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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二妙-宋琬集《杜少陵流寓诗》刻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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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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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焕新

出版社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

版次1

印刷时间2017-01

印次1

印数1.5千册

装帧平装

开本20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208页

字数116千字

定价35元

上书时间2022-04-25

雪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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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清顺治时期,分巡巩秦阶道宋琬集杜甫秦州诗歌六十首,从《淳化阁帖》等前人书法中集字而摹刻而成《杜少陵流寓诗》四卷。刻石完成后不久即损毁,仅天水市博物馆存残石三块。天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和天水市图书馆藏有拓本三卷。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刻石和拓本为线索,将宋琬摹刻《杜少陵流寓诗》的行为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高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系统研究,书中在对每块原刻石长度的考察的基础上,对每块刻石的内容进行了详细比对并分析了在玉泉观李杜祠的安放情况;也对清乾隆时在西关僧舍发现的残石和市图书馆藏《杜少陵诗贴》在深入对比文献资料和拓本原件的基础上得出了新的结论。

其它介绍:       
       天水古称秦州。唐代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流寓秦州,作诗多首。清代顺治年间,著名诗人宋琬驻节秦州,他集众人之力,以“二王”法书为主要集字对象,把杜甫流寓秦州期间的诗作60首,刻石34块列置于玉泉观。清代秦州知州、诗人王宽叹其诗妙字妙,遂取书斋名曰《二妙轩》,故后人将宋琬集刻杜诗、“二王”字碑刻美其名曰《二妙轩碑刻》。清康熙年间,战乱纷起,此碑刻被毁坏散佚,现仅存3块残石,保存在天水市博物馆。

一、宋琬与秦州及其杜诗

宋琬(1614年―1674年),清初著名诗人,字玉叔,号荔裳,汉族,山东莱阳人。高祖宋黻,是明代莱阳第一个进士,父应亨,天启进士。宋琬乃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历官户部河南司主事、吏部郎中、陇右道(巩秦阶道)佥事、永平道、绍宁道、浙江按察使、四川按察使等。宋琬生逢吴三桂兵变,家属遇难,忧愤成疾,病死京都,时年59岁。

顺治十年(1653年),宋琬第一次被捕,出狱后出任陇右道路兵备佥事,驻节秦州,当他以满腔热情用减轻赋税,奖励生产的办法治理这片土地之时,却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6月发生秦州大地震。宋琬目睹惨状,忧心如焚。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无家可归者数以万计。宋琬一面向上级求救,一面毁家纾难,赈济百姓。因国库空虚,他“出家财,从莱阳邮致,以恤其灾”;并捐献薪俸,重修秦州城垣。因救灾有功,被钦赐蟒服并加晋一级,优升永平副使。他离任后,秦州百姓为他建生祠,刻石留像,以志怀念。

宋琬出身于世代书香名宦之家,他的家世有做清官良吏的传统。“先人俱出牧,清白是良弓”,他以此自勉。他的诗文风格直承杜甫“史”笔而来,更兼有先秦两汉诗歌遗风。其诗忧患苍生黎民者居多,言辞沉郁而敦厚。清沈德潜谓其诗:“宋以雄健磊落胜。”王士祯对宋琬诗歌评价更高:“诗颇类陆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宋琬心怀体恤民情的清官良吏本色,又深得杜甫诗歌遗韵。以诗“史”之才俱论,那么,宋琬选择杜甫秦州流寓诗,并集以“二王”妙字成《二妙轩碑刻》,这就具有一种历史性的必然。

宋琬40岁赴任秦州,官虽不显,但他的确有种济世天下的胸怀与抱负。秦州在杜甫笔下就是“鼓角缘边郡”的国边地,而对年轻有为的宋琬来说,就是他施展才能之地,这里有诗为证:“万里西征亦壮哉,篱边三见菊花开。蟹螯欲把不可得,雁声入耳何其哀。俸钱殆尽且沽酒,秋云虽好愁登台。何日拂衣沧海曲,长瓢短笠归徂徕。”[1]283宋琬是个有家国情怀的文人,他不但有实现功名的道德理想,也时时流露出一个中年男子的豪气。他曾慷慨解囊,把自己的薪水拿出,救震灾、修城垣、筑堤岸,其心存国家、心忧黎民的人生廓远境界岂非几首诗文所能概括!

