上社会运动而付出了何种努力。既然覆盖整个基础是绝不可能之事,大部分情况下，我将把自己限定在现代学校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上——即在手工训练名称下所进行的事——如果这件事和被改变的社会条件的关系得以显现的话,我们将易于承认关于其他教育改革的要点。
我对未能详细处理正在谈论的社会变化不作辩解。我本应提及的变化如此显著,甚至连快步闪过的人都能察知。我首先想到的是笼罩甚至控制了所有人的变化,即工业上的变化——科学的应用带来了大规模、廉价地利用自然力的巨大发明:以生产为目的，世界市场、供应这个市场的大规模制造中心，以及遍布各地的便宜而快捷的交通工具和分配途径，正在发展起来。从初产生之日算起,到今天为止，这一变化也不超过一个世纪之久;在其许多重要的方面,它仍处于继续发展的时期。人们很难相信，在历史中曾有过如此迅猛、宽广而彻底的革命。经过这场革命,地球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甚至波及了地球的物理形态;政治边界或被抹去或被移动,似乎它们真的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些线条;人口从大地的尽头匆匆聚拢到城市;生活习惯正在发生着令人惊异的急速全面的变化;对自然真理的寻求被无限地刺激和推动起来,而自然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商业的必需。甚至我们关于道德和宗教的观念和兴趣,位于我们本性深处而保守性的事物,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认为除了形式和表面风格以外,这一革命不会影响到教育的其他方面——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工厂制度之前是家庭和邻里制度。今天的人们只需回溯到一代、两代或至多三代,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典型工作实际上是在家庭中开展的，或者簇集在它的周围。穿的衣服绝大部分都是在家庭中缝制的，通常,家庭成员都熟悉剪羊毛、纺线、踏织布机的活计。整个照明的过程不是按开关、开电灯这样简单轻松的事,而是从宰杀牲畜到炼制油脂、到制作灯芯、再到浸入蜡烛等一系列辛苦而漫长的工作。面粉、木柴、食品、建材、家具,甚至钉子、折叶、锤子等五金,都由左邻右舍生产,在可随时走入、一览无余的店铺里出售。这些店铺常常是邻里们汇集的中心。整个工业过程从原材料在农场中的生产到后的产品投入使用，完全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不仅如此,实际上，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分担一部分工作。随着体力和能力的提高,儿童渐渐被教以几个工序的窍门。这事关当下的、个人关注的问题,甚至到了实际参与的程度。
我们不能忽略这种生活中所包含的纪律和品格塑造的因素:在秩序和勤奋的习惯方面的训练,在责任心和做某事、制造某物的义务的观念方面的训练。总有确实应该去做的事情,需要家庭的每一成员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与其他成员相合作。在行动中生效的人格，通过行动的中介得到培养、受到检验。再次重申,为了教育的目的,我们不能忽视直接接触自然的重要意义,不能忽视直接面对真实的事物和素材，不能忽视亲自参与到支配它们的实际过程并了解它们的使用和社会必要性的重要意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通过与现实的亲密接触，可以不断培养一个人的观察力、才智、建设性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现实感。家庭纺织、锯木工场、磨坊、制桶工厂和铁工场等工作的教育力量在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
为灌输知识而组织的实物教学不管有多少，决不能代替关于农场和田园有关动植物的直接知识，这种直接知识是在和动植物
亲密相处并照料它们的过程中获得的。学校中为训练的目的而开设的感官训练的学科，永远无法与在熟悉的职业生涯中所表现出的感觉-生活的生动和丰富相媲美。执行任务可训练语言记忆,科学和数学课程可提供推理能力的训练;但是,怀着真实的动机期待着真实结果的出现而行事,注意力和判断力在这种过程中获得的训练毕竟远远胜于通过上述课程得到的训练。课程的训练，毕竟是间接和空洞的。今天,工业的集中化和劳动力的分化已经在事实上取消了家庭工作和邻里工作——至少是取消了为教育目的而设立的家庭职业和邻里职业。但是，哀叹儿童谦虚、质朴、服从的美好岁月一去不复返是无用的,我们无法仅凭叹息和劝说而使过去的好时光重新回来。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唯有发生同样根本的变化才足以应对。我们必须重视需要为此作出的补偿——宽容精神的增长，社会见识的扩大，对人性的进一步了解，从外在的表现识别人的性格和判断社会环境的敏锐性，准确地适应不同的人格和接触更多的商业活动。考虑这些，对于今天城市里成长的儿童意义重大。但是，也存在一个实际问题，即我们如何留住这些优势,怎样把反映生活另一面的东西——要求个人负责和培养儿童与外界现实生活有关的各种作业——引入学校中来呢?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学校,就会发现,当前为显著的一个趋势是所谓手工训练、店铺劳作以及诸如缝纫和烹饪等家庭工艺的引入。
这不是怀着一定要现在的学校提供从前家庭中所提供的训练要素的明确意识而“有目的地”所为的,而是借着本能,通过实验，发现这一工作能为学生们提供有效的支持,给予他们一些任何其他途径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对这一工作的真正重要性的意识还是如此微弱,乃至于此项工作仅是以三心二意的、混乱的和互不相关的方式在进行。同时，为此项工作提供的论证很不充分,甚至常常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