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正版 诗可以歌 任中敏 9787807683865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导读 / 张之为 戴伟华
任中敏先生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著述总是高昂着诗情。八十六岁为《唐声诗》写跋，其慷慨激亢之词依然令人震撼：“校事既毕，自我欣赏曰：善哉《唐声诗》！严限主题，穷原尽委，洵至‘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自会于沦肌浃髓’！诚无愧于其好伴侣《唐戏弄》，并无怍于其大家庭《唐艺发微》！堪为‘声诗学’作人梯之初阶，仰而攀登，何患不隮！后之来者，其有意乎？”任先生的学术是独特的，他的卓著之处在于极强的开拓性与前沿性，广阔的学术视野、强烈的学术个性超越了时代和潮流。
一
任先生名讷，字中敏，以字行。1897年出生于扬州，1918年，二十二岁的任中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遇词曲大师吴梅。吴梅被誉为“曲学之能辨章得失，明示条例，成一家之言，导后来先路”的一代宗师。他对任中敏分外赏识，任先生亦专意于词曲，后遂寓居苏州吴梅家，尽读奢摩他室词曲珍本。这是任中敏学术生涯的积累和起步期，由此他开始了九十五年岁月中的个学术阶段：建立“任氏散曲学”。其主要学术成果有：
1924年，以奢摩他室录得的大量资料，并学习心得，整理成《读曲概录》。1926年，出版《元名家散曲六种》。1927年，出版《元曲三百首》。1931年，出版《荡气回肠曲》，署名王悠然（夫人王志渊笔名）；出版《散曲丛刊》十五种，正式提出“散曲学”的概念；又出版《词曲通义》，将词曲合并，做比较研究。1935年，出版《词学研究法》，反驳了孤立地以文学为中心的词学发生史的传统认识，提出建立全面的、立体的文化研究模式。1940年，出版《新曲苑》三十四种。《散曲丛刊》与《新曲苑》广搜前人曲学研究资料，资料整理与理论创建并行，被誉为近代散曲学奠基之作。
这些论著出手不凡，显示了任先生雄健的学术魄力。它们全面整理了古代散曲文献，系统总结了历史理论，传统散曲学的研究模式由此转换，终促成了散曲研究的现代转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任先生有两个别号，一曰二北，二曰半塘，可谓其研究范围与学术发展轨迹的凝练反映。“二北”指北宋词与北曲。“半塘”则是1958年出版之《唐戏弄》的署名。当时任先生被划为右派，著作本无望付梓，但出版社意识到这本书巨大的学术价值，便与任先生商议，以笔名付印。任先生说：“曹寅在扬州搞《全唐诗》，我不敢同他比并，且这本书只论戏剧，不论俳优、百戏，只是一个‘半边体’，就署‘半唐’吧！”出版社排印时又以“塘”代“唐”，遂定“半塘”之号。如果说“二北”指代的是任先生作为散曲研究家的学术阶段，“半塘”则意味着他又迈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唐代音乐文艺学。
唐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学科，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研究范式，学者的工作，很多时候只是在既有的研究框架内深耕细作。任先生的唐艺学研究则完全是颠覆性的。
1956年，年届花甲的任先生写下了一篇《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后附于《教坊记笺订》出版），展示了大气包举、架构宏备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总规划，提出包括敦煌文学研究、唐代戏剧研究、唐代燕乐歌辞研究三个部分共十六稿的研究计划。

我国自古就有诗、乐结合的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宋词到元曲，相关成果丰硕。任中敏先生创立散曲学、唐代音乐文艺学，其“主艺不主文”和“歌辞总体观念”的路径与理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古代音乐文学研究。本书择选任中敏重要著述，分为声诗研究，词学研究，散曲、敦煌曲研究，唐艺综论四辑编排。读者可由此了解中华古典诗歌的倚声传统，把握其在古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立体、鲜活的动人风姿。

我国自古就有诗、乐结合的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宋词到元曲，相关成果丰硕。任中敏先生创立散曲学、唐代音乐文艺学，其“主艺不主文”和“歌辞总体观念”的路径与理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古代音乐文学研究。本书择选任中敏重要著述，分为声诗研究，词学研究，散曲、敦煌曲研究，唐艺综论四辑编排。读者可由此了解中华古典诗歌的倚声传统，把握其在古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立体、鲜活的动人风姿。

