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正版 后形而上学思想 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曹卫东、付德根 译 9787544728621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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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曹卫东、付德根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28621
出版时间2012-04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8980523
上书时间202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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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章 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
迪特·亨利希大仁大义，把我的一篇评论文章作为契机，展开一场带有元批判性质的讨论，旨在袒露其哲学研究的宏旨。他就“何谓形而上学——何谓现代性?”所提出的这十二条论纲，简明扼要地提供了一种对抗规则，对此，我在这里不可能如法炮制，一一做出答复。我的论述不如说具有一种对哲学研究这一公众事业及其主题作前理解的特征。这篇文章不光是要把争论的细节阐述清楚，也要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弄懂这位杰出同仁的思想动机——本着友好的态度，怀着敬重和仰慕，去审视其思路，并把它作为一面镜子，以便更好地把握自身的思想动机。
近年来，迪特·亨利希比以前更加坚定不移地做康德之后一直还在坚持的形而上学的卫道士。这种形而上学始于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理论，后来又吸纳了由黑格尔的现象学、荷尔德林的颂歌以及贝多芬的交响曲所构成的三重奏。亨利希高举后康德形而上学的大旗，对抗当代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中的自然主义背景哲学——事实上就是要在分析唯物主义面前证明其有效性。亨利希的这一抉择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它要求把认知和行为主体的自我关系与自我理解作为出发点。主体应当回到作为自我解释的标准视界，并且具有建构世界功能的主体性那里，而不必根据偶然的事和物所构成的世界来理解自身。
因此，形而上学、对自然主义的拒绝以及回归主体性也就构成了亨利希哲学研究的主题。亨利希研究哲学从来不隐讳其关怀对象：
自我通过对自身正确性标准的考察，来为它的存在操心。终，自我或许能够替其自身的可能性找到内在原因，使自我不会像面对自然那样感到陌生和无关痛痒，因为在自然面前它必须尽量捍卫自身。
亨利希这段话忽视了“自身可能性的内在原因”应当满足的条件。亨利希难道是一开始就对这些条件作了限制，以至于终只有和物质相对并从内在渗透到自然当中的精神，亦即无论如何都能在柏拉图传统中加以理解的精神，作为合适的选择对象尚在考虑之列?不管怎样，亨利希都认为，现代意识的地位不是由纯粹的自我捍卫的偶在性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怎样捍卫一种有意识的、创新自适的生活。但是，如果这种有意识的生活只有借助形而上学手段才能醒悟过来，那么形而上学和现代性之间便保持着一种内在联系。亨利希的《论纲》所讨论的就是这种联系。
亨利希在研究过程中把恢复(形而上学与现代性之间的)这种联系同那种回归形而上学的做法区别了开来。回归形而上学遭到了似乎只会惹是生非的现代性的拒绝。此外，亨利希还和“出于同样动机”要求“克服形而上学”的做法划清界限。亨利希完全有理由反对(把他和上述两种做法)混为一谈。就此而言，我觉得我和他在基本信念上还是比较接近的。这里指的是具有深远意义、包括政治意义的思想抉择问题。在自我意识、自我决定以及自我实现的旗帜下，现代性的规范内涵释放了出来，但是，决不能把它和自我捍卫或自我支配的盲目主体性等同起来。
谁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则不是强调前者就是偏袒后者，从而要么彻底丧失现代性的规范内涵，要么回过头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知?工具遗产(尽管它需要加以补充)来界定现代性的规范内涵。黑格尔认为，即使人们根据其思想的政治意义来评价哲学家，哲学家也不应感到愤慨。亨利希并不属于反对“1789年理念”(人们在宽松时代才敢这么称呼)的伟大同盟。在该同盟里，诸如列奥·斯特劳斯、海德格尔以及阿诺德·盖伦这样彼此差殊极其明显的宏儒大哲并肩作战。即便是从卡尔·施密特到列奥·施特劳斯所选择的这样一条看上去似非而是的路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业已变得可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们把现代理性和工具理性等同起来，这种等同意味着告别(现代性)。亨利希坚决反对这样做，并且振振有辞；固然，他也会对我关于表面上纯粹的哲学思想却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的尖锐观点有所保留。因此，尽管亨利希代表的是整个同盟，但我们还是必须就其方案本身进行讨论。我将根据形而上学、反自然主义和主体性理论这三个关键词语来逐步展开我的问题。
导语摘要本书堪称哈贝马斯思想的浓缩。他以“形而上学之争”为切入点，集中阐明了他对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语义学（皮尔斯、塞尔、米德等）的批判与借鉴，以便在逻辑学与语义学之间开辟一条语用学的路子，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明，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把主体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与个体性等概念，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有启蒙理性的批判锋芒。
作者简介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1929年生于杜塞尔多夫，50年代前期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攻读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后期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60年代先后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和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年至1980年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1983年回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教授，至1994年退休。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的核心是通过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主要著作除本书外还有：《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1962）、《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1968）、《认知与兴趣》（1968）、《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话语的伦理学》（1991）。
目录前言
编回归形而上学？
章移动的现代视界
第二章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
第三章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主题
第二编实用主义转型
第四章论行为、言语行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以及生活世界
第五章意义理论批判
第六章论塞尔的《意义，交往及表现》
第三编形而上学与理性批判
第七章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
第八章个体化与社会化：论米德的主体性理论
第九章论哲学、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附录
