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与东晋袁宏《名士传》之关系 

本书是《世说新语》的一个选本。

全书分为四卷，依次为：正始名士卷、竹林七贤卷、中朝名士卷以及东晋名士卷。前三卷的框架与名单，是从东晋袁宏的《名士传》借鉴过来的。第四卷，是我对《名士传》的续编；袁宏为东晋人，当年来不及编写。

《世说新语》文学门第九十四则记载了袁宏写成《名士传》时的情景：“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原来，袁宏《名士传》脱稿后，去见谢安；谢安得悉此事，笑说：“我曾经跟一些人讲述江北故事，本来只是随口说说，闹着玩的，没想到彦伯（袁宏的字）这么认真，竟然记下来写成书了。”所谓“江北事”，指曹魏末年以及西晋一朝的故事；彼时京师是洛阳，在长江以北，故称。换言之，袁宏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谢安的口述。谢安在出山之前，潜心研究过曹魏、西晋的诸多名士，熟悉他们的思想和故事，在朋友聚会时娓娓道来，讲得津津有味，吸引了诸多听众，其中，为热心的听众就是袁宏。这就是《名士传》的由来。

袁宏的《名士传》今已失传。南朝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特别将《名士传》收录的名单列了出来：“（袁）宏 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 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换言之，《名士传》分为三卷，依次是卷一 “正始名士”，卷二“竹林名士”，卷三“中朝名士”。估计到 了刘孝标的时代，《名士传》尚然在世，刘孝标就是看到此书才 会注释得那么具体而详细。而本书前三卷的框架和名单即渊源 于此（至于本书第四卷的入选名单及其缘由，敬请参见该卷的导读部分）。

书名里的“别裁”二字，意为原文全依《世说新语》而另作编排。编排的方式从袁宏而来，创意是他的，具体的选择和解释是我的。这样别裁的选本，目前尚未见到，也算是一种尝试。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个门类，一个人物的故事每每散落在不同的门类之中，检读不易，难以形成关于某个人物的整体印象，于知人论世有所不利。如果将某个人物的故事，大体依照其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结合刘孝标注文的一些重要信息，详细阐释或辨析，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读法。书中的每一条释读，以及每一个人物全部故事之后的“编选者言”，均试图亦文亦史，文史结合，以期知人论世。如此一来，可能会增强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至于释读里的一些个人看法或商榷意见，本着实事求是之心，以献一得之愚。书名里的“详解”二字，大体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 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成书背景与编写心态 

如今，出版《世说新语》，一般将著作权归于“南朝宋刘义庆”。依据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权威书目在著录此书时均有“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字样；乃至于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一直没有第二种说法，历代官修、私修的目录书皆相沿不变。

刘义庆（403—444），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侄子。他的生父刘道怜（长沙景王），是刘裕的弟弟。刘义庆后来过继给无子的刘道规（临川烈武王）；刘道规是刘裕小的弟弟，本是刘义庆的叔叔。刘道规较早去世，刘义庆作为继子，由南郡公转而承袭临川王的封号，还是宋武帝刘裕在世时候的事情。

身为南朝宋的皇室成员，刘义庆的一生没有大风大浪。尽管当时的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动辄得咎，杀戮成风，但刘义庆十分谨慎，生活简朴，为人谦虚，不惹是生非，甚至在元嘉八年（431）“乞求外镇”，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做官。这时 他已经二十九岁，正处于仕途的上升期；而当时的皇帝宋文帝刘义隆（是其堂弟）还挽留他继续在朝中任职，可刘义庆一再 恳求皇帝解除其尚书仆射职务；刘义隆是劝他不过才后同意的。次年，刘义庆结束了他的京尹时期（义熙十三年至元嘉九年，即417—432年，刘义庆十五岁至三十岁），出任荆州刺史 （元嘉九年至元嘉十六年，即432—439年），长达约八年的时间，即其三十岁至三十七岁是在荆州度过的。其后，他先转任江州刺史（江州府治在今江西的九江市，一说在今南昌市；时间是元嘉十六年至元嘉十七年，即439—440年），再转任南兖州刺史（南兖州府治在今江苏扬州市；时间是元嘉十七年至元 嘉二十一年，即440—444年）。据记载，刘义庆于元嘉二十一年“薨于京邑”，即今南京，时年四十二岁。估计是他病重时由 扬州转往京师（今南京）救治，直至去世。