回溯历史,公元759年秋天,唐代伟大诗人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眷西行,客居秦州。杜甫流寓陇右期间,写出了117首诗,平均每天写1首。《秦州杂诗廿首》就是诗人杜甫于秦州时所作的系列名作。在杜诗的研究领域中,萧涤非、李济祖等专家一致认为,杜甫流寓秦州所作诗篇,是真正开启杜诗成熟诗风的重要阶段。宋琬作为杜甫千载而下的知音,恰恰就在秦州驻节,刊刻杜甫秦州杂诗而树碑播远,这从自己政绩或者文化角度讲,都属一种思虑深远的眼界与智慧。宋琬书法取自帖学,亦宗法“二王”之迹,以“二王”法帖为主要集字资料来镌刻杜诗,实乃宋琬妙想,亦属天下少见的诗和书法的合璧盛举。

二、《二妙轩碑刻》所体现的诗教与书教

宋琬的诗入杜、韩之室,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说,又与严沆、施闰章、丁澎等合称为“燕台七子”。他著有《安雅堂全集》《安雅堂未刻稿》传世,修成《秦州志》13卷,政绩卓著,《清史稿·文苑》有传。

宋琬最早的刻本为《荔裳集》,现在能見到最早的正式刊刻稿为《安雅堂文集》2卷,《安雅堂诗》1卷系作者康熙五年(1666年)寓居苏州时所刻。据统计,宋琬一生著述颇丰,今存诗歌1333首、词165首、文223篇,此外还有赋2篇、杂剧《祭皋陶》1卷。自刻过《二乡亭词》《安雅堂书启》以及剧本《祭皋陶》等,但现在多是残缺不全。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王士祯曾审定其诗稿30卷。宋琬入蜀后又结集《入蜀集》1部。

宋琬死后,其子宋思勃和族孙宋邦宪先后多次搜罗补辑,共凑成20卷,其中大部分是未刻稿。另据《登州府志》记载,宋琬还撰有《秦州纪异》《治蜀条例》和《治蜀谳案》各1卷,“皆事理详尽,文亦简净不俗”。现在,我们能看到收录最全面的宋琬诗文集就属当代辛鸿义、赵家斌先生点校,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宋琬全集》。

诗教是中国传统儒教的重要内容。清沈德潜曰:“诗本六籍之一,王者以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情发也。”明清之季诗论,说教甚多,皆以传统儒家“温柔敦厚”标准为纲。清代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论述杜甫诗歌遵守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的诗性创作之后,对诗的创作强调:“终以优柔敦厚为本旨。优柔敦厚,必不快心,快心必落宋调;做急做多,亦落宋调。”而对诗教与书教结合在一起论述最透彻的无过于清代邵长蘅了:

大块灵秀之气,融结而为山川,夫人灵秀之气,舒而为文章,为书画,是造物者可以泄其奇也。书画力可千年,文章之力无穷,顾皆不能如山川与天地相终始,然而山川幽丽瑰怪可喜可愕之奇,不能自名,乃反待人而名,而人之名之,往往托之文章,与夫图经金石刻,传之于世,而奇乃大著,则信乎人之灵也。[2]

诗文之教化类归经籍治世,而书画之作在古人眼里,也是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与方式。人之立身与命运,首先是文艺发蒙之教育。“人心向善”本属宗教之词,乃属人类趋向于美德的一种理解与实践,而诗教与书教的合体,恰恰就实现了古典文人对文与艺相结合的一种普遍性教育方式。宋琬在秦州主持的《二妙轩碑刻》,既是古典文人实现功名传播的特殊方式与途径,也是实践儒家文化教化育民的一种德政工程。

宋琬曾沿杜甫流寓秦州线路,多次探访,仅陇南成县杜甫草堂,他就去过3次,他有首《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诗:

峡口寒云草木黄,杜陵人去水苍苍。朱弦一曲《飞龙引》,知尔重来下凤凰。[1]307

而另一首《同欧阳介庵拜杜子美草堂》诗:

