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正版 帝国之裘 [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 9787301305515 北京大学出版社

前 言（节选）
清朝皇帝不是保护了纯净的边疆，而是“创造”了它

1886 年，H．埃文·詹姆斯（H. Evan James）a 在满洲地区发现了原始的自然景观。他激动地向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 Society）汇报 说：“这里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有森林、鲜花和茂密的草地—— 对于热爱大自然的人而言这里**是天堂。”他看到的是秋天之前的景色， “（我）仿佛来到了伊甸园”。詹姆斯后来回忆攀登长白山时的情景：

我们来到了一片肥沃、开阔的草场。人类能够想到的颜色的 鲜花这里都有，一片片蓝色的鸢尾花、鲜红的虎皮百合、香气扑鼻 的黄色萱草、橙色的大型金凤花以及紫色的附子让人眼花缭乱。更 远处是一小片一小片花园一样的乡村，成片的云杉和冷杉装饰着大 地，短短的生苔覆盖着土壤，数不清的深蓝色龙胆闪闪发光。这里 还有各种淡紫色、浅黄色耧斗草，白色和红色的兰花，以及其他诸 芳百卉。[1]
满洲大地堪称大自然的恩赐。其他欧洲旅行家惊讶地发现满洲地区 2 “完全未被开发”；看起来当地“杳无人烟”，且一直“与世隔绝”。[2] 当时 的一位俄国探险家说他从未见过这么多鱼：“大马哈鱼、鳟鱼、鲤鱼、鲟 鱼、鳇鱼 [3]、鲱鱼从河里跳出来，制造着震耳的噪音；这条（黑龙）江简直是个人工鱼塘。”[4] 大马哈鱼和鲱鱼游到这里产卵时，天上的“天鹅、 鹳、鹅、鸭子和野鸭成群结队地”尾随而来。[5] 茂密的丛林从未遭破坏， 如果想通过这里就得用手斧开路。古斯塔夫·雷德（Gustav Radde）a 一路 “砍”过兴安岭。探险大功告成后，他说：“大自然以她全部的处女之力创 造了如此丰富的植被”，所以“穿越这一区域……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
A.R. 阿加西（A.R.Agassiz）宣传道：“现如今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狩猎 活动正在迅速消失。只有在满洲地区顽强地保存下来，为冒险家提供着打 猎的乐趣。”[7] 虎、熊、麋鹿、野猪、狐狸和貂遍布丛林。满洲地区只有一 种秩序，那就是大自然本身。
两个世纪前的 1743 年，乾隆帝（1735 年—1795 年在位）在《御制 盛京赋》中用相同的语言赞美了满洲地区的富饶。与詹姆斯一样，他也被 当地多种多样的动物深深吸引住了，这里有“虎、豹、熊、罴、野马、野 骡、鹿、獐、狍、麂、狼、豺、封驼、狐狸、獾、貉”。他还赞美了满洲 地区丰富的植物（芦苇、茅草、水葱、红花、蓼等）以及大量的禽类（野 鸡、沙鸡、鹅、鸭、鹭、鹳、鹤、鹈鹕、燕子和啄木鸟）。[8] 然而对于乾隆 帝而言，满洲的生命力不仅限于动植物，她的力量同样触及人类世界：“法 天则地，阳耀阴藏……形胜之选，奕世永赖。俯临区夏，襟控中外。”[9] b 作为一位满洲“圣主”，乾隆帝与满洲的虎、豹、熊分享着某些共同的元 素。他用满洲*珍贵的物产丰富自己：貂皮和水獭皮袍子、口蘑、镶嵌东 珠的帽子。满洲的大自然具有某种力量。