任中敏（1897—1991），名讷，以字行，曾署名二北、半塘。江苏扬州人。为创立散曲学、唐代音乐文艺学的一代宗师。
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师从词曲大师吴梅。历任上海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等校教授，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奖。
著有《散曲丛刊》《教坊记笺订》《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唐戏弄》《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等。
张之为，1982年生，广东广州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刘禹锡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著有《〈唐声诗〉校理》《唐诗与音乐》等，在《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戴伟华，1958年生，江苏泰州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著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导 读 ……… 张之为、戴伟华   1

声诗研究
唐声诗总说  ………… 16
唐声诗之范围与定义  …………… 25
唐声诗之歌唱  …………… 83
唐声诗与长短句辞关系  ………… 116

词学研究
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  …………… 178
研究词乐之意见  …………… 214
研究词集之方法  …………… 222
词学研究法•作法与词律  …………… 246

散曲、敦煌曲研究
散曲概论 ……… 280
敦煌曲起源  …………… 319
敦煌曲内容  ……………… 339
敦煌曲体裁  …………… 358

唐艺综论
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 ……… 388
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  …………… 398
坚决废除“唐词”名称  ……………… 416

我国自古就有诗、乐结合的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宋词到元曲，相关成果丰硕。任中敏先生创立散曲学、唐代音乐文艺学，其“主艺不主文”和“歌辞总体观念”的路径与理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古代音乐文学研究。本书择选任中敏重要著述，分为声诗研究，词学研究，散曲、敦煌曲研究，唐艺综论四辑编排。读者可由此了解中华古典诗歌的倚声传统，把握其在古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立体、鲜活的动人风姿。

任中敏（1897—1991），名讷，以字行，曾署名二北、半塘。江苏扬州人。为创立散曲学、唐代音乐文艺学的一代宗师。
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师从词曲大师吴梅。历任上海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等校教授，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奖。
著有《散曲丛刊》《教坊记笺订》《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唐戏弄》《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等。
张之为，1982年生，广东广州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刘禹锡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著有《〈唐声诗〉校理》《唐诗与音乐》等，在《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戴伟华，1958年生，江苏泰州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著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敦煌曲内容