少陵栖隐处,古屋锁莓苔。峭壁星辰上,惊涛风雨来。人从三峡去,地入《七歌哀》。欲作《招魂赋》,临流首重回。[1]249

宋琬此两首诗恐皆作于同谷杜甫草堂附近,且两“欧阳”先生就是一个人,欧阳介庵当时就是同谷县令。宋琬心念诗圣之情不能自已,故有多次拜谒杜甫草堂之行迹。此刻,笔者记起近代书画家吴昌硕先生两句诗来:“无端杜老同心事,四海风尘万里桥。”此情与此景,映照于宋琬之于杜甫,是何等情怀!何等深情啊!从宋琬对泾水、西峰、马跑泉、成县、清水等等地方留下的诗作看,宋琬一直在探访杜甫曾经流寓过的踪迹。杜甫千年之后,宋琬驻足秦州,竟然成为隔代知己与知音。

三、《二妙轩碑刻》拓本与艺术性

《二妙轩碑刻》是宋婉主持镌刻的杜甫流寓诗碑,原碑立于天水市玉泉观内,长1516厘米,高24厘米,由34刻石组成。宋琬以杜甫流寓秦州期间的诗作60首,多集肃府本《淳化阁帖》中“二王”等古人字,远聘兰州擅长钩摹之技的张正言、张正心二人,摹刻上石而成。后由于战乱,玉泉观中众多建筑被毁,该诗碑下落不明,直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秦州知州王宽离任闲游,他在秦州西关的一所僧房发现刻有杜诗的断石残碑,但仅存4首诗,计160字。王宽《题二妙轩碑》一诗中写:“淳化摹天宝,风流宋荔裳。诗遗百六字,碑获十三行。藤瓦东柯杜,鹅笼东晋王。千秋余二妙,零落赞公房……”王宽之后,《二妙轩碑》下落不明。

现在《二妙轩碑刻》拓本,据笔者所见,存世有二。其一,现流传最广,且被翻印最多的是天水市城建档案馆所藏拓本,[3]此本拓刻完整,全拓杜甫流寓秦州诗60首,且有党崇雅、东荫商、王一经、郭充、聂玠、邓旭等6人的跋和宋琬的刻后跋《杜诗石刻题后》。其二,天水市图书馆藏本。此卷仅拓杜甫《秦州杂诗廿首》,拓工极为精良,天水市图书馆于2007年6月以宣纸仿真印刷,其效果非2019年12月文物出版社刊印天水市城建檔案馆藏本可比。市图书馆藏本碑前诗圣杜甫像特别清晰,帖字字口刀笔之迹极为逼真,拓本上下有界栏,且杜甫像后的东海宋琬赞辞,没有丝毫破损,从其精湛之椎拓效果推断,此本应当断为初拓本。

1997年,天水市政府于天水胜地南郭寺内建立“诗圣碑林”,将天水市城建档案馆所藏《二妙轩碑》拓本重新刻石,供人观览。重刻的《二妙轩碑》现在也成为当地文化的标志性景观建筑,为展现碑刻复杂而曲折的经历,平添了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史话。

在书法史上,就帖学而论,集字作为铭刻传世的方式和途径,作用于后人属于习字的蒙学范本,此类作品在书法史上属于大宗。宋代官方刻就的《淳化阁帖》,有好多帖子存疑,大多数属于集字作品。最有名的是由唐代怀仁所集刻王羲之书法的《圣教序》,就是后人习字最经典的范本。天水《二妙轩》之集刻拓印流传,其性质与《圣教序》无异,只是在刻制时间上具有远近之别,故其文物性质亦有很大差别。从艺术性上来讲,越到后面,主持者的艺术眼光与选择性更要优于早年所刻制。笔者在此无意于讨论唐代集刻《圣教序》与清代宋琬集刻《二妙轩》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从《二妙轩》本身最后来谈谈它的艺术价值。

杜甫诗歌蕴藉含蓄,回荡曲折,但其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似乎并不太适合书法家去创作草书。虽然明代祝枝山、王铎等人创作过一些重量级作品,但普通作者多书写一些如宋诗一样比较直白的作品。《二妙轩碑帖》的广为流传,就为杜甫诗歌的当代草书化创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王”书法的高妙自不待言,宋琬主持此事,皆聘请高手所为,故帖字在取字与章法的协调上堪称一流,达到了书法集字的自然化、灵动化,帖字虽属刻石,但笔法锋芒显见,让学者能窥探出魏晋书法的奇迹妙趣来。因此,《二妙轩碑帖》近年在社会的流传,必然会对当代书法的正统书格起到不可估量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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