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正版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增订本) 陈仲安，王素 著 9787547513774 中西书局

本书为“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系列专著之一，曾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这本书所以称为职官制度研究，而不称为政治制度研究，是因为我们觉得，职官制度只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虽然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但毕竟不能包括其全部。政治制度的范围甚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转、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我们这里只谈到部分，以及与之相关的选举和俸禄等制度，其它各部分只是涉及一点或全不涉及，把它叫作政治制度研究，无异于冒名顶替、不合实际了。

本书论及的汉唐时期，主要由地主阶级统治农民及其他个体手工业者，也包括奴隶，实行的是地主阶级的专制政体。在地主阶级内部分为几个阶层，各个阶层之间存在斗争，如两汉有市籍地主与无市籍地主的斗争，魏晋南朝有士族与庶族的斗争，十六国北朝有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主集团的斗争，隋唐有旧门阀与新贵族的斗争，这些斗争对于职官制度的发展和演变都有一定的影响。

地主阶级的专制政体，内部有各种矛盾，以上所举，并不全面。对于本书来说，该政体的内部矛盾不是研究重点。这里只须举出几个与汉唐职官制度演变有关的特点，作为本书研究的线索。

，权力集中于君主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以君主为核心的专制政体之后，汉唐各朝无不继承这种政体。这种政体规定，君主是地主阶级权力的代表，除了虚无缥缈的天以外，他是天下即人间的主宰，臣民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君主的恩赐。臣民对于君主，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都要以无限尽忠为准则，任何违背或反对君主的言论和行为，都要受到刑律或行政的制裁，以及社会舆论的谴责。由于权力来源于君主，凡是与君主亲近的个人和机构，都容易借君主的信任、依靠及差使获得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政府重要部门总是由君主身边御用机构发展而来的缘故。而御用机构一旦发展成为政府重要部门，就变得有职无权，或者无职无权。这也正是与君主逐渐疏远的结果。如汉代的尚书，原是君主身边掌管文书的小臣，由于君主对宰相大臣权力过大不满，转而信任他们，遂发展成为政府重要部门，后取代三公，成为宰相机构。三公从此成为荣誉官位。而尚书成为宰相机构后，由于与君主逐渐疏远，君主又在身边建立中书、门下机构，让他们分割尚书的权力。不久，中书、门下权力膨胀，也发展成为政府重要部门，与尚书鼎足而立，号称“三省制”。到了唐代，君主又置品位较低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剥夺宰相权力，用身边的翰林学士和由宦官充当的枢密使掌管机要，发展使职差遣制分割尚书省所属机构事务。三省长官又逐渐被排挤出宰相行列，成为荣誉官位。尚书省也逐渐不管行政事务，成为闲置机构。由亲近小臣变为政府大臣，又由政府大臣变为荣誉官位，均与权力集中于君主有关。

陈仲安（1922—1993），历史学家，汉唐历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负责“二十四史”《北史》点校，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编，并具体参与该书词条的撰写。

王素（1953—  ），历史学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负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先后参加或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

章  中央官制

　　节　汉代中央官制略论

　　第二节　汉代三省制的孕育

　　第三节　魏晋南朝三省制的诞生与发展

    第四节  北朝前期官制的性质与后期三省制的建立

    第五节  隋及唐前期三省制的完成及相关的改革

    第六节  唐后期使职差遣制的流行

    第七节  中央行政监察机构的演变

第二章　地方官制

　　节　地方行政从二级制到三级制

　　第二节　都督区划的形成及其演变

　　第三节　尚书行台的设置

　　第四节　地方行政从新二级制到新三级制

第三章　选举制度

　　节　察举与征辟

　　第二节　九品中正制

　　第三节　科举制

　　第四节　荫举与纳资

　　第五节  选举标准与考试制度

第四章　俸禄制度

　　节　年俸与月俸

　　第二节　力禄

　　第三节  田禄

后记一（初版）

后记二（再版）

陈仲安（1922—1993），历史学家，汉唐历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负责“二十四史”《北史》点校，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编，并具体参与该书词条的撰写。

王素（1953—  ），历史学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负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先后参加或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

摘要

过去常说，汉代中央官有三公九卿制，有中朝外朝制。我们认为，三公九卿制的概念欠准确，中朝外朝制的区别有问题。现存早完备的记载汉代官制的著作是东汉初年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和西晋末年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即今《后汉书》所附《百官志》，本书全称《后汉书•百官志》或简称《后汉志》，实际均指该志）。此外，还有零星保存于各种类书及两《汉书》注中的东汉初年卫宏的《汉旧仪》（或称《汉官旧仪》）、东汉末年蔡质的《汉仪》、蔡邕的《独断》、应劭的《汉官仪》。可以根据这些著作，理清汉代中央职官的系统，说明当时中朝外朝的区别。

一  三  公

三公之名，古已有之。西汉前期，中央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位高官，学者遂谓之为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否应该合称三公？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察。

丞相有时称为相国，承秦而置，秩万石，金印紫绶，地位，为汉初位高官。“掌承天子，助理万机”，几乎无所不统，权力也重。《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应劭曰：

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国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处〕并存。每岁州郡听采长吏臧否，民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謡言者也 。

又引干宝《周礼注》曰：

《礼》，司徒（即丞相改名）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天子与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 。

可见当时不仅皇帝之未央宫中有殿，丞相府中也有百官朝会殿。皇帝要和丞相议论国家大事，还要亲临其殿。丞相注意民所疾苦，是因为职掌全国行政事务。丞相注意长吏臧否，是因为职掌全国官吏的考核和任免大权。武帝初年，帝舅田蚡为丞相，《汉书》本传说：

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武帝）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 

田蚡凭借外戚身份，更加扩大丞相的用人之权，甚至陵驾于君主之上，自然引起武帝的不满。此后，武帝有意剥夺丞相的权力。用了很多办法，其中一种是以大司马、大将军参议机密大事。所以自武帝以后，丞相虽然名义上仍是百官之首，但实际权力已经大大削弱。到哀帝时，改名为大司徒，位在大司马之下，成为第二位高官。

太尉亦承秦而置，秩万石，金印紫绶，地位仅次于丞相，为汉初第二位高官。分工专管武事，从制度上说，权力也很重。但由于当时丞相无所不统，武事亦属职掌范围，夺了太尉的权，太尉并不常置。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武帝以前为太尉者，仅有卢绾、周勃、灌婴、周亚夫、田蚡五人。从汉初承置太尉，到武帝建元二年废太尉，共六十七年，五人为太尉的时间总共才二十二年，约占三分之一。说明太尉确实不常置。武帝废太尉后，虽置大司马，但无印绶官属，武事仍归丞相掌管。直到成帝时，才许大司马置印绶官属，成为实职，代太尉管武事。哀帝时，大司马位在大司徒（原丞相）之上，成为位高官。

御史大夫亦承秦而置，秩中二千石，银印青绶，地位稍低，为汉初第三位高官。职掌监察，“副丞相”，权力也较重。但从秩及印绶来看，与丞相、太尉不属同一等级。古时把官僚分成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丞相、太尉属公级，御史大夫仅属上卿级。然而，由于太尉不常置，御史大夫作为丞相副手，其府曾与丞相府并称“二府”。武帝限制丞相权力时，曾信任御史大夫张汤，也使御史大夫地位有所提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到成帝时，改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才将地位正式升高到公级。但排名不变，仍是第三位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