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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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保罗·肯尼迪 著 王保存 等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37808
出版时间2013-02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59元
货号1200389612
上书时间20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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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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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肯尼迪，英国历史学家，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任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出版有多部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在世界史学界享有颇高声誉。
目录
第二篇
工业时代
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
（1919~1942）
战后国际秩序
战争策源地
法国与英国
幕后超级大国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第三篇
当代和未来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
（1943~1980）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新的战略态势
“冷战”与第三世界
两极世界的解体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第八章
面对21世纪
历史回顾与思考
平衡发展的中国
进退维谷的日本
得失并存的西欧
矛盾重重的苏联
相对衰落的美国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987年首次出版的书，探讨了1500年到1980年间大国兴衰的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并预测了中国、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末的发展。该书出版时引起了史学界的轰动，至今仍被认为是一部系统论述近代大国兴衰国力综合对比的好书。
主编推荐
《大国的兴衰》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读者更愿意关注的19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大国的兴衰》也分析比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关系，背后涉及到的相关国家的深层次关系和问题。书中提出的一些数字资料，还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评价，对我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接触到传统史学书籍中不曾有过的资料和观点。通过《大国的兴衰》，读者会对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国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初英法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精彩内容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在全面考察每一个大国的相对实力和薄弱环节，并同当时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动力结合起来看之后，就更容易理解20
世纪30
年代世界外交的进程了。这并不是说各种危机的地区性根源――无论是沈阳、埃塞俄比亚，还是苏台德区――毫不相关，也不是说如果大国都协调一致的话，就不会出现国际问题了。很清楚，当地区性危机发生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根据更广阔的外交舞台，特别是根据迫切的内政问题来考虑这些危机。1931
年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与英镑危机和第二届工党政府倒台产生相互影响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对他的幕僚鲍尔温作了精辟评论：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
这是对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当英国政府喘过气来后，没有迹象表明它想过要改变它对日本征服中国东北行动的小心翼翼的政策。除了需要不断对付经济问题外，还要考虑到公众极其厌恶卷入远东事务之中，英国领导人还认识到自治领要求和平的压力，也意识到在日本享有战略优势的地区里，帝国防务所处的劣势地位。总之，有许多英国人赞成东京对付令人不愉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一决定，并且有更多的人希望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在这种情绪有所减弱时，在日本发动进一步侵略行动后，白厅仍可能被迫采取的较为强硬的唯一办法，是与国际联盟或其他大国站在一起。
