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正版 通鉴选 瞿蛻园　选注　 9787229098995 重庆出版社

　　荐 序
　　俞汝捷
　　瞿蜕园先生（1894—1973）的《通鉴选》初版于1957年，是《资治通鉴》*早的选注本，1962年出过新1版，之后没有再印。现在重庆出版社予以重版，作为蜕老的学生和50余年前的老读者，欣慰之余，很乐于在此向诸位推荐这一极好的史籍选读本。
　　谈书之前，想先谈谈选注者。
　　蜕老原名宣颖，字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是著述等身的文史大家。在史学领域，他的治学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主要在秦汉史、方志学、掌故学园地辛勤耕耘。早年受其父瞿鸿禨及湘籍大学者王先谦影响，他对汉史颇下苦功，1928年即出版制度史方面的拓荒之作《汉代风俗制度史》，1944年又出版《两汉县政考》和《秦汉史纂》。方志学方面，他于1930年出版的《方志考稿(甲集)》，是我国*早的私家方志目录学专著；另一专著《志例丛话》则因在修志观念及方法等方面富于新见而至今仍为学界所重视。他的掌故学成就，不仅体现在搜罗宏富，出版发表了《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杶庐所闻录》等多种著作，而且表现在理论上有深入探讨，他在《〈一士类稿〉序》等文中就掌故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个中甘苦作了清晰的阐发。
　　后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主要致力于官制研究和史学普及。官制从来都是蜕老的专长，闲谈中聊起历代职官沿革，简直如数家珍。前文提到的《两汉县政考》亦可归为职官志专著；而更为史学界熟知的当然是《历代官制概述》和《历代职官简释》，二著附于1965年版黄编本《历代职官表》中，却远比该表更为实用。此外，《辞海》中的官制条目，也大都出自蜕老之手。至于史学普及，那些年他从古史、《左传》到《史记》《汉书》《后汉书》，撰写了多种选译本和故事选，其中以选注方式问世的正是这本《通鉴选》。
　　《通鉴选》有哪些优长呢？
　　其一，《通鉴选》不能代替《通鉴》，却能让读者知晓有关《通鉴》的各种知识，了解《通鉴》的基本面貌。这首先是因为，蜕老为该书所写《前言》，多方面地对相关问题作了说明和阐释。他告诉我们：1.《通鉴》上接《左传》，下迄五代末年，是一部“在史学上放出异彩”的编年体通史。2.司马光在朝廷支持下，遴选专门人才做助手，充分利用政府藏书，经过周密准备，反复考订，增删润色，耗时19年，始完成这一巨著。3.《通鉴》有种种优点，包括注意事件的前因后果，对重要人物刻画生动，对杂史及私人著作广加采纳、慎重运用，叙事平实而又兼具文学性，附录与史事相关的文章甚多，不采神异怪诞的谬说，等等。4.《通鉴》的衍生著作，重要的有司马光《稽古录》、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以及《通鉴辑览》《通鉴纪事本末》等。5.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替《通鉴》作音注，非常宏博、精刻而便于实用”；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亦有独特价值。6.《通鉴》也有缺点，*为突出的是“主观见解过于浓厚”和“过于轻视文人”，前者表现为政治意识保守，后者表现为对一些重要文人如屈原的名字不屑一提。以上各点，《前言》中均有详细的阐述与分析，所以，阅读正文之前，宜先将选注者的《前言》细读一遍。
　　其二，要从鸿篇巨制的《通鉴》中选出少数篇章而又能体现原著特色，并使读者开卷获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从本书所选20篇来看，可以说做得非常不错。在朝代分配上，于战国、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均有涉及，而又以汉、唐为多，这就使读者对各时期历史都能有所了解。在内容方面，所选各篇大都侧重关键性历史事件的完整叙述，也有若干篇如《赵充国屯田》《贾让治河三策》《党锢》《杨炎与刘晏》等对社会背景与政策制度说明较多。这实际上反映了蜕老在治史方面的一贯主张。还在我青年时期，他就提醒过我，学历史不能光听故事，一定要了解时代背景与相关制度。20世纪60年代初，他曾应我所请，随手写下一纸国学入门提纲，在谈完“五经”与《说文》后，接着便谈《通鉴》——