有点麻烦的是，《宋书·刘义庆传》没有提及刘义庆编写 《世说新语》一事，那么，他在何时何地完成这项工作，是一人完成还是成于众手，这成了学术界的悬案；还有，他在何种心态之下去从事编写，也是值得探讨的。

先谈谈编于何时何地，以及是否成于众手的问题。

学术界有一种较为权威的看法，认为《世说新语》的编写时间是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出任江州刺史期间，而地点就是江州府治（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考》，《杨勇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448页）。这一说法的 主要依据是刘义庆身边有一群文士，如著名诗人鲍照，还有当时以“辞章之美”著称的袁淑、陆展、何长瑜等，他们是在江州与刘义庆相遇相识，并受到刘义庆的器重。此说启示我们注意，《世说新语》一书可能不是刘义庆一个人编写的，更有可能是书出众手，是一个集体完成的项目。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 《中国小说史略》早有论及，但措辞比较谨慎，说“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没有使用论断的语气。

问题是，刘义庆在江州的时间较短，大概不满一年就到扬州转任南兖州刺史去了。而《世说新语》一书，涉及为数众多的人物、丰富繁杂的文献，而且部头颇大、分类细致（多达三十六个门类），抄抄写写，拼接归类，还要尽量避免各类之间的资料重复，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要在不足一年里编写成功，殊非易事。

我认为，时间过于仓促，《世说新语》编成于刘义庆江州刺史任上的可能性不太大。然而，他在江州认识的文士，不一定在他赴任扬州时就与之分开，请注意，《宋书·刘义庆传》说刘 义庆把鲍照、袁淑等人“引为佐史国臣”；此句之后接着写道：“太祖（即宋文帝刘义隆）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此语不可 忽视，它暗示着一个情形是以前没有的，即刘义庆自从结识了 鲍照、袁淑等人之后，身为皇帝的刘义隆在处理某些重要的文书时常常以书信的方式与刘义庆“加意斟酌”，无他，就是因为刘义庆身边有若干文笔过硬的人。从写文章的角度看，若无关系，就不会在“引为佐史国臣”之后紧接上“太祖与义庆书， 常加意斟酌”这句话。如果这样理解不错，则可以推断，“引为佐史国臣”的鲍照、袁淑等人，具备为朝廷斟酌文书的特殊职分；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刘义庆身边的某些文士很有可能在他离开江州之后依然做了临川王所依赖的文胆。

换言之，鲁迅先生“书或成于众手”的说法大体还是可以成立的。有人分辩说，查鲍照、袁淑等人的生平，并无关于他们参与编撰《世说新语》的任何证据，从而否定“书出众手” 说（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15—21页）。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执着于去认定非要鲍照、袁淑等人参与不可，哪怕他们真的没有，也不排除刘义庆身边 还有其他人帮助完成这部书，《宋书·刘义庆传》说得很清楚：“（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既然如此，刘义庆身边，除了鲍照、袁淑等之外，还大有人在。

接下来的问题依然是何时何地。如果说，刘义庆不太可能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书于江州，那么，可能的时间和地点又如何推断呢？我提出如下猜想：《世说新语》可能终编成于刘义庆出任南兖州刺史的任上（这里并不排除此前已经在江州 动手编写的可能性），地点是扬州。理由如下：刘义庆在元嘉十七年冬十月从江州移镇扬州，次年的五月，宋文帝刘义隆给予刘义庆特别的恩遇，即“开府仪同三司”，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朝廷重赐，通俗地说，就是在指定的地方建立专属府邸，其规格大致与太尉、司徒、司空等所谓“三公”相仿，其身份、地位一下子超越了一般的刺史，有了这个所在，就更容易“招聚文学之士”了。这一件事，不仅《宋书·刘义庆传》有记载，《宋书·文帝本纪》亦郑重记录，可见非同小可，于刘义庆本人而言，这是其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为编写《世说新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还有一点，扬州是刘义庆生命历程的后一站，从三十八岁到四十二岁，他在扬州度过的时间约有四年，相对安稳，编写并后完成《世说新语》全书是较为从容的。