尽管国际联盟所倡导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赞赏，但是除了动用它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的军队外，它没有任何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手段。因而，它求助于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来制止日本侵略，但这只是让大国在日本继续征服中国时找到延缓行动的借口。在几个大国中，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真正的利益。德国尽管一直在华享有贸易和军事利益，但还是愿意袖手旁观，想看看日本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能否为欧洲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苏联对日本的侵略感到担忧，但其他大国不可能邀请它一同合作，它也不想被单独推上第一线，与日本大拼一场。可以预言的是，法国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开一个先例，改变现行边界和藐视国际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越来越担忧德国秘密重整军备和维持欧洲现状所出现的困境，因此他们一想到在远东出现的混乱就十分吃惊，害怕这会转移对德国问题的注意力和可能的军事行动。巴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坚决地维护国际联盟的原则，另一方面它私下让东京知道，它理解日本在中国碰到的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至少是由国务卿史汀生所代表的――一点儿也不宽恕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直截了当地认为，日本的行动从理论上讲是对美国生活方式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威胁。但是史汀生的有高度道义原则的谴责，既没有引起胡佛的重视，因为他害怕这会连累美国，也没有吸引住英国政府，因为它宁愿见风使舵。最后的结果是，史汀生和胡佛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互相指责。更为重要的是，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留下了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位学者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观点提供了令人沮丧而又令人信服的例证。
日本军队在1931
年是否没有让日本政府知道就侵入了中国东北，这点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方国家没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日军的侵略接连不断，并进一步扩大。更严重的后果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不能有效制止侵略，西方3
个民主大国不能采取联合行动。这点在日内瓦同时进行的有关削减陆军和空军的讨论中10，也显得很突出。美国没有参加这个讨论，但英法在如何对待德国提出的“平等”要求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仍继续避免做出保证以减轻法国的恐惧，意味着希特勒新政权可以退出会谈，并废除当时存在的条约而不必害怕受到任何惩罚。
本来在1933
年时，在世界经济会议破产之后，英、法、美3
个主要民主国家便动手建立自己的货币和贸易集团。这时，德国威胁的重新抬头，为英―法―美外交合作设置了更大障碍。尽管法国更直接地受到德国的威胁，但是英国感到它的行动自由已受到实质性的侵犯。到1934
年时，英国内阁和防务需求委员会都认为，日本的危险较直接，但从长远来看，德国是更大的威胁。由于英国不能同时强硬地对抗两国，因此，在欧亚这两个地区中，在一个地区达成妥协是很重要的。有些英国人士主张与日本改善关系；以便更好地抗衡德国。但外交部争辩说，英日在远东达成谅解，会损害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对那些要求优先加强英国在东方防务的英帝国和海军部门的人应当指出，对于法国对德国修正主义的忧虑，不加理睬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5年后）忽视来自德国空军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也将是致命的错误。在20
世纪30
年代余下的岁月里，白厅的决策者们一直想逃脱这个要同时抗衡地球两端潜在敌人的战略上的两难困境。
在1934
年和1935
年，这个困境令人困扰，但并不尖锐。虽然希特勒政权明显令人不悦，但他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与波兰谈判，签订条约，不管怎么说，在军事上德国仍然比法国和苏联弱得多。而且，在1934
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德国试图出兵奥地利，使得墨索里尼陈兵于布伦纳山口，以示警告。意大利有可能与维持现状的国家站在一起，这特别令法国感到宽慰。法国在1935
年的“斯特雷扎阵线”中，力图组成一个反德联盟。几乎同时，斯大林暗示，他也愿意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到1935
年，苏联不仅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还与巴黎和布拉格订立了安全条约。尽管希特勒公开地大力反对“东方洛迦诺公约”，但看起来，德国在各方面都被严密遏制住了。在远东，日本显得很平静。
然而，到了1935
年下半年，不需希特勒动一个指头，这一令人鼓舞的局面便迅速四分五裂了。英法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在两件事上反映出来。一是英国对法国与苏联恢复关系感到不安，二是法国对1935
年6