第十章书评：回归形而上学？
作者后记
人名索引
译者后记
内容摘要本书堪称哈贝马斯思想的浓缩。他以“形而上学之争”为切入点，集中阐明了他对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语义学（皮尔斯、塞尔、米德等）的批判与借鉴，以便在逻辑学与语义学之间开辟一条语用学的路子，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明，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把主体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与个体性等概念，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有启蒙理性的批判锋芒。
主编推荐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1929年生于杜塞尔多夫，50年代前期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攻读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后期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60年代先后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和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年至1980年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1983年回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教授，至1994年退休。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的核心是通过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主要著作除本书外还有：《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1962）、《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1968）、《认知与兴趣》（1968）、《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话语的伦理学》（1991）。
精彩内容
第一章移动的现代视界二十世纪哲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堪称现代哲学？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其实不然。早在本世纪之初，哲学思想不就出现了同绘画转向抽象、音乐由八音度转变为十二音度以及文学打破了传统叙事结构一样的发展断层吗？如果像哲学这样一桩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古典文化及其复兴的事业果真能够面向由于革新、试验和加速发展而永远处于变动状态的现代精神，那么，人们或许就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哲学是否也会像当代建筑一样面临着现代的老化问题？（作为后现代建筑的）当代建筑以一种温和的挑战姿态重新使用那些已经成为历史或被抛弃的装饰物，那么，哲学与这种后现代建筑之间有无相似之处呢？
至少在术语上有类似的地方。当代哲学家也在庆贺他们告别了现代（步入后现代）。他们中有些人自称后分析哲学家，另一些人则自封为后结构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现象学家由于尚未达到他们的“后主义”（Postismus），因而险些不被信任。
1四种哲学思潮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甚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已有若干世纪的历史。今天，各种思潮日新月异。哲学思潮说到底是一种效果史现象。它们遮蔽了学院哲学的永恒发展过程。学院哲学的变化周期比较漫长，因而与问题和学派的不断更迭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如此，由于学院哲学提出了其问题，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它在本世纪也形成了四种思潮，分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这四种思潮之间差别很大，我们只要深入考察一下，立刻就会发现这一点。不过，它们到底还是一条思想大河中的四种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黑格尔称哲学思想为“精神形态”（GestaltendesGeistes），这一说法非常贴切。因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形态一旦被认可了其独特性和命名，就已经偏离了其原旨，也就注定要走向消亡。就此而言，“后主义”并非一味地见风使舵；作为时代精神的测量仪，我们倒是应当认真对待这种“后主义”。
上述四种思潮在形式、结构和影响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尤其是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在学科内部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迹。它们早已有了自己的史家和标准像。个别著作已经称得上是经典文献：分析哲学方面有摩尔的《伦理学原理》，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现象学方面则有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之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之间，都有着一定的不同，这表明（他们各自的哲学都发生了）某种转向。此外，这两种思潮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语言分析分为科学论和日常语言论。现象学则在人类学方向上拓展，并沿着本体论方向深化，接着双管齐下，吸收了存在主义的现实性。继法国最后一批具有创造性的代表人物如萨特、梅洛?庞蒂之后，现象学似乎已经四分五裂，相反，分析哲学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独步一时，时至今日，由于有了奎因和戴维森，分析哲学依然占据着垄断地位。
各种力量的空前集中，看来已经完全从内部决定了这种为规范的自我批判所左右，并根据自身的问题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分析哲学）传统的走向。分析哲学传统最终在库恩那里形成一种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在罗蒂那里则形成一种后分析语言哲学的语境主义。而且，正是在这种自我扬弃中，分析哲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而促使语言分析继续决定着这一领域的阐释水准。
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类型。结构主义是由外界（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皮亚杰的心理学）促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布洛赫和葛兰西）则继承了黑格尔主义传统，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恢复成反思哲学。但是，早在社会理论温床上的思辨思想萌芽之前，上述这两种思潮就在各种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为自己铺平了道路。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开始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联姻，并因此而激发流亡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出版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经过巴什拉的科学批判、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之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当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恢复成一种纯粹哲学时，结构主义才通过本想对它加以克服的福科和德里达等人刚刚进入哲学思想的领域。由此可见，这些哲学思潮告别现代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尚未丧失活力的领域里，其理论生产的社会科学特征和专业哲学特征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被尼采推向极端的理性批判。分析哲学不断自我扬弃，现象学则在自行消解，结果就是科学化和世界观化。
