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当正版 自由与多元论 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 [英国]乔治·克劳德 著,应奇 惠春寿 李哲罕 译 9787544773898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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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正版 自由与多元论 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 [英国]乔治·克劳德 著,应奇 惠春寿 李哲罕 译 9787544773898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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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乔治·克劳德 著,应奇 惠春寿 李哲罕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73898

出版时间2018-08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5352994

上书时间202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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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序 言

 

    本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目标是,我试图通俗易懂地介绍以赛亚·伯林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的思想所引出的批判性文献;第二个目标是,我旨在捍卫对伯林之工作的一种特定解释,也就是对那种工作之长处和弱点的一种特定评价,以及对怎样发展伯林的工作并把它应用到当前关心之问题上的一种特定阐释。

    正因为本书有双重目标,读者会注意到,当我从我希望是差堪公允的评注转向批判性的论证时,发生了某种目标上的变化。实际上,我希望读者们真的注意到这些变化,因为我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避免我认为在对伯林的某些先前的批判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未能恰当地把他的思想与他的批评者的思想分离开来。自始至终,我都牢记亨利·哈代给我的忠告:要小心地把伯林所说的,他所蕴含着的以及他应该说的区分开来。相应地,只要有可能,我都努力以伯林自己所说的为准,在有必要的地方做出解释,而当所引出的问题被证明与伯林实际上提供的观点相反的或相互补充的论证是有根据的时,我要么与他的观点分道扬镳,要么发展他的观点。我希望,自己什么时候在做哪一种工作,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尤其是,在那些我走到伯林之外的地方(特别是第七章和第八章),我都努力表明伯林停止在哪里,我开始在哪里,并把任何此类论证保持在伯林的一般立场的精神范围之内。

    对亨利·哈代,我要感谢的远不止上面提到过的。实际上,伯林著作的任何研究者都欠亨利一份特殊的恩情,因为他是伯林的编辑和文字保管人之一。伯林对发表他的著作非常慎重,如果没有亨利的精心工作,那么他的许多著述就将会四散各处。亨利还建立了一个“以赛亚·伯林电子图书馆”,这是仅次于文本本身的研究伯林有用的工具。它包含伯林和关于伯林的著述的一个完备目录,还有许多别的资料。此外,我还要表达个人对于亨利的感谢,他经年累月地支持我的工作,而且阅读和评论了整部书稿,帮我免除了许多错误。

    戴维·米勒和Polity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评审人也阅读了全部书稿,他们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阅读部分书稿并提出建议的同事和朋友还包括Rick De Angelis, Martin Griffiths, Anthony Langlois, Lionel Orchard, Norman Wintrop和Peter Woolcock。Jerry Cohen, Michael Freeden, Mark Philp和Alan Ryan在交谈中给予我很多有用的信息和洞见。我也感谢Polity出版社的John Thompson, Reitha Pattison和Elizabeth Molonari,以及本书的编辑Helen Gray和Jean van Altena。本书的研究得到弗兰德斯大学的校外研究项目和小型补助项目的支持。如同往常一样,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Sue Thiele。

    书稿的部分内容曾以“刺猬与狐狸”为题发表在《澳大利亚政治科学杂志》第38期(2003,333—339)上,我感谢出版方允许再次使用这些材料。我也衷心感谢代表以赛亚·伯林文字保管方的布朗恩集团允许我广泛地引用伯林的《自由论》。



导语摘要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他宽泛的政治理论思想中,存在着一条贯通彼此的重要线索:揭露20世纪极权主义的概念根源。伯林大体通过对三个层面的分析来追溯这一根源:卢梭等思想家对自由观念的扭曲;启蒙的科学至上主义,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道德一元论。

    乔治·克劳德认为,伯林对自由在当代之敌人的批判非常激动人心且充满力量,但其思想一致性也受到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紧张关系的威胁。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简明易解的文字全面而详细地分析了伯林的政治观念,并以此为政治思想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简介

乔治·克劳德是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曾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多地任教。主要著作有《古典无政府主义》(1991)、《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2002)、《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2004)、《一元与多元:读以赛亚·伯林》(2007)、《多元理论入门》(2013)等。



目录

序 言


文献缩写表


 


章 刺猬与狐狸


第二章 三条主线


第三章 自由的背叛


第四章 两种自由概念


第五章 启蒙及其批评者


第六章 多元论与自由主义


第七章 伯林之后


第八章 伯林的成就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内容摘要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他宽泛的政治理论思想中,存在着一条贯通彼此的重要线索:揭露20世纪极权主义的概念根源。伯林大体通过对三个层面的分析来追溯这一根源:卢梭等思想家对自由观念的扭曲;启蒙的科学至上主义,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道德一元论。