敦煌曲之内容如何？乃一重要问题。盖敦煌曲毕竟为长短句词或声诗，在时代与声乐方面，均去金元之南北曲甚远，而去五代两宋长短句词则为近；讵意一按其内容，举后世所谓词与曲之内涵，竟兼而有之，无所偏向，亦无所偏废也。自敦煌曲出现后，乃觉后世词与曲之此疆彼界，实在多事！其各执一端，犹斤斤以不相犯为能与确者，益徒见其隘耳！此说即从其修辞之风格方面求之，亦莫不然，初不限内容为然。自明以后，所谓词与曲者，已体制大备，而能事毕集。学者心目中，于诗、词、曲三事之概念，早已分别养成，期期以为不可混同。每认某也诗题，入词不可；某也曲题，入词亦不可。词题之分类，大致见于《草堂诗余》；如春夏秋冬四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十二类，或时令、节序、怀古、人物、人事、杂咏六类。曲题之分类，大致见于丹丘《曲论》。丹丘所列乐府十五体内，若“裙裾脂粉”“草堂泉石”“华观伟丽”“风流儒雅”等，固为词之所同有；但若“豪放不羁”“摅忠诉志”“嘲讥戏谑”“俳优诡喻”等，已非后世一般词中所能容。至于道家唱“游览太虚”，儒家唱“性理衡门”，佛家唱“天堂地狱”等，则去《花间》《草堂》，以迄《词综》《词选》《宋词三百首》等事业，愈益荒远不可追！而不意敦煌曲早在丹丘以前约七百年，即已宏开境域，凡百涵容，无所不至。然后知凡有关词曲之重要理解与论断，昔之所凭依者，今已大抵动摇，在在非重新考量不可矣。
上文引龙沐勋《词体之演进》内论《云谣集》，犹曰：“三十首中，除怨征夫远去，独守空闺之作外，其他亦为一般儿女相思之词，无忧生念乱之情，亦无何等高尚思想。”龙氏于《中国韵文史》曰：“此类（指《凤归云》）作品，在全集中，所占成分多。余或述男女思慕之情，或作一般娇艳之语，大率皆普遍情感，为当时民众所易了解之歌曲。”是仍以旧时观念，与词之普通内容，来衡度敦煌曲耳。唐圭璋《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则谓其间或有怀念征夫之词，有怨恨荡子之词，有描写怨情之词；与《花间》《尊前》之内容相较，亦无二致。须知《云谣》三十三首之选录，原适应一种较狭隘之标准，此集实不足以代表敦煌曲之全部也。王集叙录曰：“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乃就其所总汇之一百六十一首而言，视野较广，庶几近之。兹将上述敦煌曲五百四十五首之内容，详为分析，列作以下之二十类。每类下注明辞之首数。虽因观点不同，入彼出此，各人所见，难于划一；但若执其大端，不事胶柱，则所见结果，当亦相去不远耳。
（一）疾苦五  （二）怨思三六  （三）别离三
（四）旅客十  （五）感慨六  （六）隐逸五
（七）爱情二三  （八）伎情一七  （九）闲情一五
（十）志愿二三  （十一）豪侠四  （十二）勇武五
（十三）颂扬二五 （十四）医三  （十五）道二
（十六）佛二九八 （十七）人生二一 （十八）劝学五
（十九）劝孝三四一 （二十）杂俎五
类疾苦五首内，四首〔一二七〕至〔一三〇〕演孟姜女送寒衣故事，有“为吃他官家重衣粮”句；一首〔二一三〕极言兵役之苦，亦有“低头泪落悔吃粮”句。其痛苦之由来，明明皆为生活所迫，遂不觉激起反战反役之感。莫谓此类仅五首而已，为数不多，须知第二类怨思之三十六首，表面虽为闺情、闺怨、闺思……实际乃与上五首同一生活情况与政治背景。正如上文引《教坊记》内，含有反战争意义之曲名三十余，以证明《云谣》七曲之作辞时代者；作此三十六辞之真实动机，同在壮丁之被迫应役；有非龙氏所谓“怨征夫远去，独守空闺”，或“儿女相思”，或王氏所谓“闺情与花柳”者，所能了之。兹故以此怨思三十六首，续在疾苦五首之后，以示其内容实一贯。至第三别离，第四旅客，虽辞数不多，其所呻吟者，亦当时社会上一般之忧闷，《唐书•五行志》所谓“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是也。以上四类，可作一组。——此其内容之特点一也。
兹所以有第八类伎情者，正欲使内容不同之“裙裾脂粉”“花柳风情”，不与征妇怨思相混。敦煌曲辞中，凡及“五陵年少”“公子王孙”者，可以概归伎情；凡及“征夫”“良人”“边庭”“寒衣”者，可以概归怨思。此种判别，似非迂拘，亦非苛刻。盖前者不过纨袴追欢，倡女卖笑；其曲之歌舞，亦供有闲者侑酒享乐而已。宋米芾评苏舜钦书曰：“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此数语可借作注解。赵尊岳跋《云谣集》，谓“或出于歌楼酒人之口吻”，亦正以此。与后者之遭遇困厄，郁结不伸，吟叹弄声，聊以写忧者，显然两事。此亦惟在敦煌曲之资料内，方较为明著；二者实已对立，不容不分。至于普通儿女之私，于上二类倶有未合者，则概入第七类之爱情。若第九闲情之内容，乃游春、消夏、泛舟、斗草、玩月、怀古等，故又别为一类。——此其内容之特点二也。
第十三歌功颂德之辞，乃当时政治上之直接产品。有来自国内与国外两种。国内臣民，于歌颂之中，每隐寓祈求和平、俾安生息之意，则与、二类，有消息相通之处。国外献忠之曲，有情辞恳切，出于至诚，不仅官样文章者。如上举武后以后，玄宗以前之《献忠心》二首〔〇七一〕〔〇七二〕，有“学唐化”与“生死大唐好”等语，真诚拥护“天可汗”，非中唐以后所能有。——此其内容之特点三也。
佛曲繁衍之社会背景，已如次章曲调考证所云矣。本节就一般内容与分量言之，佛曲歌辞在敦煌曲内，已逾全数之半，此事原无足异。因若《五更转》《十二时》等调，皆联章体，曲数遂多；仅“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十二时》一套，百三十四首，即又占其辞全数之半矣。尤不仅此也：劝孝之三十四首中，有二十二首实为佛门之代劝。儒家劝孝，向来呆呆板板，罕有用乐曲歌辞者。慨叹人生之廿一曲，亦带浓厚之出世思想，其发于一源，不言而喻。此乃佛教宣传之多种方式，八面网罗，使人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诸曲歌唱之终目的，并不仅在使听众能于了解生老病死遂止耳。郑振铎《俗文学史》谓女人百岁篇：“其中充满了悲感的气氛，却不是什么宗教的劝道歌。”末语适得其反。果如郑氏看法，则在佛徒必幸其作曲之计得售矣！故此二类曲五十五首，亦当归入佛辞系统。至于正规佛辞之内容，不外两种：一乃敷衍太子成佛之经过，头绪简单；一乃普劝修行，须从四众种种不同之实际生活出发，非空洞激扬信念而已，故内容较为复杂。此中代表之作，自以〔五〇一〕以下百三十四首一套，规模特大，体段特长者为。按其资料，除彼教普通之成说外，另有数点，为其他佛辞内所不常见者：曰表示工农劳苦，如〔五八九〕〔五九〇〕〔五九一〕等曲是。曰表示贫富悬殊，如〔五〇一〕〔六二七〕等。曰表示剥削侵害，如〔五六七〕〔五九五〕等。曰同情囚徒冤抑。如〔六二六〕等。凡此作用，都不外打动人心、皈依三宝而已，并非认识社会问题，真谋康济民物。然凡此种种，乃《尊前》《花间》之诸作者，所从不顾盼，绝无意趣者，佛曲诸辞能于有之，亦构成敦煌曲广大之一道耳。——此其内容之特点四也。

