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正版 中国妖怪大全 精装珍藏版 孙见坤 主编 ，志怪社 编著，紫图出品 9787201139296 天津人民出版社

　　提起妖怪，人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都是各种各样形状奇怪、样貌可怕，会使用法术，时常害人的精怪。这么理解固然不错，但未免略显狭隘。实际上，一切反常、怪异的现象与事物，都可以被称作“妖怪”。例如《汉书?龚遂传》中就说：“久之，宫中数有妖怪，王以问遂，遂以为有大忧，宫室将空。”宫中自然不可能屡次出现青面獠牙的精怪，这里的“妖怪”指的只能是一些怪异难解的现象。
　　而“妖”与“怪”这两个字，细说起来又有所区别。妖，《说文解字》中说：“地反物为?。”（“妖”字在《说文解字》中写作“?”）这句话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所谓“反物”，也就是指违反事物的本性，简言之就是反常。那么“怪”字又如何解释呢？《说文解字》给出的解释很简洁：“异也。”而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诡异为怪。”王充的《论衡?自纪》中则说：“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到了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总结为：“凡奇异非常皆曰怪。”可见“怪”的关键在于一个“异”字。妖者反常，怪者奇异，“妖怪”这个词实际上已经囊括了绝大多数超自然与不可知的现象与事物。
　　然而“妖”字多多少少还是带有一些不吉的意味，加之反常也可以视作是奇异的一种，因此古人在撰写这一类著作时，使用“怪”或与“怪”等同的“异”，要远远多过“妖”字。例如汉末的《异闻记》，魏晋时期王浮的《神异记》，南北朝时祖冲之的《述异记》，萧绎的《金楼子?志怪篇》，不知作者的《八朝穷怪录》，唐代牛僧孺的《玄怪录》，郑还古的《博异记》，宋代张师正的《括异志》，明代闵文振的《涉异志》，以及清代蒲松龄不朽的《聊斋志异》。因此之故，明代胡应麟在为小说分类时，便将这一类著作统称为“志怪”，并一直沿用至今。
　　志怪的历史几乎与中国文学史一样长。且不说《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丰富的神话故事，就连儒家经典之一的《左传》中，也有不少类似于后世志怪故事的内容。典型的就是《左传 ? 宣公十七年》中记载的，晋国魏武子的儿子魏颗没有按照父亲的遗命，把他所喜爱的妾殉葬，而是让她改嫁。后来，魏颗与秦国作战时，有一位老人用草绳将敌人绊倒，助其得胜。魏颗不知道这位老者是何人。到了晚上，老人托梦给魏颗，说自己就是那位妾的父亲，特来报恩云云。这已经与后世志怪小说中经常讲的因果报应故事相差无几了。然而这样的记述虽然有了志怪的雏形，但并不等于就是志怪。志怪的真正独立，要到汉代。这一时期的志怪，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种是受《山海经》影响的地理博物类志怪，典型的代表是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第二种是受《穆天子传》影响的传记类志怪，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刘向的《列仙传》《徐偃王志异》等。这时的志怪已经逐渐脱离原始的神话，而逐渐向小说的方向靠拢了。这一点从《神异经》与《山海经》的对比中便可以明显看出。《神异经》虽然在结构、内容、笔法等方面，都有意模仿《山海经》，但是全书有意淡化了地理背景，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异闻、异事的叙述上面，在故事情节上也比《山海经》更为丰富、细致。而汉代志怪中值得注意的新发展，是杂记类志怪的出现。这种志怪不同于前面两种志怪，或是专记山川方物、殊方异闻，或是专记历史异事、古今奇人，而是不分轩轾地杂记古今中外一切奇闻怪事。汉末陈寔所著《异闻记》的出现，标志着这一类志怪的正式诞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志怪创作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政治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动。倘若从东汉中平六年（189 年）董卓率兵进入洛阳算起，到开皇九年（589 年）隋文帝统一全国为止，整整四百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分裂动乱之中。士大夫成为政权频繁更迭中的牺牲品，老百姓则在连年的战乱与对峙中饱受蹂躏。自上到下，所有人都生活在危机四伏之中，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一时之间，谈玄说鬼之风大盛。与此同时，旧时有的方术巫鬼，掺杂了儒家经学的谶纬符瑞，新兴的道教与佛教等思想弥漫于全社会，加上中外贸易与交往的繁荣，大量异域思想与奇物传入中国，为志怪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参与到了志怪创作的队伍中来。张华、郭璞、葛洪、干宝、陶渊明、刘义庆、祖冲之、吴均、颜之推等，一大批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都曾参与其中，也使得这一时期志怪的文学价值大为提升。而且由于志怪内容的限制，使得作者通常采用史传笔法，以散文形式写成。