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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谊堂全书 (全53册 原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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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谊堂全书 (全53册 原箱装)

《正谊堂全书》是清代康熙年间福州鳌峰书院张伯行主持编辑的大型丛书，原书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等数部，以理学文献为主，辑录历代文集、专门著述五十余种。

￥ 24510 6.5折 ￥ 38000 全新

仅1件

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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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张伯行

出版社广陵书社

ISBN9787555405443

出版时间2016-04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38000元

货号2404

上书时间2024-03-02

建安文化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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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正谊堂全书》是清代康熙年间福州鳌峰书院张伯行主持编辑的大型丛书，原书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等数部，以理学文献为主，辑录历代文集、专门著述五十余种。四部分立的名目乃根据古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见《左传》）据原书序录，“立德部”以宋代儒家学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宗，五子的门弟子、后学、讲学友，如谢良佐、杨时、李延平、黄干、薛瑄等，为附录。“立功部”以诸葛亮、陆挚、韩琦、范仲淹、司马光为主。“立言部”主韩、柳、欧、苏等八家，以为可以“佐佑六经”。“气节部”命意稍卑，然亦传统儒家扶持“纲常名教”的题中应有之义，此部有文天祥、谢枋得、方孝孺、杨继盛、杨涟等五人。
《全书》的编辑缘起，在张伯行的年谱中可以略见其大概。张伯行，字孝先，河南开封府仪封县人，清顺治十八年（1651）生。张氏幼年不好嬉戏，他的父亲喜其有“儒风”，告以“宋朝周、张、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传，他日务读其书”。康熙二十年，张伯行乡试中举，主考官为宣城施愚山。二十四年，殿试第三甲第八十名。圣谕谓“新科进士回家依旧读书，不可荒废学业”。张氏回乡构小楼，读书其中，取《小学》 、《近思录》、程朱语录之类，日夕玩索。二十八年，张氏赴吏部试，在京城报国寺购得《濂溪先生全集》，如获至宝，以其书“刻板久湮”，“付梓以广其传”。三十七年，丁忧在家，修复仪封请见书院。三十九年，协助治理黄河。四十一年，题补山东济宁道，次年赴任。在山东任上，张伯行先后建清源书院、夏镇书院，编辑《白鹿洞学规衍义》，校定《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此后张氏辗转职任，每至一地，都以寻访先儒文献、建立书院为要务。康熙四十六年，张伯行五十七岁，升任福建巡抚。传统理学，以地望称，谓濂、洛、关、闽。福建是朱子的故乡，朱子一生的大部份时间都在福建度过。张伯行以程、朱学术自命，巡抚福建，真是得其所哉。同年五月，张伯行赴任经过嘉兴，求得理学名家陆陇其遗书多种。六月，抵福建，先革除弊政，行保甲，毁淫祠，置社仓。稍事安顿之后，“惟思以广教化为先务”，建鳌峰书院，编《学规类编》、《养正类编》、注释《上谕十六条》。张伯行扶持名教的努力也得到康熙的赞许，书院建成以后，康熙御赐匾额“三山养秀”。张伯行康熙四十九年春天移抚江苏，在福建两年，先后刻印、编纂《道统录》、《家规类编》、《濂洛风雅》、立德部文集、立功部文集、立言部文集、气节部文集、陆稼书遗书、名儒粹语等多种文献。