再谈谈编书出于何种心态的问题。既然《宋书·刘义庆传》没有提及编写《世说新语》一事，今传《世说新语》又无编著者的序跋、凡例，那么，刘义庆出于何种心态编书真是个不小的问题。我觉得不妨从刘义庆与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的关系入手来加以考察，这样或 许能够找到进入刘义庆内心世界的秘密小径。

刘义庆从小就得到其伯父刘裕的赏识和器重，刘裕评价刘义庆为“此我家丰城也”。此话怎解？据说，西晋永平年 （291），在江西丰城出土了春秋时期楚国干将、莫邪铸造的雌雄宝剑，丰城于是成了藏宝的代称，故“我家丰城”云云，指刘义庆潜力不凡、将成大器，也就是古人所谓“藏器待时”的另一种说法。而事实上，刘义庆是有意在行事作风方面向其伯父学习的，比如，他平时生活简朴，不事张扬，“为性简素， 寡嗜欲……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足为宗室之表”（《宋书·刘义庆传》）。再看刘裕的日常作风：“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内外奉禁，莫不节俭。”当时，有一位叫袁顗的大臣盛称宋武帝“俭素之德”（《宋书·武帝本纪（下）》）。不要忽略这一点，刘裕、刘义庆节俭、严整、寡欲的人格修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说新语》里为何有不少表示负面评价的类别，如“汰侈”“任诞”“惑溺”等，这些都是刘义庆所要否定的。

刘义庆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堂兄，二人相差四岁。他们除了堂兄弟的关系之外，还有一层更为密切的缘分，即二人年少时 都是由刘道规一手养大的，甚至刘义隆一度也要过继给刘道规，因为“礼无二继”，终只确立了刘义庆的继子身份，刘义隆还本依旧做回刘裕的儿子（排行第三）。纵观这一对堂兄弟，自从他们变为君臣之后，可以说颇为相得。这里有一点需要稍做辨析，即《宋书·刘义庆传》说刘义庆“少善骑乘， 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有论者认为，所谓“世路艰难”，就是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指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使诸王和大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故此，刘义庆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周一良《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7—31页）。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刘义隆猜忌成性、杀人无数，是事实，但是说刘义庆因此 就不过问政治，只是想躲到地方上“寄情文史”，不符合实情。 依据是，元嘉十二年（435），刘义庆时任荆州刺史，宋文帝“普使内外群官举士”，即要求朝廷内外的官员举荐人才，刘义庆上表推举了若干人，并称这些人的品行高洁，或“恬和平简，贞洁纯素”，或“才学明敏，操介清修”，或“秉真履约，爱敬淳深”，如此及时而热心地响应，不能说他是置身于朝廷政治之外的。而《世说新语》里一些表示正面评价的类别，如 “德行”“方正”“雅量”等，都是刘义庆所要肯定的。

再说，刘义庆“乞求外镇”，想离开京师，虽不能说没有政治考量，但更多地与他本人的迷信心理有关。元嘉八年（431）， 因为“太白星犯右执法”，他才提出要到地方上去的（《宋书·刘义庆传》）。《世说新语》里也记录了曹魏时期何晏等人、东晋时期王导等人的迷信心理，其间是否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呢？

回到刘义庆与刘义隆的关系问题上来，可以看到的是，他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一直没有出现冲突，保持着正常的君臣关系，甚至到了元嘉十八年（441），即刘义庆去世前三年，刘义隆还特意赐刘义庆“开府仪同三司”；刘义庆病重后由扬州回到京师救治，很有可能还是出于刘义隆的关照。我们不能因为刘义隆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就想当然地以为刘义庆跟他的关系非常紧张，以至于推断刘义庆编写《世说新语》是为了避祸。

另外，在梳理刘义庆与刘裕、刘义隆的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世说新语》的内容，正面的与负面的并举，即褒与贬适成对照，别看全书有三十六个类别之多，但就义理层面而言，就是一个正与负的二元结构（正面的价值判断/负面的价值判断）。我们或许能从《宋书》的相关史料里找到一些解读这个二元结构的线索。