月的《英德海军协定》感到震惊。两国单方面采取这两个措施，以取得更多的安全。法国想把苏联拉入欧洲均势，英国急于满足它在欧洲海域和远东方面对海军的需要。但是，对英法这两个邻国的每一方来说，对方的行动都像是给了柏林一个错误的信号。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在阿比西尼亚出现一系列地区性冲突后，墨索里尼决定入侵该地，并开始他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徒劳无功的努力的话，上述矛盾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但还不是灾难性的。这又是一个地区冲突带来极大影响的绝妙例子。法国害怕把一个新的、潜在的反德盟国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整个阿比西尼亚事件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听任国际联盟的原则遭受公然的践踏，只能带来混乱，任凭墨索里尼舒展筋骨也只能带来不幸（他下一步会在哪儿下手呢？）；另一方面，法国人也觉得，从严格的现实政治意义上说，把意大利赶到德国一边，也是极不可取的，这样做简直是愚蠢――但后一个考虑不太可能左右富于理想主义的英国人的立场。然而，由于白厅不仅要对付意大利断然破坏国际联盟原则所引起的国内公众的更大不满，而且要考虑，如果西方介入地中海的纠葛，日本将会在远东如何动作，因此，白厅所处的两难困境，至少与以前一样严重。法国害怕与意大利争吵会诱使希特勒出兵莱茵区，而英国则担忧，特别是在日本宣布海军条约无效，并着手无限制地制造军舰时，与意大利吵闹会鼓动日本进一步向亚洲扩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英法两家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像以往一样，它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在眼前的问题与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之间取得协调。
法国的担心首先被证明是正确的。1935
年，英法应允在东北非作对意大利有利的领土调整（《霍尔？
赖伐尔协定》），引起了尤其是英国公众的义愤爆发。伦敦和巴黎政府在两件事上疲于奔命。一方面，它们要忙于应付公众愤怒的情绪；另一方面，它们在私下又得面对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大利交战的听起来似乎有理的战略和经济原因。而就在此时，希特勒做出了选择，命令德军重新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区（1936
年3
月）。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讲，这对英法并不是什么打击。在这时，法国不大可能对德国发动反攻。但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凡尔赛和约》并意味着《洛迦诺公约》的完全废弃。这就提出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哪种方式是国际社会能接受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哪种不是？由于国际联盟的主要会员国未能制止1935
~1936
年墨索里尼的侵略行为，此时的国际联盟几乎是威信扫地。例如，不管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还是在1937
年日本对华的公开进犯期间，国际联盟所起的作用甚微，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只有当主要的“维持现状”国家采取果断行动，反对“修改现状”国家的时候，才能制止或至少是控制住对当时边界秩序的进一步更改。
然而，没有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认为，以武力相威胁是切实可行的。实际上，正当法西斯国家走到一起时（在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形成不久，1937
年11
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它们潜在的对手变得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及不和。尽管美国对日本侵华和轰炸美国船“佩奈”号表示不满，尽管罗斯福想采取行动，但1937
年却不是罗斯福在海外事务上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好年份：新的经济萧条打击了经济，国会通过了更为严格的中立法案。由于罗斯福所能提供的只有谴责的词句而不是行动，他的政策只能“增加英法对美国可靠性的怀疑”。斯大林也专注于国内事务，只是方式大不相同而已。在这时，他的清洗活动和公开审判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他谨慎地向内战中的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帮助，但他明白，西方许多人厌恶“红衫队”11甚于厌恶“黑衫队”12，而且，苏联被推上第一线与轴心国公开作战是十分危险的。日本在远东的行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也使苏联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1936~1937
年，在各大国中，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法国。不但它的经济萎缩了，它政治上的分裂也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有些观察家认为它已接近内战边缘，而且，在一连串粉碎性打击中，它自己在欧洲精心缔造的安全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德国对莱茵兰的重新占领，消除了以前存在的法军可采取进攻来对柏林施加压力的所有可能性；正因为法国空军变得越来越落后，法国此时极易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阿比西尼亚事件和罗马―轴心的形成，使意大利从一个潜在的盟友，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料并且具有威胁性的敌手；比利时返回孤立状态，打乱了法国当时北部边界的防御计划，马其诺防线无法扩展（由于费用问题）来填补这段防线上的缺口；西班牙内战造成了一种可怕前景，即在法国后方，一个法西斯的亲轴心国的国家正在形成；在东欧，南斯拉夫调过头来向意大利靠拢，小协约国看来行将就木。