满洲地区的环境和物产对乾隆帝和詹姆斯各自的世界来说都堪称独 特，二人就此均有论著行世。他们都称赞满洲大地是资源的汇集地和自然 生命力的源泉；这片土地本身就有自我创造力，而且完全未被人类侵扰。 两位作者都认为满洲的自然是未加雕琢的璞玉；时光也没有侵蚀这片沃土。詹姆斯和他同时代人看到的是一片史前的大地，满眼都是远离尘嚣的风光。而乾隆帝心中的满洲地区则是一个永恒的源泉，源源不绝地为帝国 提供支持和世俗力量。对于詹姆斯而言，满洲地区无非是另一个边疆而 已。这里是乾隆帝的故乡：它像皇帝一样培育了文明。我们可以在有关亚 洲、非洲和美洲原野的描述中找到詹姆斯所看到的景象。那么乾隆帝眼中 的满洲地区是什么样的？究竟是满洲地区造就了皇帝，还是皇帝造就了满 洲地区？是什么构成了清帝国原始的自然，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本书利用满文、蒙古文的文献重新考察中国清代的环境史。像满洲 地区这样的边疆，在环境史中的地位非常模糊：它是研究的重点，但是有 关的很多文献完全无人问津。不少人将边疆视作农业和商业扩张的出口或 文学想象的对象；大多数人之所以这样看问题是受占优势的汉文文献所 限，而且他们力图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中国史叙事框架。这种研究方法 忽略了另一半故事：与已经公布的汉文记载相比，清朝的满蒙文档案为我 们描述了边疆地区别样的图景。一个全面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历 史。我们必须谨记要从两个角度考察边疆：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汉人的 故事。
本书的重点在于揭示 1760 年—1830 年之间满洲、蒙古地区出现的环 境变迁，当时一股商业扩张和自然资源开发热潮彻底改变了中 国内地和边疆的生态环境。这股浪潮之凶猛绝不亚于今天，它在制度、意 识形态、环境方面渊源颇深，影响也相当深远。其中还有伴随而来的动 荡、对环境的焦虑和危机意识。地方官的请愿书如潮水般涌进北京：森林 里的貂、狐狸和松鼠消失；野生人参被采光；采菇人把蘑菇连根挖掉；淡 水蚌（freshwater mussels）无法孕育珍珠。朝廷千方百计地试图让满洲大地 恢复原始的状态：征召士兵、设立卡伦、绘制舆图、注册人口、惩罚盗猎 盗采者、调查贪污案件、改革官僚机构。官府还夷平参田、突袭采菇人的 营地、设立无人区，在那里杀害甚至“惊扰”野生动物都是违法的。皇帝 下令“令蚌繁育”。他还要求“肃清”蒙古草原。“肃清”满洲、蒙古地区的结果并非恢复大自然的原始状态；它反映 的是政府的本质。清帝国并不是在保护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而是“创造” 了它。本书即旨在阐明这一创造的历史过程，并探究其背后的环境压力和 制度框架。为了说明演变的来龙去脉，本书将聚焦在档案记录*多的三种 现象上：东珠的消亡、蒙古地区采摘野生蘑菇的狂潮、中俄边界地区毛皮 动物数量的锐减。以上每种现象都有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即 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期席卷从清朝边境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商业浪潮。到 1800 年，从蒙古到加利福尼亚的毛皮动物猎手在同一个世界里劳作、面临同样 的问题、满足同样的市场需求。不过，只有在利用多语言文献和多种档案 的情况下，这部环境史才能变得清晰。

译后记
多年前，我有幸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一次满文文献国际 研讨会上听过谢健先生关于清代贡貂问题的报告。当时一位老师对我说， 日后中国年轻一代清史研究者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些熟悉理论、懂语言
（满、汉、蒙古语等）的外国同龄人了。不过会后我没有再关注此人的研 究。2017 年下半年，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永江老师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 王立刚先生推荐我翻译谢健的这本《帝国之裘》。当时我工作繁忙，颇有 推辞之意，但简单翻阅部分章节后，感到该书独具特色，确有向国内同行 介绍之必要，遂应下此项工作。
该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打破了传统中国环境史的框架。国内外 已有的相关著作多注目于汉地的环境变迁而不及于边疆。如伊懋可的《大 象的退却》堪称典范，但作者采用的是汉地中心的研究范式：