刘义庆毕竟是刘宋皇室成员，刘裕、刘义隆均待他不薄，他不会对刘裕、刘义隆的为政思想和“东晋败亡论”置若罔闻，他的政治立场不会与之有异。刘裕即将登基时，禅位的晋恭帝发布诏书，其中承认“晋道陵迟，仍世多故”（《宋书·武 帝本纪中》），换言之，东晋政权在治国理政上出现很多问题，产生一连串危机，这可以说是刘宋政权要取而代之的逻辑起点。刘义庆不会不在其政治生涯中时时思考。

刘裕登基后，一方面，“礼貌性”表示“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自己就把政权接过来了；另一方面，刘裕在登大位时也说得明白：“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导致“宗祀湮灭”（《宋书·武帝本纪下》），对东晋政权的政治作了反思和论断，这就是刘裕的“东晋败亡论”，为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定下基调。可见，思辨东晋“四维不振”的原因是当时的重要课题。刘义庆不会不在其政治生涯中时时留意。

到了刘义隆掌权，败亡的东晋依然是统治者要天下人引以为鉴的对象，故而要求臣下“各献谠言，指陈得失”（《宋书·文帝本纪》）。值得注意的是，刘宋统治者对于晋朝尤其是东晋人物，心态是复杂的，比如，对东晋谢氏家族后人谢混（谢安的孙子），刘裕发现他依附异己势力，迅速铲除，毫不手软；对同是东晋谢氏家族后人的谢灵运（谢玄的孙子），刘义隆虽曾经表示赏识，但后还是以谋反之名将他杀了。可另一方面，为了显示刘宋政权与东晋政权的承继关系（刘裕曾经还是东晋的臣子），又不能对东晋人物一概否定，于是，就有了刘裕上台后的一个很特别的举措：“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宋书·武帝本纪下》）换言之，刘宋政权对于此前一个朝代的政治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对于此前一个朝代的人物却不敢轻易否定。但无论如何，均有是非判断。这是《世说新语》义理层面存在是与非二元结构的深层原因。刘义庆在这一点上与刘裕、刘义隆保持基本一致。

有一个小人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刘义庆对于文采风流、生性轻浮的人是持何种心态。这个人叫何长瑜，是谢灵运的好朋友。《宋书·刘义庆传》记载：刘义庆在任江州刺史时，他的身边就有“东海何长瑜”。换言之，何氏曾经是刘义庆的 胆之一。另据《宋书·谢灵运传》，何长瑜任刘义庆幕僚期间，曾以轻薄的口吻嘲笑同僚陆展等人，惹得“义庆大怒”，上报朝廷，将何氏打发到岭南去，成为“流人”。等到刘义庆去世之时，何氏仍在岭南，没有北归。这等于说，刘义庆到死也不愿再见此人（以刘义庆的权势，让何氏返回并非难事）。其决绝如此。比对何氏与谢灵运二人，颇多相似之处：同样具有文学才能（何氏曾是谢灵运族弟、南朝著名文学家谢惠连的 师），同样风流倜傥，同样偏激轻浮。何氏先依附谢灵运；谢灵运死后（谢卒于元嘉十年，433年），大概于元嘉十六年 （439），何氏成为刘义庆的助手。按说，谢灵运故事甚多（仅 《宋书·谢灵运传》就记载不少），曾几何时，熟悉谢灵运的何氏就在身边，刘义庆不会不了解谢的诸多往事。如果刘义庆是喜欢谢灵运的，他完全可以将更多谢灵运的故事编入书中，可是，《世说新语》里，谢灵运的故事仅有一则，而且是负面的 （见言语门〇八则，讲谢灵运的举止很造作）。刘义庆对谢灵运的评价不言而喻。

