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正版 两宋之际政治体制与学术文化研究 温志拔著 9787555028277 海峡文艺出版社

温志拔，男，1980年8月出生，福建省龙岩市人。先后毕业于闽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分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学术史、唐宋文献整理的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福建省社科规划基金等科研项目各1项，在《文献》《史学史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绪 论…第一章两宋之际的君权与士大夫政治

第一节 士大夫“共治”时代的宋代君权

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辨析二、“共治”实践中的宋代君权演变第二节徽宗朝君权扩张的渊源及影响

一、“端王轻佻”问题…二、“共治”与徽宗朝的中央政务三、君权扩张与士大夫政治的终结第三节 高宗朝“绍兴体制”下的君权与士大夫一、绍兴体制形成前的中枢体制二、绍兴体制下中枢体制的固化三、“绍兴更化”的体制延续…第二章 两宋之际的君权与官学第一节天道之争：两宋之际君权的“圣化”一、王安石新学的天道圣统二、徽宗朝“道”论与君权神圣化三、高宗朝的道统之争与政权合法性第二节两宋之际官学的发展及特点一、道艺归一：作为“治世之术”的书画艺术二、“天道”视野下的新礼乐秩序构建三、三教关系的重整

第三章两宋之际诸家学术体用工夫的治体关切

第一节晚期新学的本体与工夫论

一、两宋之际新学门人考论

二、晚期新学的本体与工夫论

第二节 理学诸家的本体与工夫论

一、道德本体论的转向

二、理学诸家的工夫论指向

第三节 道教体用工夫的政治社会考察

一、两宋之际道教诸派的消长新变

二、性命双修的炼养工夫与道教的治体关切

第四章文心与文献：两宋之际文献整理及政治史背景第一节 政治边缘中的史学与史籍

一、两宋之际关于《资治通鉴》的论争与史学转向二、两宋之际主要史籍形态的创新三、两宋之际年谱编撰的道德政治背景第二节政道之间的文人与文献一、高宗时期苏黄复兴及其政治学术意涵二、文人博学之风与集部文献编撰三、文人文献整理的主要形态四、两宋之际宋人别集刊刻的突破参考文献后记

绪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两宋之际徽宗、钦宗、高宗朝（1101-1162）约六十年间的政治体制与学术文化史。两宋历史上的元丰、元祐与乾道、淳熙两个时期，以学者众多、学派林立的学术局面，以及影响深远的原创性思想突破，无可争议地成为宋代学术史、思想史之研究重点。如果说这两个时期，是宋代学术思想的“波峰”，两宋转换之际无疑则是高峰之间的“波谷”，徽宗朝的学术常常被视为熙宁、元丰“新学”发展的尾声，而起于钦宗、延续至高宗的学派消长，则是学术交替、理学逐渐兴起的序幕，多是作为前后两个时期学术思想研究的必要补充而展开的。而对理学发展脉络以外的学术，特别是官方学术，往往被忽视。正如日本学者小岛毅所言：“就学术史而言，徽宗朝的特点是什么？神宗朝（1067-1085）是北宋道学五子及其政治敌手王安石（1021一1086）的时代，哲宗朝（1085一1100）的前半段，是程颐（1033-1107）洛学和苏轼蜀学个人而非学术相互对立的时期。北方沦亡之后的高宗朝（1127-1062），则可以描述为道学积极介入学术世界的时期。学界并未足够关注介于两者之间的时期：哲宗后半期至徽宗的新党占据主流的时代。中国哲学史和学术史对于这一时期的忽略，与学界普遍专注于道学派、只在和道学发展相关联之时关注北宋的重要性这两大趋向有关。”①即使在专门之学中加以清理描述，囿于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也多限于专门技艺的知识性表述，少有将其与当时的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相结合。即如两宋之际的理学思想状况，也多强调其受党争排挤的“在野”地位，尤其重视其自身概念、范畴演进的自足特性。似乎思想家的思想历程和学术选择，都能置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之外，不免令人形成一种错觉：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似乎都是隐居林泉、诗酒唱和、讲学授徒、远离政治，甚至静坐禅修、省觉本心。事实上，两宋之际的学术文化发展，并非只有“新学”与“理学”此消彼长的单一线索，而是一个多元并存、相互影响的过程。徽宗、高宗二帝，比宋代其他任何一代君主，都更加重视其本人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高宗一朝，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官方学术，都并非简单地建诸于对徽宗、钦宗朝的批判，断裂基础上的转向，而是在延续中加以调整。相延近百年的官方学术文化，也表现得也更为自觉主动，并构成了一个与理学思想并立的重要他者世界，对同时期的士大夫精神、思想演进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都是两宋之际学术史研究值得重新思考、定位的问题。与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术文化强烈地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相比，两宋之际的政治体制与学术文化多元发展的关系，其复杂程度丝毫不减。不过，考察二者的关系，首先应摆脱传统宋代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研究范式中，过分强调党争、腐败、权术，及其据此展开的政治行为得失、人格品质高下、学术价值高下评判。本书更希望超越后知视角和实用化的道德评判立场，从政治制度中各类权力主体的具体活动和相互关联中，考察学术文化活动的走向、自身特点的形成。思想家的精神活动固然具有其独立性，以及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论辩、甚至对立，但这并不足以构成现实政治中固化、绝对、封闭的士大夫集团党争的起源，所谓的“党争”实际上是具体的政治制度中，出于个人权力运作需求而进行的由结果逆推动机的标签化评价。更重要的是，党争思维下所塑造出来的士大夫集团之间政治、学术思想二元对立叙述模式，不免忽略了政治体制中重要的另外两极一皇权与士大夫权力之间的消长变化，及其由此延伸的学术文化关系。因此，考察人在制度中的实际活动和关系变化，也就是两宋之际的政治体制，需要更多地关注帝王个人在制度中的作用变化、皇权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实际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官方学术的地位、特征，真正理解思想文化活动的基本前提和真正目的，认清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

全书分析了在一个严密完善的政治体制中，面对时代的精神问题，两宋之际的君主试图建立一套适应于政治治理的官方学术，并借以彰显君主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和符合三代理想的文化秩序。而不同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不管是晚期新学士人，还是理学门人、蜀学文人，以及高道禅僧，都更为强调道德自觉的力量，认为无论是君主还是士人社会成员，都应该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修养工夫，体悟、发明根植于内在本心的道德责任意识，并将此视为有效政治治理的普遍前提。作者通过这种讨论，考察了晚期传统中国政治史、学术史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为重新理解古代中国国家治理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智慧，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