“中国”的社会历程，大抵是“汉族”或“华人”人口、政权和 文化所经历的 4000 年的发展史……总的来说，这幅图画在一个方面 反映了汉人的中国向天然疆界，也即海岸、草原、沙漠、高山和丛 林的扩展。a

这种忽视边疆的研究会让人们误以为草原、森林原本是“纯净”的，是等待汉人移民开发的“真空”（原书第 7 页）。这种刻板印象已经成为边 疆史、环境史固有的叙述模式。谢健则利用满蒙文档案证明历史上存在一 个“更宽广、复杂的世界：不是汉地，而是整个清帝国”（原书第 15 页），
且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汉人的故事”（原书第 3 页）。作者注意到，为 了满足清代君主和内地消费者对毛皮、珍珠、口蘑、人参等边疆特产的需 求，生活在乌里雅苏台的猎户、东北的乌拉牲丁等各族群在朝廷的指派下 投身资源开发和贸易，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还融入了一 个将内地、边疆以及其他国家连接在一起的贸易网络。而这些变化的出现 比汉人移民进入当地早得多。
其次，国内外有关毛皮、蘑菇、东珠贸易的研究数量不少、质量亦 高，但作者以以上三种物品为例，为我们介绍了在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 初期，中国北方边疆出现的环境变迁，并探究其背后的制度、 意识形态原因及后果。作者更注意到中国如何参与 19 世纪全球贸易：中 国市场对边疆、海外珍稀物品的需求，将北京、广州、恰克图、北海道、 俄罗斯、夏威夷，甚至更遥远的阿拉斯加连为一体，而中国消费者对商品 的热切追求也导致很多地区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物种灭绝的问题。从全 球或区域（如内陆亚洲、东亚等）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的著作已不稀奇，但 关注奢侈品贸易网及其引发的环境、政治后果者尚不多见。
*后，作者谙熟满文，系统地利用了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 奏销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军机处档折件》 以及蒙古国家中央档案馆的《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档》。这些档案为读者 揭示的内容往往不见于汉文史料。例如第三章提到的内地人潜入蒙古地 区采菇问题，在汉文文献中仅有只字片语的记载，而作者通过乌里雅苏 台将军衙门的满文档案不但将采菇热潮的发展变化过程描述出来，而且 深入地剖析了若干案例，弥补了传统史料的缺漏，也增强了该书的可读 性。与某些外国学者简单地摘引几条档案即敢于立论不同，谢健研读档案 非常仔细，故得出的结论可谓信而有征，这一点从其对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毛皮进贡数量的统计即可见一斑。a 当然，作者作为年轻的美国学者，著作中出现若干错误在所难免。如
第 68 页混淆了扈伦的乌拉国和打牲乌拉。此外，作者对满汉文文献的理
解有一些偏差。如第 42 页将清世宗的话张冠李戴为大臣的话；第 85 页将 受处分的开原城守尉六十七和复州骁骑校七十八两人的名字误作人数。（以 上错误皆已由作者本人改正）不过，这些错误对作者的论点之成立与否基 本没有影响。
*后 需要说 明的 是，我在 翻译 该书的 过程中 多次 向好友 孙思 淼、 Пламен Станиславов Андреев 求教语言、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爱人孟修 帮我查找了很多资料。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永江教授在春节期间拨冗审阅译 稿，并纠正了原著和译文中的错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这本译著恐怕 难以问世。因我缺乏翻译英文学术专著的经验，翻译时间亦较紧迫，译文 中必然有很多不如意之处。所有翻译中的错谬皆由本人负责，在此恳祈方 家赐教。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谢健，20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与内陆亚洲，环境史，早期现代帝国的族群、商品与消费。
　　关康，201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族史、满文文献、清代宗教史。