篇幅简短、布局紧凑、结构简单、叙述直接、语言凝练，在当时盛行的骈俪文风中，以一种独有的古朴质直的面貌出现，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文学价值提升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志怪在内容上也有了极大的推进，单纯的地理博物类志怪和传记类志怪已经很少见，而杂记类志怪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加之自东晋后期起，南朝形成了追求渊博、崇拜知识的风气，聚书藏书成为社会风尚，博学多识成为人们，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追求，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之下，使得这一时期的志怪，在内容上空前的丰富。王国良先生在《六朝志怪小说考论》中曾将这一时期志怪代表性的内容总结为十三类，即神话传说、阴阳数术、民间信仰、精怪变化、鬼神灵异、殊方异物、服食修炼、仙境传说、异类婚姻、宗教灵验、冥界游行、因果报应、佛道争胜。可见其所记范围之广阔，事物之庞杂，几乎到了无所不包、无所不记的程度。
　　进入唐代之后，志怪创作的风气依旧不减，而且除了原有的志怪形式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传奇”这一新的小说类型。虽然当传奇发展到肃宗、代宗时，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神鬼妖怪，但当它诞生之初，却不得不说是由志怪演变发展而来。例如唐代早期的传奇《古镜记》中，将十个互不相关的妖怪故事，用一面古镜作为主线串联起来。这种情况在传奇产生之初还是颇为常见的，例如《梁四公记》中，以朝见梁武帝为主线，将四个异人的故事串联起来；《怀渡》中，以怀渡和尚为主线，将八个独立的小故事串联起来。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志怪向传奇过渡的痕迹。传奇与志怪之间的区别在于，传奇是作者有意识地创作，情节曲折、语言华美、想象丰富，人物性格与形象往往塑造得比较鲜明。这些都与传统的志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然而，传奇并未能取代志怪，在整个唐代，志怪与传奇都是并行不悖，各自发展的。而从唐代开始，无论是志怪还是传奇，作品的宗教意味都越来越淡。不但宣扬教义的作品日渐稀少，而且参与创作的宗教人士，相较南北朝时期也大幅减少，优秀作品更是几乎没有。只有唐末五代的传真天师杜光庭曾经闪耀一时。然而他的代表作《虬髯客传》，却与道教教义或是道教神仙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宗教意味的淡化，在进入宋代以后更为明显。突出的一点就是，无论是道教的神仙天尊，还是佛教的罗汉菩萨，在宋代的志怪与传奇中都极少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现。与此同时，妖怪与鬼魅成了这一时期志怪与传奇创作的重点。不但数量日益庞大，同时在内容上也跳出了单纯的因果报应、精怪变化、搜奇记异的范畴，而是借由妖怪与鬼魅来描写和揭示社会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提升了志怪的意义与价值，对后世志怪的创作影响甚为深远。同样是在宋代，话本与南戏的产生，使得志怪文学得以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到了明代，终形成了中国志怪文学的三大支柱：志怪笔记、神怪戏曲、神魔小说，三足鼎立的局面。
　　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志怪文学一度被扣上“宣扬迷信”的帽子而被批判。但这时的批判还主要集中在知识精英当中，普通民众中阅读志怪文学、观看神怪戏曲的依旧大有人在。然而进入 50 年代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整个志怪文化一度几近消失。除了个别书籍如《搜神记》《博物志》《太平广记》《夷坚志》《西游记》等，作为古典文学名著得以出版发行，其余大量的志怪文学在书店里却失去了踪影，曾经种类繁多的神怪戏曲也几乎从舞台上完全消失。
　　无独有偶，日本的“妖怪文化”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说来有趣，日本原先并没有“妖怪”这个词，在 19 世纪末之前，日本人主要是用“ばけもの”（汉字可译作“化物”）这个和语词汇来称呼妖怪的。到了19 世纪 90 年代，哲学家井上圆了出于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的目的，创立了“妖怪学”，并正式使用了“妖怪”一词。换言之，日本妖怪学的诞生是为了否定妖怪。随着教育的普及与科学的发展，很快大多数日本国民都已经认识到了妖怪的无稽。按照创立之初的目的来说，妖怪学的使命已经完成，妖怪学的研究也确实一度陷入沉寂。然而，很快就有人发现，妖怪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破除迷信而已，“妖怪”实际上是一种十分值得研究与重视的民俗现象。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民俗学研究方向，以及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运用妖怪素材进行新文学创作，为日本妖怪学带来了“二战”前的“中兴”。“二战”开始后，妖怪学在日本再度陷入沉寂。然而，当 60 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各种娱乐文化也随之复苏或传入。妖怪元素作为一种奇特的素材，也随着娱乐文化一起重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并且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既有学者们的严肃研究，又有各种以之为素材的二次创作，范围涵盖了文学、影视、动漫、美术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是蔚为大观。