    乔治·克劳德认为,伯林对自由在当代之敌人的批判非常激动人心且充满力量,但其思想一致性也受到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紧张关系的威胁。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简明易解的文字全面而详细地分析了伯林的政治观念,并以此为政治思想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主编推荐

乔治·克劳德是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曾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多地任教。主要著作有《古典无政府主义》(1991)、《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2002)、《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2004)、《一元与多元:读以赛亚·伯林》(2007)、《多元理论入门》(2013)等。



精彩内容
章  刺猬与狐狸

 

    在其著名的一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引用了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一句诗:“狐狸多方,而刺猬只一招。”(RT,22)对伯林来说,这句话提示了两种艺术家或思想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区别。一方面,有像刺猬那样的类型,他们“把每样事物都与一个单一的核心图景联系起来,这个体系或多或少是自圆其说的或头头是道的,他们就用这种图景来理解、思考和感知”。另一方面有狐狸那种类型,“他们追求的许多目标常常是不相关的甚至是矛盾的”,他们的思考“在许多层次上展开,在力图抓住变化万千的独立存在的经验和对象之本质的同时,并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试图把它们适配到任何一成不变的、无所不包的,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和不完备的,常常是狂热的内在图景中去”(RT,22)。根据伯林的判断,但丁、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尔、黑格尔等属于刺猬,莎士比亚、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和蒙田属于狐狸。

    那么伯林自己是刺猬还是狐狸?他说刺猬的统一图景有可能成为“狂热的”,这暗示了伯林的正式立场:跟着狐狸走更为安全;要警惕刺猬。刺猬与狐狸的对比是对伯林思想深处的关键区分的一种隐喻,这种区分就是道德与政治哲学中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区分: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有一种回答所有的道德或政治问题的正确的方式,而多元论的观点则认为基本的人类善是多种多样的,相互冲突和不可通约的。伯林相信,一元论包含着多元论试图避免的危险。作为多元论者,伯林倾向于把自己呈现为一只狐狸,而且他确实博识多闻。正如他的传记作家伊格纳季耶夫所指出的:“在20世纪英美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中,还没有其他人对如此宽泛的学科领域做出这样的贡献: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虽然如此,伯林也是刺猬,而且这可能是在更深层次上说的。他的皇皇著述,不管其即时的焦点如何变化,都可以说是专注于一个的压倒性的计划,也就是针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伯林显然是站在冷战中的自由民主一方的。他对于那个事业的贡献就是把极权主义病症的起源追溯到其智识根源上,他认为前者完全不是源于20世纪独有的任何全新的观点,而是源于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由和道德观念。他所开出的药方是一种更坚定的也更现实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纠正了18和19世纪在他看来是志满意得的预期,它不是致力于一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而是要捍卫与人类境况不可分离的艰难选择的人道安排。伯林的确不能说是一位单维度的思想家,也不是兴趣狭隘的人。虽然如此,他的思想也远不能说是没有联系的主张和洞见的一个无谓的系列。他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有一个独特的中心,而且其发展遵循着一种可理解的轨迹。

 

三大论题

 

    在伯林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冲突这一首要关注之内,有三个主要的论题出现在他的工作中。这三个论题都包含着对比和冲突:自由的消极观念与积极观念之间,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之间,以及对道德的一元论理解与多元论理解之间的对比和冲突。

    首先,伯林直接地在他所谓“自由的背叛”中发现了极权主义思维的根源。这种观念并不只是对自由的单纯拒斥,而且是对真正的自由的一种全面曲解。消极自由,也就是不存在强制性的干涉,它与积极自由形成对照,后者是自我控制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不是受任意的欲望所支配的,而是由“真实的”或本真的自我所支配的。虽然消极的自由观念和积极的自由观念表征着自由的真实和重要的方面,历史却表明积极的自由观念是特别容易被滥用的。这是因为它造成了以下这种可能性,一个人的真正愿望或许会被等同于某个外在的权威,例如国家或政党的命令。自由于是就被定义为服从,而且实际上被歪曲成了它的对立面。伯林并不完全拒斥积极自由,但他对于这种被扭曲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他把消极自由推举为更安全的选项,认为它是更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