2现代思想的主题上述四种思潮是本世纪所特有的。这样讲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概述不只是对它们作简单的编年排列呢？它们是现代所特有的思想吗？如果是，那么，远离它们是否就意味着告别现代呢？
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这点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网罗一切思潮的特殊的现代因素与其说是方法，不如说是思想主题。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的决裂。概括地说，这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是：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
经验科学已经获得了一种自足自律的地位，这点实际上已不足为奇——从实证主义角度对经验科学的自主性加以弘扬也不再新鲜。但即使是尼采，在他对柏拉图主义的拒斥中，也仍然离不开强大的传统理论概念，及其对总体性的把握，和对通往真理的特殊途径的诉求。只有在一种平和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前提下，这种强大的理论概念才会瓦解——这种理论概念不仅要把握人类世界，而且要从内部结构上掌握自然界。科学活动的程序合理性依然决定着命题的真伪。由于这种反形而上学的情绪，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想确定一种能够彻底划清科学和形而上学界限的意义范畴也就注定徒劳无益。不仅如此，早期胡塞尔和青年霍克海默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使哲学思想承认科学的示范地位。今天人们对于什么是科学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
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导致了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语言符号先前一直被认为是精神表现的工具和附件，然而，符号意义的中间领域现在展现了其特有的尊严。语言与世界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主客体关系。建构世界的重任从先验主体性头上转移到语法结构身上。语言学家的重建工作代替了难以检验的反思。由于连接符号、构成命题和作出表达等所遵守的规则可以从作为先验之物的语言结构中推导出来，所以，不仅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方法论基础，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形式语义学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甚至批判理论最终也未能摆脱语言学转向。
此外，本体论意义上的现象学以终极性、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名义剥夺了理性的古典属性。先验意识应当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把自己呈现出来，并在历史形态中使自己丰富起来。人类学意义上的现象学则把肉体、行为和语言作为其他的表现媒介而补充了进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语法、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中的传统语境、列维?斯特劳斯的深层结构以及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总体性等，都试图把偶像化的抽象理性重新放回到其语境当中，并把理性定位在它所特有的活动范围内。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向极端最终颠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古典关系。但无论是从皮尔斯到米德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皮亚杰的成长心理学或维果斯基的语言理论，还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和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都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认识能力深深地扎根在前科学的实践以及我们与人和物的交往中。这样也就澄清了实践哲学在现象学和（从早期马尔库塞和后期萨特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所建立的盘根错节关系。
3认识与偏见
撇开学派间的壁垒不论，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等思想主题，都属于二十世纪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原动力。当然，它们所带来的不仅是新的认识，同样也有新的偏见。
比如说，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Szientismus），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把哲学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并将它带出了意识理论的困境。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本体论的语言观，使语言阐释世界的功能相对独立于内在的学习过程，并把语言图景的变换神化为一种充满诗意的原始事件（Ursprungsgeschehen）。
怀疑论的理性概念使哲学彻底醒悟过来，并且同时明确了哲学作为理性保护神的角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种彻底的理性批判也流行开来，不仅反对知性膨胀成为工具理性，而且把理性与压制（Repression）彻底等同起来，目的是为了从某个他者那里寻求一种宿命论或怀疑论的出路。
澄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哲学思想没有沾染上独立的幻想，并且使哲学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诸多超出断言范围的有效性要求。然而，这也使得许多人陷入了唯生产力论，实践被还原成劳动，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以及话语之间的多重关系被遮蔽了。
当前，在一种已经越来越模糊的情境中，许多新的聚合却日益明确。但是，围绕那些永恒主题所展开的争论一如既往，诸如有关多元声音中理性同一性的争论，有关科学复调中哲学思想的地位的争论，有关内行与外行（EsoterikundExoterik）的争论，有关专门科学与启蒙的争论，最终还有关于哲学与文学之间界限的争论等等。此外，十多年来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复辟浪潮，也使一个自始至终伴随着现代性的主题浮上岸来，这就是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的模仿实质。
媒体评论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
——托马斯·麦卡锡
哈贝马斯是当今整个欧洲大陆至关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是令人敬畏的哲学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宪法学、历史社会学、哲学史和语言哲学（仅举几个他*频繁涉足的领域）的造诣之高令人惊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证明了他惊人的学问深度和深刻的洞察力。
——彼得·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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