　　同时可看《通鉴》。不必专注重兴亡大事，要能从史事看到各时代之社会背景。胡注颇多关于制度之说明，即无异于同时看《通鉴》。
　　朝代难记，若用公元作线索即不难。以世界重要史事与中国史相对照，更有全局在胸之势。

　　这纸提纲一直为我所珍藏。惭愧的是，他指示的做学问的基本功夫，我未能完全掌握，《资治通鉴》也因畏其卷帙浩繁而未能通读，倒是曾将家中书架上两函线装的《纲鉴易知录》草草翻过一遍。蜕老获知后，说《纲鉴易知录》记述的历史较《通鉴》为长，读一遍也很好，但它欠缺的正是关于社会背景与制度的说明，所以从治史角度说，仅读该书是远远不够的。
　　其三，《通鉴选》有个特点，就是各篇文前都有一篇数百字至千余字的题解。根据需要，题解的写法颇为灵活，而目的都是为了增进读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对本文内容与写作手法的理解。譬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题解，便重点讲述赵武灵王实行军制改革的重大意义，点明“这件事的影响几乎与商鞅变法不相上下”。同时又指出，在《史记?赵世家》中，对当年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辩论原有详细记载，可惜司马光基于其保守立场，将这些话删去不少，于是题解将赵武灵王及忠臣肥义被删的话补引出来，从而使读者由这些“明通痛快”的言论更加认识到“这人的确是战国时代一个杰出人才”。又如《蜀汉之亡》的题解，在交代历史背景之后，特别指出“当时统兵伐蜀的将帅钟会、邓艾等人心理上的矛盾造成了一种离奇变幻的局面”，“这是一次极富于戏剧性的历史事件”，而《通鉴》将几个人的个性，如“刘禅的庸懦无能，司马昭的权诈百出，姜维的智勇深沉，邓艾的粗鲁朴实”都写得“很有声色”，从而使读者于读史的同时，获得文学欣赏的审美愉悦。
　　其四，注释是选注者用力*勤之处，也是《通鉴选》*为出彩之处。多年来我们翻过各种古籍注释本，稍加比较，立刻就能看出孰优孰劣，看出注释者学养的虚实、功底的深浅。曾不止一次看到一些注家，不懂装懂，对难词难句妄充解人，贻误读者。也有一些注家，对人所皆知的词语大注特注，碰到稍微难解的词句，因自己不懂，就跳过不注。还有一些注释本，态度较前二种认真，但引证烦琐，疏于贯通，对一般读者而言，不够方便实用。相形之下，《通鉴选》的注释，**优点就是为读者着想，准确、简明、晓畅、实用。这是翻阅书中任何一篇任何一段，马上就能感受到的。这里可随便举些例子。一种情况是，词句含有典故，如《刘裕北伐》篇中，有句话是“琅邪王德文请启行戎路，修敬山陵”。注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是《诗经》上的话。他的意思要首先进入洛阳，因为晋室的先代陵墓都在洛阳。”出典和含义都说得明明白白，至于该典具体出自《诗经》哪一篇，就简省不谈了。又一种情况是，词句不含典故，却也并非一看就懂，如《赵充国屯田》中，有句“田事出”，什么意思？看了注释，方知“田事出指春耕开始的时候”。第三种情况是，词语见于辞典，却无法套用。如《天宝长安之乱》中“十月灼然诣京师”一句，“灼然”何解？查《辞源》，解释是“明显貌”，用在这里很难说通。而蜕老注曰：“灼然是一定的意思。”文意立刻晓畅明白。第四种情况是，对前人的解释提出疑义，如《七国连兵》中有句“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注曰：“前人解释此句，说：愁劳正是圣人所由兴起。这种解释不一定对，也可能是说心怀忧惧的圣人所以因此而奋起。”措辞很委婉，但只须联系上下文，就不难看出，蜕老的解释更符合原意。
　　以上从前言、选文、题解、注释四方面约略谈了《通鉴选》的优长，限于篇幅，许多方面如蜕老对胡注的深入研究等等都未及详述，只能留待读者诸君去自行体会了。