　　反观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古代与近代的志怪文学得以整理出版，许多神怪内容的戏曲、曲艺也得以重新编排演出。同时，新的志怪文学和神怪内容的影视作品，以及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源源不断地出现。但是，新创作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往往有着两个共同的问题：是经典素材重复率高，人物、情节、神怪等内容往往局限于《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少数几部作品中。第二是原创内容质量偏低，在经典素材之外的原创内容，往往是设计过于现代，或是模仿痕迹太重。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创作者对于我国的志怪文化了解不足。不过这其中也有可以谅解之处。历代志怪文学留存到今天的，至少有上千卷之多，加之鱼龙混杂，质量良莠不齐，骤然面对，往往不知该如何选择。文字虽不能说是古奥，但对于缺少文言阅读训练的现代人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有鉴于此，我们编纂了这部《中国妖怪大全》，希望能够为想要了解中国志怪文化的读者，提供一部明快好读的“中国志怪精华本”，也为有志于相关题材创作的创作者们，提供一部丰富可靠的“中国志怪大百科”。
　　书名中用了“妖怪”，只因“志怪”在做名词时，已经限定为一种文学体裁，而这本书又是以各种妖精神怪为序编排的，故而改“志”为“妖”。至于为什么不叫“中国神怪大全”的原因，其一，是因为书中“神仙”的部分分量很少，只有全书的十分之一不到；其二，是因为本书所选基本是以古代志怪和神话为范围，对于道教、民间信仰、国家祀典中的神灵几乎没有涉及，叫“中国神怪大全”反而名不副实了。
　　本书由我与编辑部同仁共同拟定框架，再由编辑部同仁搜集资料并译为白话文，然后由我审阅统稿。在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书中所选的故事，基本都附有古籍中的原文，但个别篇目由于原文过长，因而只做了节录。其二，编辑部的同仁在译白话文时，各篇的情况各有不同，同仁们的文风也不尽一致，因此有的篇目偏于直译，有的篇目则偏于意译，甚至略有发挥，我在统稿时对此没有强求统一，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其三，书中开篇选取了若干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在古籍中，他们既有历史人物的一面，又有神话人物的一面，本书着重选取他们作为神话人物的一面。由于时代久远，记录零散，因此他们的故事往往是由多处记载拼合起来的，个别篇目还参考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其四，极个别篇目的材料来源网络，虽然几经搜寻，但仍未能找到确切的出处，又不忍舍弃，姑且保留，以供参考。
　　本书虽名“大全”，但中国的志怪文化博大精深，著作汗牛充栋，绝不是我们这一本书所能涵盖的。如果本书能够成为引领读者深入志怪文学的向导，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完全值得了。

      妖怪文化是东方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奇特文化，妖怪体现了民间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身处被传统文化熏陶过的土地，我们对某些具备民族及地域特征的妖怪并不陌生，甚至会抱有深刻的感情：比如雷峰塔下的白蛇，涂山的九尾狐……毋庸置疑，在它们的身上都深深烙印着这片土地上某些不言而喻的东西，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妖怪的形态千奇百怪，其性却如人类一般，有善有恶，有些甚至是神奇的，且令人敬畏的。它们时而狰狞恐怖，时而滑稽可爱……它们其实是千变万化的人性缩影。

      《中国妖怪大全》是中国妖怪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全书收录了305个妖怪（含136个妖魔鬼怪，125种奇禽异兽，27位神仙异人，17种仙草奇虫），217个神话故事，417幅经典绘画。从神仙异人到奇禽异兽，再到妖魔鬼怪，汇集中国各地传说、民俗和神话，配以奇幻又富有创意的插画，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神秘莫测的妖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