    伯林的第二个论题是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或浪漫主义之间的冲突。伯林原创性地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区分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浪漫主义的”自由。2就其强调个人本真性而言,积极自由观念的一个来源是在对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的反动中,对于个人和整个文化的独特性的浪漫主义强调。浪漫主义是现代民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摇篮,这两者结合在伯林时代的右翼极权主义之中。然而,根据伯林的观点,启蒙运动对于20世纪的病症也难辞其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伯林把自己看作是相信理性、个人自由和宽容的启蒙运动的捍卫者。但是,启蒙运动思想的某些流派把理性和科学的要求提升到乌托邦式的高度,而这些因素在左翼极权主义的滋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伯林的主要靶子。对伯林来说,斯大林主义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并由他追溯到像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样好名声的18世纪哲人的极度乐观的科学主义。而且,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流派得到了浪漫派的反启蒙运动先辈的有效抵抗。尤其是,维柯、赫尔德和哈曼,对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之于独特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恰当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于是,伯林开始从反启蒙运动中寻找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灾难既植根于启蒙运动,也植根于其批评者,但每一方也提供了反对另一方的暴行之武器。

    伯林的第三个论题是为深刻的,这就是一元论的与多元论的道德观之间的对立。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和乌托邦的面向,确实是为整体的西方思想中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倾向的一个现代示例。这就是要假定,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个层次上,所有真正的道德价值都必须被整合到一个融贯的体系中,对于任何道德问题,这个体系都能够产生正确的答案。这是道德“一元论”。其政治含义就是乌托邦:真正的道德体系,一旦被我们掌握,就将使我们能够消除所有的政治冲突,并将使得一个完美的社会成为可能,在这个社会中,将会就一种的生活方式达成普遍的同意。伯林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公正地对待人类道德经验中冲突的深度和顽固性。那种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时常会面对相互竞争的善之间的选择,从简单的一元论规则中并不能得出对这种选择的清晰答案。而且,一元论的观点确实有其危险性。假定道德和政治的完美即使在原则上也是可能的,这就会引发这样的想法:这种完美的实现将使得运用任何有效的手段成为正当。伯林相信,通过乌托邦主义,道德一元论与政治极权主义之间有一种历史上可以觉察的联系。

 

    对于道德之深刻本性的更为真实和稳妥的观点是“价值多元论”的观点。有许多人类之善,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这些善,而它们之中有些是普遍的。但它们有时候是“不可通约的”,这意味着,它们彼此是如此不同,每一个都有它独特的性质和效力,无法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加以转译。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它们开始冲突时,在它们之间的选择是一种艰难的选择,这部分是因为选择一种善必定会放弃另一种善,也是因为我们无法运用任何简单的规则把对立的善还原到一个共同的公分母,或者把它们安排进一个在所有情形中都适用的的等级体系。例如,根据伯林的观点,自由和平等就是不可通约的。每一个都是本身就有价值的;任何数量的另一个都无法完全补偿这一个。当它们在特定的情形中发生冲突时,我们常常面对艰难的,有时是悲剧性的选择。那些选择无法通过诸如功利主义这样简单的决策程序得到解决,因为不管怎样理解“功利”,它都是与自由和平等处于潜在竞争状态的另一种不可通约的善。这并不是说在不可通约的善之间的选择就一定是非理性的,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一种选择会比另一种更能够得到辩护。这一点我会在稍后加以论证。它确实意味着多元论的选择常常是复杂和痛苦的。

    那么,价值多元论有何政治含义?伯林相信多元论把我们引向自由主义。对他来说,多元论意味着人类经验中选择的无可逃避性,他据此为选择的自由做论证。正如已经提到的,多元论也意味着道德和政治完美的不可能性,以及分歧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一种人道的和有活力的政治因此就要承认关于善的根本分歧,并试图包容和调和而不是超越那种分歧。这就是自由主义与各种乌托邦学说的对立之处。从根本上说,道德一元论使之成为可能的乌托邦思想会诱发这样的想法,通过参照一种从定义上说是终的和可欲的目的来证明任何手段的正当性。价值多元论观点否认有任何这种终的目的,而是坚持认为有需要加以平衡的相对不同的目的,并且告诫在实现那种平衡时必须小心谨慎。多元论因此把自由主义推举为政治领域中对于人类的不完美与分歧的一种人道的反应。说伯林是一只刺猬,潜在的含义就是(具有反讽意味地)他是一只价值多元论的刺猬:“警惕刺猬;冒充狐狸。”



媒体评论

   克劳德巧妙地阐述了自由主义与多元论在伯林研究中的联系,并对此做出了同情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也以此对伯林做出了极为重要的阐释,为读者理解这一主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理查德·贝拉米,伦敦大学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这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书,在当下对伯林的批评研究中十分出众。

        ——戴维·米勒,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

 

    《自由与多元论》一书是迄今为止对伯林思想*为平衡、全面且富有洞察力的考察。每个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过去与未来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从克劳德抽丝剥茧的研究中获益。

        ——威廉·高尔斯顿,马里兰大学哲学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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