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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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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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尼尔·波兹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SBN9787521700497

出版时间2019-04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1145306192848470019

上书时间202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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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九品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弘扬了麦克卢汉、伊尼斯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子。存世著作共25种,包括独著13种,合著10种,合编2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传世论文200余篇。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著作和译作共80余种,约2 000万字(著作85万字,论文约30万字,译作逾1 900万字)。代表性译作有《理解媒介》《数字麦克卢汉》《裸猿》《媒介环境学》《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软利器》《菊与刀》《群众与暴民》《乌合之众》等。

目录
中译者第二版序 xi中译者第一版序 xxv作者自序 xlix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001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021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043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63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079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101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117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135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159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183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203注 释 223参考文献 229索 引 233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253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255

内容摘要
本书与《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中信,2015)并称尼尔·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检讨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他之所以揭示技术的阴暗面,是为了避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文化有三种形态: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本书揭示了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挞伐所谓社会“科学”,谴责唯科学主义;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之异同,并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抵抗技术垄断,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主编推荐
一.与经典畅销书《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完整呈现!
爱因斯坦曾说:“科技已经超越人性。”
尼尔?波斯曼“媒介批评三部曲”层层深入地探讨了科技vs人性、技术vs人文的重大课题——
《童年的消逝》: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成人世界的战争、暴力、混乱,正源源不断地入侵到儿童世界,儿童被迫提早成年,童年正在消逝。
《娱乐至死》: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技术垄断》: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在信息技术甚嚣尘上,数字媒体万众欢腾的时代,我们要清醒拒绝文化向技术投降。
“三部曲”完整呈现了波斯曼和媒介环境学派对于技术和信息媒介的总体观点和批判态度!

二.《技术垄断》是20多年的传播学经典!
1993年,《技术垄断》英文版问世,在传播学和技术哲学领域,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被誉为媒介环境学的典范之作。【国内外专家媒体评论见下文】
截至2017年底,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技术垄断》被引用605次;截至目前,据“豆瓣?读书”检索结果:716人评价,获高分8.6分。

三.《技术垄断》讲的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技术垄断》检讨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负面影响。
作者认为,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经历三个阶段:

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
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
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现在就处在技术垄断的文化阶段,作者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如今,技术至上、技术沉迷的思维和态度随处可见,所有行业领域都在适应新的技术条件,而技术的发展则几乎不受。政治、经济、教育、医疗领域的技术思维并没有解决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人们在高端电子产品和信息洪流里备受困扰,备感孤独。社会的进步,不仅依靠科学进步,技术进步,更需要人文精神、文化知识的进步。警惕技术垄断,回归人文传统,是当务之急。

《技术垄断》的问题意识乃是一种警告:信息技术革命造成了信息的泛滥、失控、碎片化,在此背景下,人们需要坚守人文价值,坚决拒绝文化向技术投降!

四.尼尔?波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智者之一!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弘扬了麦克卢汉、伊尼斯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子。存世著作共25种,包括独著13种,合著10种,合编2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传世论文200余篇。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

五.资深的翻译家,出色的译本!
译者何道宽先生,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著作和译作共80余种,约2 000万字(著作85万字,论文约30万字,译作逾1 900万字)。代表性译作有《理解媒介》《数字麦克卢汉》《裸猿》《媒介环境学》《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软利器》《菊与刀》《群众与暴民》《乌合之众》等。

六.见识丛书系列之一,精美装帧,个性化设计!
信息技术以二进制为原理,以数字运算为法则,在数字的长链和迷魂阵里,人们束手就擒,甘拜下风。本书封面设计既有独特的视觉效果,更富深意。

