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正版 苏轼诗词选 陈迩冬 978702011709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宋诗，对于唐诗来说，它是新诗。这新的局面，可以说是由苏、黄打开的。

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首诗不曾受到前人的注意。偶尔有人注意了，却是说它坏，甚至于否定它——不是诗！清代批评家纪昀就是这样说的：“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他还问：“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这首诗实是好诗，也就是我说的新诗。正因为“千古诗集”中无“此体”。它把“无理”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锋，似儿歌的天籁，在李、杜诗篇里是找不到的。

大家读苏轼的《汲江煎茶》又将有另一种新的感觉：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这时是月夜，天上有月，水里也映有月，人们舀水，似乎连月亮也舀回去倒进水缸里。水是江水，舀一杓，不就是分得了江的一部分吗？月小，偏说用“大瓢贮”；江大，偏说用“小杓分”。这两句诗，也许从韩偓“瓶添涧水盛将月”化来，但这种表现手法，怕未必逊于或者还高于前贤！

苏轼用“喻”是丰富的、博洽的、精当的，不袭用古人已用过的对事物的比拟，不止用一种形象来比拟一件事物，常是像明珠一样，不是一颗，而是一串；像射击一样，不是一发，而是连发：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清代的诗选手之一的查慎行，就在这《百步洪》几句下低首，并且指出这种“联用比拟，局阵开拓，古未有此法，自先生创之”。我以为“创”倒不始于苏轼，苏轼只是化陈凡为新奇罢了。

在苏轼的诗篇里，更大量的是在陈旧平凡的题目下出现新奇的歌。一个随手可拾的例子，《续丽人行》就是善伺古人的隙、善翻古人之案的其中一首：这一首是题唐代大画家周昉所作《背面内人图》的。周昉所绘的内人与李白所描写的“沉香亭北”的美人无涉，与杜甫《丽人行》中所描写的“长安水边”的丽人更无涉，他却借词说起，尤其是异想或者说联想地借题发挥，把周昉的画中人权当作杜甫在曲江头的眼中人，不过是没有瞧到正面，“隔花临水一时见，只许腰肢背后看”罢了。而结尾却落到与这些内人、丽人万无一涉的汉时梁鸿的妻子——那传为佳话“举案齐眉”的女人身上去：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何曾背面伤春啼！如果说《续丽人行》之类是袭用旧题而极力不与古人相犯，那还另有一类故意与古人相犯，如《石鼓歌》便是。唐代大诗人韦应物、韩愈都写过《石鼓歌》，尤其是韩愈那首歌，已成了家弦户诵的名作。苏轼二十七岁在凤翔做签判，有机会看到了这传世的先民杰作——石鼓，他就在《凤翔八观》中写出了他辉煌的《石鼓歌》，博大、壮阔、典重、精锐，企图压倒韩作！

……这一点，是新东西，是可珍贵的。但这可珍贵一点，恰恰为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所丢掉。

五

苏轼不仅是大诗人，同时是人民所熟知的、所乐道的大散文家、大词家、大书家、画家，他又知音律，喜听平话，懂得园林艺术，精于鉴赏吉金乐石，在艺术上可算是“全才”。在诗、词、散文、书法上，他都是“开派”者。诗，前面已约略谈过。词，到了他手上才把境界廓大起来，铁板铜琶，压倒了五代以来一直到柳永的绵蛮靡丽之音，与后来的辛弃疾被并称为“苏辛词派”，这一词派影响了词坛数百年。散文，他是人所共知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他和他的父洵弟辙）之一。书法，他是颜真卿之后的大书家，宋代的巨擘，与米芾、黄庭坚、蔡京共称“四大家”后来去掉蔡京，补以蔡襄。“四大家”由“苏、黄、米、蔡”改排列为“蔡、苏、黄、米”，因蔡襄为三家的前辈。

他毕生浸淫在文学艺术生活里。但他一辈子三分之二的岁月是过着官吏生活：

……因此人民有所爱于苏诗。

六

这本书里所选的，首先是吸收了人民的“选本”——即今日尚传诵于人民口头的，那比任何选本还可靠，那是经过历史考验，既有政治评价又有艺术评价的。可惜的是，这类的作品不太多，我只是依照这个图样去全集中求索。找错了，那是由于我的水平不够，不能怪苏轼。同时，按照一般读者的食量和消化力，编选时对什么多了、什么少了，哪篇深些、哪篇浅些，不得不有所抉择、有所配搭。至于抉择不当或配搭不匀，那也还是由于我的水平。

注释，基本上是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初编”的一套办法和一些实例。好在这工作前人做了许多，“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注苏诗的家数自宋至清，想亦不少。我是取用较晚出的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但也未能尽从。人各有见，初亦不必强同。详略之间，各有对象，也不可能沿袭。其他专注、专批各本，如查注（清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纪批（清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王编注（清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翁补（清翁方纲《苏诗补注》）、沈补（清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亦或多或少地参酌采用，他们有突出的、独到的意见，我并在本书的注文里特别揭出。我觉得这些注、批、补正，往往是后来居上，它们似乎还好过宋人的注本，如王注（宋王十朋《东坡先生诗集注》）和施注（宋施元之《施注苏诗》），这也许是我的偏见。至于取于经籍，采于史册，以及来自诗话、笔记、方志、谱录……者，不一一在这里开书单，也不另列引用目；编年和校勘，那更不敢掠前人之美，虽有去从，亦不必向读者饶舌。读者重要的是——直接接触作品！

好在读者已经打开苏轼诗卷，从八百九十八年前的冬天，诗人苏轼在开船的阗阗鼓声中所写的诗起，接触许多了，我对于苏诗说错了的地方，将由苏诗作品本身来修正。

在接触作品的同时，希望读者指正这书选、注、编年和校字上的错误，以便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