在这种暗淡无光、接近瘫痪的情况下，在张伯伦取代鲍尔温成为首相（1937
年5
月）后，英国充当了一个关键性的重要角色。张伯伦关心英国经济和战略上的脆弱性，他本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惊恐，因而决心通过做出“积极的”奉献，来平息独裁主义者的委屈情绪，从而防止欧洲将来发生任何危机。由于他对苏联持有戒心，对罗斯福的“冗词”抱蔑视态度，他感到法国外交充满着不妥协性和被动、混乱，因而表示不耐烦。他把国际联盟看成完全无效的机构，因此，这位首相便着手实施他自己的以绥靖求得持久和平的个人战略。然而，即便在他之前，伦敦就对柏林大声鼓噪，要在贸易和殖民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张伯伦的“贡献”是，愿意考虑欧洲本身的领土变更，以加速对德让步的步伐。与此同时，正因为他从德国身上看到了最大的危险，这位首相才急于与意大利改善关系，以图把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一切注定是要引起争论的――特别是它导致张伯伦的外交大臣（艾登）于1938
年初辞职，引起了国内虽为数尚少但不断增多的反绥靖者的批评，还增加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猜疑。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有力地争辩说，在以往的外交史上，许许多多的大胆举动也都是有争议的。一些欧洲人（但不是大多数）认识到，张伯伦战略的真正缺陷是，希特勒根本不是绥靖主义可以对付得了的，他决意要建立一个新的领土秩序，小范围的领土调整永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虽然，到1939
年这个结论开始变得清楚了，而到1940~1941
年，这一结论变得更清楚，但在1938
年的危机时期，不管是对英国政府还是对法国政府来说，这个结论都还显得不清楚。1938
年春天德国对奥地利的占领，令人不快地证明了，希特勒喜欢不加宣布便采取行动。但是，人们会真正反对把德国人与德国人统一起来的原则吗？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它只会加深张伯伦的信念，即在危机把大国逼到战争边缘和进行战争之前，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少数民族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大家承认，苏台德区问题是要引起争论的――同样，捷克斯洛伐克有权维护已得到国际保证的主权，西方大国想满足希特勒的欲望，在这时看来，更多的是为消极、自私的恐惧所驱使，而不是为积极的理想而驱动――但事实是，此时“元首”才是唯一准备打仗的领袖。当武装摧毁捷克的前景已为他在慕尼黑会议上所赢得的英法的让步而一扫而空时，他的确十分烦恼。当时的形势是，要打一场大国战争，必须有两个大国参战；但在1938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反对希特勒。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不像形形色色的绥靖政策辩护者所声称的那样对德国有利，但是，由于西方的政治家和公众都不愿打仗，因此，我们在这里加入旷日持久的辩论，争论假如英法与捷克一道对德作战的话情况将会怎样，这样的争论意义并不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慕尼黑会议后，力量对比变得对希特勒更有利。虽然对伦敦和巴黎有利的因素正在增长，如英国的武器产量明显增长，英法军事合作更加密切，英国和英帝国自治领的舆论转向支持抗击希特勒，但是，1939
年3
月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重要的欧洲中等国家的消亡，德国获得捷克的军备、工厂和原料，连同斯大林对西方国家猜疑的加剧，这一切不利因素超过了上述对英法两国有利的因素。与此同时，纵然墨索里尼出于自己的迫切需要，不会立即与他的独裁伙伴一道介入反西方国家的大国战争中去，但张伯伦想把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防止它侵略巴尔干国家的努力却失败了（1939
年1
月）。
因而，当1939
年暮春希特勒开始向波兰施加压力时，与过去几年相比，避免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了，而且，一旦战争爆发，英法取胜的希望大大减少。1939
年3
月，德国并吞捷克斯洛伐克“余下”的国土，以及一个月后意大利出兵阿尔巴尼亚这些举动，激起了民主国家要求“制止希特勒”的强烈的舆论。在这种形势与压力之下，民主国家政府不得不向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安全保证。这样就把东欧与西欧的命运系在一起，二者密切联系的程度至少是英国从未料到的。但在此时，法国军队实行战略防御，英国人则把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改进国内的空中防御，因此，波兰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的直接援助，而且任何间接援助也都将是小规模的。波兰可以得到的唯一援助只能来自东方，而且，如果张伯伦政府对与莫斯科订立协议不热心的话，那么，对于波兰人来说，他们就会坚决反对苏联红军进入他们的国家。由于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争取时间和避免战争，而希特勒所需要的则是迫使西方国家放弃波兰，这样一来，不管二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如何之大，两个独裁者都对牺牲华沙、达成“交易”抱有长远的兴趣。轰动一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的公布（1939
年8
月23
日），不仅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而且还使对波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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