戴伟华（《南方周末》）：
任先生说过：“要敢于争鸣——枪对枪，刀对刀，两刀相撞，铿然有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勇于争鸣，敢于战斗。
看着先生的遗迹，仿佛遥望任先生远逝的身影，一幅画面浮出：个头不高，深度镜片，中装，呢帽，挥拳呼喊，“扬州人不是豆腐”“要抬得起头，过得了江”，声如洪钟。“过江”在旧式扬州学者那里有特殊意义，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国民政府首都在南京，能有建树，过长江，到南京的人，非等闲之辈。
任中敏先生性格刚烈、倔强，俨然一位“斗士”。朱自清概括其为“憨”，他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曾介绍这位同乡同学：“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憨’的！”

吴周文（中国散文学会原副会长）：
他有了他创造性的发现。那些线装的古籍和枯燥的文字，在他的脑海里，却变成了敦煌石窟里的飞天女郎而美妙绝伦，变成了唐明皇弹奏的“霓裳羽衣曲”而千古永恒，变成了创造中华精神文明的“金銮殿”而烛照着伟大中华民族的历史。
有一种精神境界叫平淡，那是从喧嚣的现实世界退回到自我内心的宁静，在宁静中“苦其心志”，再悟得独善其身的立志。任先生发愤而立言、立说，将曲艺、戏剧、音乐三足鼎立的唐代文艺学遗产大厦，呈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

吴锡平（扬州大学宣传部）：
“申硕得博”，中国教育史上一段的“佳话”！
1981年，扬州师范学院接到通知后，试报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任中敏教授为硕士生导师。*长蒋南翔主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说：“扬州任老不当博导，我们不好意思当博导。”北京大学余冠英教授附议：“我也有同感。”
后委员会一致同意，批准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这是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点之一，任中敏先生也成为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凭借词曲学、戏曲理论和敦煌学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早已蜚声海内外的任中敏先生，已是85岁高龄了！
这可能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一个的例子，也是一段尊崇学术、正本清源的学林佳话，但其背后却饱含着时移世易、岁月蹉跎的辛酸与无奈。

刘烨（《中国德育》）：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任中敏正是一位严师，一位百年难遇的严师；正是他的“严”，在那个年代，成就了汉民中学的辉煌。
汉民中学于1937年秋创建于南京栖霞山，上课七周，因全面抗战爆发，迁到桂林，1938年初于穿山脚下筑舍建校。汉民中学办学12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民中学更名为“桂林市中学”），蜚声西南。当时在汉民中学学生中流传：“读了两年考西大，读满三年考清华。”由此可见汉民中学办学质量之高。
任中敏抱着“日寇侵华，国难日极，我欲以培养救国青年，壮大御辱力量”的目的来办学，从严治校，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材。

夏明亮（人民政协网）：
任中敏特别强调老师要为人师表，要为“人师”，为“德师”，不要做“商师”，曾在《大公报》上撰文痛斥“商师”之弊。他明确要求全校学生：聪明正直，至大至刚；严格考试，严正做人；清白鲜明，临难不苟；刻苦耐劳，牺牲奋斗；永怀斡地排天志，各要千锤百炼身。
国文教学没有统一教材，他亲自编选教学文章，收录《梅花岭记》《满江红》《正气歌》等篇目，还邀请柳亚子、李四光、梁漱溟等名家来校讲课。
当时，学校的男生都剃光头，桂林父老乡亲戏称汉民中学为“少林寺”。汉民中学毕业学生考取名牌大学的数量在广西也是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