精彩内容
作者自序1959年,查尔斯?斯诺爵士(SirCharlesSnow)推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TwoCulturesandtheScientificRevolution),书名既是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里德讲座的题名,也是其主题。该讲座旨在阐明他洞悉的当代重大问题:艺术与科学的对立。更加准确地说,他想阐述文人(有时称为人文主义者)和物理科学家难以调和的敌对态度。甫一问世,该书即引起小小的轰动(大概相当于里氏震级2.3级吧),部分原因是他坚定地站在科学家一边,使人文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反唇相讥,提出尖锐、有趣而难听的反驳。不过,这场论战时间不长,所以他的书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结果很有道理。查尔斯爵士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行错误的论辩,因而做出了文不对题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争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数人感兴趣的争吵。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感谢斯诺先生,因为他注意到一个事实:确实存在两种文化,而且两者尖锐对立,因此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战。他太关注教员俱乐部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不满情绪,对从未栖身这种俱乐部的人的生活则关注不够。倘若他对教员圈子的关注少一点,对普通人的关注多一点,他必然会明白,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这不是说,“除他之外的每个人”都认识到问题所在。事实上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谁还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于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然而,这位朋友却有阴暗的一面,它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有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本书试图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富五车、信念坚定的学者已经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其中一些还是当代的饱学之士:刘易斯?芒福德、雅克?艾吕尔、赫伯特?里德、阿诺德?盖伦、伊万?伊里奇等。斯诺先生文不对题的论述使围绕技术的论战一度中断,但围绕技术的论战硝烟不绝,到了当代反而更加紧迫;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技术优势,于是,围绕技术的论战就更加挥之不去。我不是说这场战争没有道理,也不是说战争技术被人滥用,我只是说,美国的胜利证实了一个灾祸临头的念头:在和平年代和战争中,技术都是我们的救星。
第一章塔姆斯法老的评判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里有一个关于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罗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往往沦为工具的工具;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他传说难以与之匹敌。苏格拉底向斐德罗讲述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朋友特乌斯(Theuth)。特乌斯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这些发明,主张把这些发明向埃及人宣传,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苏格拉底的故事接着说:塔姆斯询问发明的用途,特乌斯如数家珍,逐一道来。塔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特乌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历数塔姆斯对特乌斯全部发明表示的赞同与否定,难免太费时间,只说文字这个发明吧。特乌斯声称:“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毫无疑问,我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答曰:“特乌斯,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文字也是这样;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本书以塔姆斯的传说开篇,因为他的回答包含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塔姆斯的评判有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他的错误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说文字损害记忆、造成虚假的智慧——这没有错。文字的这种弊端是可以验证的。他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信念:文字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尽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并没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处,而且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这样的教益: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当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对那些愿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我们不妨把这些人称为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不怀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独眼龙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说人家对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评头论足的方式)议论新技术带来的包袱;对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他们却三缄其口。技术爱慕者应该为自己辩护,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我自卫的立场则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倘若你要出错,站在塔姆斯怀疑主义一边犯错误似乎是更为可取的。当然,这样的错误毕竟是错误。我不妨指出,除了对文字的评判之外,塔姆斯对其他发明的评判并没有错。如果再读一遍这个传说,你或许会注意到,他对特乌斯的每一种发明的评论都兼顾利弊、亦臧亦否。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磨合的过程就是交易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给予、亦有索取。聪明人深知个中道理,戏剧性的技术变革很难得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来都不会使他们欣喜若狂。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即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里,他说:你会问:如果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听见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声音,如果我能够尽快知道朋友经过艰苦的长途旅行已经平安抵达目的地,难道我不会为此而更加快乐吗?难道这不是明白无误的幸福吗?医学成就使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使产妇感染的危险大大减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寿命明显地延长——难道这没有重大的意义吗?
弗洛伊德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低估技术进步和科学进步的意义,所以他在卷首就承认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但是在这段话的结尾,他提醒我们注意科学技术进步的副作用: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报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我们的生儿育女强加了诸多限制,以至于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生育的孩子并不比讲究卫生之前多。与此同时,这又给我们婚后的性生活造成诸多困难……最后要问,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历数技术进步的代价时,弗洛伊德遵循的路线使人感到压抑。他同意塔姆斯的评论: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技术爱慕者无疑会反驳他说,生活一直是没有欢乐的荒原,充满苦难,然而电话、远洋邮轮尤其卫生习惯的普及不仅能够延年益寿,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毫无疑问,这是我会提出的论点(证明我不是恐惧技术的独眼龙),不过此刻我们不用追求这个观点。我把弗洛伊德拽到这里来参与会话,仅仅是为了证明,即使他这种愁眉紧锁的智者在批评技术时,也必须以承认技术的成就为开场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气那样充满智慧,他在对文字的价值做出评判时,就会预见到文字开创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术变革时,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静。
塔姆斯的疏漏就谈到这里。另一种疏漏值得我们注意,但这种疏漏不是错误。文字不是中性的技术,文字的利弊取决于人利用文字的方式——塔姆斯把这个道理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道理说出口。他知道,任何技术的用途多半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功能是技术形式的自然产物。塔姆斯关心的不是人们会写下什么内容,而是人们要使用文字这种技术。凭空想象塔姆斯会用今天标准化的技术爱慕者那种方式对人们提出忠告:只把文字用来生产某些文本,而不是生产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写戏而不是写历史或哲学),文字的破坏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那实在是荒唐之举。他会认为,这样的意见实在是天真至极。我想,他可能会允许人们把某一种技术拒之门外。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懂得技术的这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们可以从塔姆斯的沉默推导出以上的意思。不过,我们从他说出口的话学到的东西比较多,从他没有言说的东西学到的道理则要少得多。比如他说,文字会改变“记忆”和“智慧”的意义。他担心,人们会把记忆的意义和他鄙视的“回忆”的意义混为一谈。他担心智慧和纯粹的知识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评判牢记在心,因为截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阴暗而危险的,和新技术创造新词汇的机制迥然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意识地给英语添加了数以千计的表达新技术的新词汇,比如VCR、比特、软件、前轮驱动、机会之窗、随身听,等等。它们并不会使我们感到错愕。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修正旧词汇也就是修正语义深深扎根的词汇。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印刷术也改变了语词的意义,如今的电视和计算机又再次改变它们的意义。诸如此类的变化接连不断地发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静悄悄地进行。词汇学家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搞公民投票。谁也不愿意花时间写小部头的书来解释真正发生的词义变化,学校不注意词义的修正。然而,这些词汇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有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塔姆斯希望教导我们的地方——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的词汇。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驻足向技术询问词汇的变化。
技术变化的事实需要我们做一些阐述,我将在稍后的一章里回到这个主题。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从塔姆斯的评判里另外挖掘几条原理,这些原理需要费一点笔墨,因为它们是以下几章论述的预兆和铺垫。比如,塔姆斯警告说,特乌斯的弟子获得的智慧可能会名不副实。他的意思是说,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个事实隐含的命题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断”。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里想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在《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换句话说,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仿佛是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在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让人心酸。
…………我们需要在这里考虑的计算机的作用,和它作为教学工具的效果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计算机如何改变我们学习的观念,它如何与电视携手破坏我们关于学校的老观念。谁会去关心依靠电视能够推销多少包麦片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电视是否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否改变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是否使幸福观念本身发生改变。如果牧师只考虑一种媒介如何使其听众的人数增加,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新媒介改变了宗教、教会甚至上帝的观念呢?如果政客考虑问题时不能够超越下一次选举,我们就必须要问:新媒介对政治组织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塔姆斯的评判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用传奇故事对我们进行的教诲正是哈罗德?伊尼斯试图给我们提供的教益。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塔姆斯相隔两千多年对伊尼斯说话时,我们必须要听,参与他们的会话,使之恢复活力。这是因为,美国发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我把这个危险叫作技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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