中文版序言 / i
致　谢 / ii
转写说明 / vi
前　言 / vii
**章　北京的视角 / 1
事物的衡量尺度 / 2
质朴的根与帝国的宫廷 / 5
汉人能穿毛皮吗 / 13
清帝国的整合 / 17
新常态 / 23
被奢侈品连起来的世界 / 34
本章小结 / 37

第二章　珍珠窃贼与完美的秩序 / 39
作为生产区的东北 / 40
在满洲故乡之外：帝国机构和种类 / 45
乌拉、珍珠和清廷 / 51
蚌、人以及秩序的问题 / 57
人参的案例 / 62
重塑满洲 / 70
本章小结 / 72
第三章　蘑菇危机 / 73
**罪：无证 / 76
蘑菇贸易 / 83
控制采菇浪潮：1818年—1829年 / 88
帝国回应的本质 / 93
净土与禁区 / 100
本章小结：纯净的环境与地域 / 105

第四章　毛皮产地的自然环境 / 107
全球毛皮贸易 / 108
东北贸易的崩溃 / 113
乌梁海的案例 / 118
净化的必要性 / 124
乌梁海地区的毛皮危机：一个视角 / 128
毛皮危机的角度——对数量的考察 / 137
本章小结 / 143
结　论 / 145
清帝国的纯净故土 / 147
帝国的遗产 / 151
附　录　1771年—1910年的毛皮进贡 / 156
注释 / 159
参考文献 / 216
索　引 / 242
译后记 / 258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谢健，20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与内陆亚洲，环境史，早期现代帝国的族群、商品与消费。
　　关康，201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族史、满文文献、清代宗教史。

汉人能穿毛皮吗

在清帝国，服饰、物质文化与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不能把人和毛皮 分开。[63] 服饰和肤色、脸上的痘癍一样能够代表整个人；缉拿逃奴、逃 妻、逃兵时使用的标准“年貌单”通缉令综合了对人的生理和服饰的描述， 仿佛一个人的外貌永远不变一样。[64] 根据法律，要“据体貌服饰缉捕”逃 亡者。[65] 在斗殴中，不得打掉他人的帽子（或揪掉流苏）。[66] 如果一个外 地人死在蒙古地区，他的尸体和衣服都会被送回原籍。[67]
这是因为服饰能够代表人的身份，而毛皮尤其象征了满洲人的身份， 推而广之，它还象征着边疆地区，所以这种时尚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应。 即便今天，穿毛皮也是一种阔绰的行为：它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在我们 自己的世界中，我们从启蒙自由主义的角度争论毛皮的意义：毛皮的价值 取决于权力以及权力滥用的程度。而在中华帝国，毛皮是文化争议的爆发 点；和罗马、拜占庭以及倭马亚帝国一样，在中国，毛皮代表着野蛮，而 与毛皮有关的政策折射着帝国对外国和边疆的策略。[68] 这暗示毛皮或者其 他物质材料的价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价值不是由功能决定的；毛皮的作 用不仅仅在于为人保暖、防雨。[69] 当边疆被简化为战场和流放地时，毛 皮就象征着困苦、孤寂以及野蛮，其价值就被一笔勾销了；毛皮因而沦为“皮子”或“兽皮”。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将很多隐喻赋予穿着毛皮的野蛮人。一如安东篱（Antonia Finnane）证明的那样，在整个帝国时代，穿着毛皮的野蛮人的 形象在边疆文学中反复出现。[70] 从把匈奴描述成“衣其皮革，被旃裘” 的司马迁（前 145 ？—前 86 年），到用诗纪念唐朝与突厥战争的著名边塞 诗人，内陆亚洲边疆与其物质文化密不可分。唐代诗人刘商（8 世纪）在他的《胡笳十八拍》中捕捉到了这种隐喻的精髓。这首诗叙述了汉代贵族 女性文姬被迫远嫁匈奴的悲惨命运。作者借文姬之口哭诉道：[71] 