其实，若论言行举止，谢灵运与谢玄、谢安乃至于王导、王衍等，可谓风神互接、一脉相承；而王导、王衍等又与“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精神相通，“善于清谈”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标签。据《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的性格是多面的，如他“性奢豪，车服鲜丽”，这与谢玄讲究服饰是近似的；他喜欢“肆意游遨”，这与谢安的“东山之乐”是近似的；他对于公务粗枝大叶，无所用心，这与大大咧咧的谢万（谢安之弟）是近似的。《世说新语》里谢氏家族的类似故事也甚多。因此，刘宋政权尤其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使用谢灵运的问题上是极有保留的，《宋书·谢灵运传》写得明白：“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换言之，谢灵运的轻浮性格很不利于他的仕途发展，他是被朝廷控制使用的，真正具有实权的事情不会安排他去做。其中，“多愆礼度”四字是其要害， 指违背常情礼法、举止失度；反观《世说新语》，里面“多愆 礼度”的故事所在多有，这能不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吗？   

刘义庆对谢灵运的否定态度，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重新审视其编写心态。可以说，刘义庆对于“魏晋风流”是时刻在反思着的，虽不能说一概否定（他作为爱好文义的人，且喜欢与文学之士打交道，对于素雅、机智、辩才等，还是能够赏识的，如同宋文帝刘义隆也要侧重于利用谢灵运的文义一样），但也不是盲目欣赏，更不是以之作为名士养成的教科书。只要思考《世说新语》全书为何有一个内在的正负二元结构，就会明白这是一部充满着反思意味的大书，内含着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

这就是我在介绍《世说新语》的成书背景和编写心态时想揭示的一点。

• 关于《世说新语别裁详解》的几句赘语 

《世说新语》的文本性质是一部汉魏至东晋末年名士们的言行碎片的类编（少数人物生活至刘宋时代）。

这里强调是碎片，即希望读者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或者说，不妨调整一下自己的阅读期待，不宜抱着追连续性故事的心态来看，书中的名士言行往往是无头无尾的，或是零零碎碎的，更有些是字都认识就是不知说什么的。本书的释义和释读力求帮助读者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如果孤立地看某个人的单个故事，有时会觉得此人颇有气质，很显个性；然而，如果把他的故事综合起来看，尤其是考察其一生的出处行藏、得失成败，结论就可能不一样了。他们的各种故事，可以释读出不同的侧面，有可以学习的，有值得借鉴的，有应该引以为戒的，也会有要进一步反思的，等等。

同时，不必将书里的人物都视为古人楷模，他们的性格丰富复杂，雅俗兼备；优点可谓优到极致，缺点甚至坏到不可收拾，本书的“编选者言”会做一些适当的点评，以期明辨是非得失。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如下著作：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余嘉锡《世说新语 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龚斌《世说新语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徐传武校点《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朱碧莲《世说新语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张永言荣誉主编、蒋宗许等编纂《世说新语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毛德富、段书伟等译《世说新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董志翘、冯青《世说新语笺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其中，原文及其标点主要依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而有所订正，人名检索得益于徐传武校点《世说新语》所附之“人名索引”。谨此说明，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董上德

2020年8月8日

本书是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编写的《世说新语》选本，以《世说新语》的内容为基础，借鉴袁宏《名士传》的框架与名单，以一种全新的编排方式对《世说新语》中出现的人物和故事进行了详解。
全书分为四卷：正始名士卷、竹林七贤卷、中朝名士卷以及东晋名士卷。书中将重要人物的故事大体依照其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详细阐释辨析，以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
写法轻松幽默，史料权*可*。摒弃传统的按门类讲解，以人物为线索，展示一幅魏晋名士图鉴，着力塑造魏晋士人群像。由人及史，呈现出27位名士在黑暗政治下的生存状态与艰难抉择。
以史为据，展示乱世中的魏晋权贵名士图鉴，还原光辉灿烂与黑暗残酷的魏晋时代。

本书是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编写的《世说新语》选本，以《世说新语》的内容为基础，借鉴袁宏《名士传》的框架与名单，以一种全新的编排方式对《世说新语》中出现的人物和故事进行了详解。
全书分为四卷：正始名士卷、竹林七贤卷、中朝名士卷以及东晋名士卷。书中将重要人物的故事大体依照其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详细阐释辨析，以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
写法轻松幽默，史料权*可*。摒弃传统的按门类讲解，以人物为线索，展示一幅魏晋名士图鉴，着力塑造魏晋士人群像。由人及史，呈现出27位名士在黑暗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