张伯行整理文献的方式主要是校订、选编、纂注，其选录诸书多有删改，如薛文清《读书录》，原书分正、续编，张氏取“前后两录，节其重复，梓为成书”。刻罗整庵《存稿》，“举起精要者授之梓”。《全书》刻陆陇其遗书四种，其中《问学录》、《松阳钞存》，两书有重复，张氏刻本删去《钞存》与《问学录》的重复部份，删订之后，《钞存》仅余二十余条。后来有学者指出《问学录》为陆氏中年之书，《钞存》则为晚年定论，张氏删订“殊失陇其之意”。四库提要又引陆氏后人之说，谓张氏“删节失真”。儒家传统多称孔子“述而不作”，又举其“删述”六经的伟业。张氏对先儒文献的删订或者也有这种“删述”意图，其取濂洛关闽五子书的“精醇切要”语辑为《濂洛关闽书集解》，自述旨趣，说：于周子可以会一理之通，而振俗学之卑陋；于张子可以穷万物之故，而识性体所自来；于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穷理、下学上达之功，而不为诐淫邪遁之所淆惑。全书分四集，以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思路显然有模拟朱子表彰《四书》的意思。张氏也非常重视《近思录》，曾为作集解，又仿其例编为《广近思录》、《续近思录》。
清初学术，上承晚明阳明学末流之游谈，一变而为顾亭林之考证。至康熙年间，理学虽然为官方所提倡，然已为强弩之末，理学书籍的流传也日渐稀少。比张伯行稍早的张履祥在答友人书中说：“百余年来，承姚江横流之后，程、朱之书鲜行于世，陈、王则家诵其言。（张氏《答丁子式书》）张伯行刻书，有人对他说：凡刻书必审乎时之所好尚，是书人必不观，人必不读，刻之何为？（见《正谊堂文集 答同年陈宫詹书》）张伯行说只问其书之当刻不当刻，人之读与不读，则非所知也。其所持之理似甚正大，但并不能挽救理学衰颓的命运。编刻《正谊堂全书》所依托的福州鳌峰书院，起初规划为修书讲学之所，当地原有共学书院，课时文，两院“若上下庠”，张伯行移抚江苏以后，“共学又废，于是学者皆入鳌峰，而昔之修书讲学者，亦变而课文矣”。（嘉庆十二年《鳌峰书院志序》）不数年间，书院已非复旧时规模。
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道经福州，为宣扬文教，欲重刻《正谊堂全书》，乃据有关文献按图索骥，编订目录。经过一百多年，康熙间旧本有不可得者。据文献记载，原编收书五十五种，当时觅得四十九种，又附益张伯行纂辑之书十余种，共得书六十余种。旧编之未得者，列为采访书目。左宗棠重刻《全书》，于旧本或仍有改动。《近思录》第六卷“家道”篇第十三条，原书为程子论“孀妇于理似不可取”，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条在后来很引起学者的争议。康熙旧本张氏《集解》随文注释，正文与通行本无异。同治重刊本删去此条，代以“伊川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云云，此条之下，竟然也有注释，不知出自谁手。《正谊堂全书》的名目或为新编所加，旧编有分部，似无统一的名目。“正谊堂”位于鳌峰书院，堂后为书院藏书楼，张伯行的文集也以“正谊堂”为名，文集中收录其所校刻的各书序跋多作于此。“正谊”二字，出自汉儒董仲舒，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儒小程子颇赏此语，遗书有说。朱熹、吕祖谦辑《近思录》，将程子语收入第十四卷圣贤气象部。张伯行曾注释《近思录》，于此或有心得。
《正谊堂全书》的选目以程、朱一系为主，不废事功、言辞。或因有见于阳明末流之弊，故全编极力抵斥阳明，甚至不收陆象山、杨慈湖之书，于尊朱、排王之书，则收录数种。不免矫枉过正，有欠博大，亦当时时风如此。因为尊朱子，故于朱子一系之文献网罗完备，如收录罗从彦、李侗、张南轩、黄干书，颇便今人追索朱子学脉之渊源。其他部次之文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如立功部所举的五人，百年后湘乡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举诸葛、陆、范、司马，以为“德行而兼政事”，与《全书》若合符节。据此而论，则此部隐然为清代后期经世思想的滥觞。其他文集、专门著述，在今日尚不失为治思想史的有用之书。同治迄今，又百余年，《全书》无再版。今有同好数人，多方谋划，寻得同治旧本，附以《鳌峰书院志》、《张清恪公年谱》，影印行世，或亦当代文化建设之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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