羊脂沐发长不梳，羔子皮裘领仍左。 狐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
自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控制中国北方之后，南宋（1127 年—1279 年） 的文人同样把毛皮和他们的对手女真人及后者的残暴行为联系到了一起。 徐梦莘（1126 年—1207 年）绘制了一幅典型而生动的——同时也是荒谬 的——女真人生活图景；用他的话说，“虽得一鼠亦褫皮藏之”。[72] 蒙古 人灭金和南宋之后，文人们又把前者与毛皮联系到一起。匈奴、契丹、女 真、蒙古、满洲都差不多：他们都买卖这种毛皮商品。
确实，汉人精英也穿毛皮，历史学家能够撰写一部与内陆亚洲平行的 汉地毛皮风尚史。例如，在战国时期（前 475 年—前 221 年），有两种官 帽包含了貂皮元素：一种是貂蝉，一种是珥貂，这两种帽子都以悬挂貂尾 为特色。传统文学告诉我们，貂蝉是赵武灵王（前 325 年—前 298 年在位） 发明的，这是他建设团队精神的一个环节：“胡服骑射”是那个时代的口 号。[73] 貂蝉一直流行到唐帝 国（618 年 — 907 年 ）；薛爱 华（Edward Schafer）注意到这种帽子“是仗剑出塞，或者是返回故土放鹰走狗的任侠少年的特殊标志”。[74] b
同样，从汉朝开始，历代史家都忠实地记录来自东北的贡品，以展示 毛皮如何象征汉人帝国的权力。大众对毛皮也有特殊需求，特别是蒙古人 统治汉地之后。明初，蒙古文化对汉人的时尚颇有影响。例如比甲（一种长款背心）、质孙（单色朝服，来自蒙古语的 jisu?n），以及所谓胡帽，即胡 人的帽子。[75] 1430 年，朝鲜王廷注意到“土豹貂皮，中国之人以为至宝”； 朝鲜宫廷本身也很快要求***贵族戴貂皮护耳帽，其他人用松鼠皮。[76] 时尚和物质文化超越了政治和族群边界；穿得像野蛮人并不一定就会变成 野蛮人。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毛皮流行于明朝和朝鲜。当时有一张延伸至 西伯利亚和库页岛的贸易网。大量毛皮通过蒙古人、女真人的朝贡和贸易 流入以上两个宫廷和东北亚的精英手中。[77] 毛皮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专属 物产：例如从 15 世纪 60 年代开始，《明实录》不再记录明朝与女真人交 易马匹和其他“土产”（例如珍珠），转而记载貂皮。[78]
消费者对毛皮的了解逐渐增加。李时珍（1518 年—1593 年）在对貂 皮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在《本草纲目》中描述道：“用皮为裘、帽、风 领，寒月服之，得风更暖，着水不濡，得雪即消，拂面如焰。”[79] 李时珍 以医生的身份建议大家用貂裘的袖子擦去眼睛上的尘土。[80] 他的书里还列 举了其他毛皮动物，如海獭。作者注意到：“今人以其皮为风领，云亚于 貂焉。”[81] 毛皮在京师实在太风行了，以至于朝廷于 1506 年发布了一道禁 奢令，禁止奴仆、妓女和底层人穿貂裘。[82] 一个世纪之后，某些战略家向 朝廷发出警告：毛皮贸易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崛起的基础。[83]
对于其他思想家而言，毛皮**的危害是它贬抑了汉文化。在 1491年 3 月 6 日的一份令人吃惊的档案中，某位御史警告朝廷，京城男女“胡 服胡语”、汉人像“胡”一样穿着貂皮狐皮。他要求“复华夏之淳风”，还 敦促朝廷“扫胡元之陋俗”并实现“习俗纯正”。[84] 汉人穿毛皮，但穿毛 皮并不是汉人的习俗。为了肃清外部文化影响并恢复传统风俗，一切异族 服饰，特别是毛皮必须被摒弃。所以，如果满洲的毛皮时尚是一项政治计 划，那么汉人的反弹就与此同理。二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建构出了一种永 恒、原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