　　正在张仪连横的时代，燕国发生内乱，齐国乘机以伐平内乱为名，伐燕几致亡国。……燕昭王即位以后，任用乐毅等贤才，励精图治，燕国终于复兴。经二十余年之后，乘齐湣王骄恣失去人心，将齐国又加以覆灭。在破齐的战役中，乐毅在政治军事上表现了卓越的眼光和手腕，结果为燕国新王所忌，仅仅身免遭祸，功业却不能完成了。同时也由于齐国出了一个同样杰出的领导人物田单，运用他的智谋，将一个残破的齐国从敌军手里完全解放出来。这是战国中叶发生在东方的一件大事，为后人所称颂。特别是乐毅，晋朝的夏侯玄作了一篇《乐毅论》，阐明乐毅的本心不是为一国的君主服务的，而是有志于更远大的事业。在他不肯专恃武力攻取两城这一点上可以得到证明。魏晋以至唐人总是以乐毅与管仲并称的。
　　——《通鉴选?乐毅与田单》

　　从公元二二一年刘备称帝起，到二三四年诸葛亮的病卒，蜀汉一直维持小康的局面，并且不断努力向中原发展。后来继任的人就只能兢兢自保而已。及至二五三年，姜维独掌军权，重复进行北伐。但是此时内政已经大不如前，国力也消耗将尽了。魏国在司马昭执政之下，窥破这种内容，就大胆地出兵向蜀进攻，突破了剑阁的天险，摧枯拉朽一般把诸葛亮辛勤缔造的蜀汉覆灭了。在历史上，由秦灭蜀，以战国时代司马错领导的为**次，这是第二次。
　　当时统兵伐蜀的将帅钟会、邓艾等人心理上的矛盾造成了一种离奇变幻的局面，蜀虽灭亡，邓艾却吃了钟会的暗算而成为阶下囚。司马昭又窥破钟会拥曹（魏室）反马的内心，又在后面做“黄雀捕螳螂”的准备。姜维又利用这班人的矛盾冲突，希图造成一次突发的事变，将北军一网打尽，使蜀汉亡而复存。却不料彼此钩心斗角的结果，钟会、邓艾、姜维三个人都牺牲了生命，便宜了司马昭坐享其成，这是一次极富于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通鉴》这篇记载，将几个人的个性都暴露无遗，例如刘禅的庸懦无能，司马昭的权诈百出，姜维的智勇深沉，邓艾的粗鲁朴实，都是很突出的。写来都很有声色。
　　——《通鉴选?蜀汉之亡》

　　在这场滔天大祸之中，南朝纸醉金迷的酣梦被打断了。东西南北的人互相奔窜，家室流亡，文物残破。全中国都起了变化。关中得了渔人之利，逐步伸张势力到南方，形成汉、胡、南、北的交流，为后来的隋、唐文化奠下了基础。永嘉南渡以后的世家传统起了动摇，而南方浙、闽、赣、广的人渐渐抬头向北发展。新兴的陈霸先就是一个代表。这一时期中出现了两篇史料性的文艺作品，一是庾信的《哀江南赋》，一是颜之推的《观我生赋》。这两个作者，一是由梁入周的（周就是西魏的后身），一是由梁入齐的（齐就是东魏的后身）。他们亲身的经历，把这一动荡的局面从时间空间两方面都观察透了。尤其是《哀江南赋》写得*有声有色，可歌可泣，与《通鉴》这一篇记载正好参看。
　　——《通鉴选?侯景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