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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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58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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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宝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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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王元地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ISBN9787504764355
出版时间2017-03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8元
货号972063189636857869
上书时间202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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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13年年末开始，我们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内在原因及治疗的思路、方案和一些关键的战略、策略与政策，形成了上下两部著述，一本是由团队合著的《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从人口结构、规模、增速及流动等分析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本是由我自己完成的《跨越发展的陷阱——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方案》，先是分析了经济下行的企业投资经营高税费、高社保、高利息成本和对外经济中的漏损等成因，再是结合人口变动原因造成的下行，从整体出发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补救、替代等方案，必要的关键性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开放，并描述了经济增长的战略布局和路线图。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07年最高时的14.2%下滑到2016年的6.7%。国内总需求不足，劳动力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工资和社会保险等成本上升，工业产能开工率只维持在65%~70%。现代经济学描述的例行经济周期，一般也只不过3~5年。而如果没有2008年年底开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下行，迄今已遭遇了9年的下行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经济运行方面计划纵向管理和市场横向调节共同作用，收入分配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等两个历史阶段。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繁杂的事例，也提供了足够长的观察过程。今天，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持续下行、未来不定的十字路口上，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究造成国民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出跨越衰退、实现逆势复兴的思路和对策。
前言
一、讨论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关系的初衷
2014年起，就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会突然下行这个问题，我从三个方面开始了思考：第一，会不会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有关？第二，会不会与国民经济高税费、高社保、高借贷成本、高地价与房价及租金、高运输费用等有关？第三，会不会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资金外流有关？我研究判断的结果是：第一因素的权重占到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55%左右，第二因素占30%左右，第三因素占15%左右。需要明确的是，这次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内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剧变动为主。2015年，我就此问题在一些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了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模式和增长变动的过程，人口变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刺激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人口政策相配合等历史以及它们的内在关系和人口政策等论题。
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间还会有多长，幅度还会有多大？如果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下行到5%，甚至4%，并且演变为一个长期的、经常化的状态，而同时印度每年增长速度在6%~9%，美国增长速度为3%左右，那么，在国际社会的经济竞争中，中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国的百年复兴之梦，将很难实现。这次国民经济的下行，是不是中国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遇到的一次陷阱之上的惊险一跳呢？
根据史学家的考察，欧洲工业化之前经济增长很缓慢的原因，除了欧洲自身经济的不平衡及时代危机外，贯穿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还是人口。人口增长停滞不前，并在17世纪因受战争影响而恶化，在1700年后人口问题也并未改进。一旦人口增长产生的额外需求被剥夺，贸易便失去了活力。人口增长缓慢，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的减少，影响了对农业产品的需求，粮食市场凋敝，农业生产主要是生产者自用，农业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直到19世纪，饥饿仍然是欧洲的周期性威胁要素。
约翰·达尔文.全球帝国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
实际上，欧洲后来经济的繁荣，起始于工业向外拓展需求市场，而且主要是工业化开始后其内部人口的增长。
动态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时，以人口为基础的劳动力、创新、创业等供给与消费和投资变动，是最基本的两方面因素。然而，中国经济学界过去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时，主流思想是受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以及适度人口论和梅多斯俱乐部悲观派观点的影响，从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方面去考虑，而很少考虑人口是生产、创新、创业、消费的要素，其数量增长、结构变化和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因此，他们的政策主张，大多是要控制人口的生育。宏观经济学家在观测经济繁荣和萧条过程中，往往又忽视了人口数量增减、结构变化和流动等变量对经济波动和消长的影响。一般的人口经济学所揭示的人口增长规律是：在游牧和农业时代，由于营养不良、疾病、战争等，人口增长呈现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特征；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生育观念没有变化，营养状况和医疗条件改善等因素，发生了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人口“爆炸”；在工业化中期，由于市场化程度提高，生活成本约束，加上避孕技术的发展，进入中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人口数量从中速向低速增长的转型时期；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社会，由于单身人群规模增加、家庭结构小型化、结婚年龄推迟、人均寿命延长、抚养成本进一步加大、各类工业污染严重、职场竞争加剧等因素，人口增长进入了极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极低增长率，甚至是负增长率时期。这其实是市场经济运行下的一个自然降低的过程，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的。但是，与其他人口自然增长的国家不同，中国还进行了力度较大的行政强制性干预，实行城镇一胎和农村一胎半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规定：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农村如果前一胎是男孩，不准生第二胎，如果是女孩，第二胎无论是男女，也只能再生一胎。
所以，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如果假定中国与自然调节人口增长阶段变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基础因素一样，而无视中国人口变动的差异，显然会形成错误的结论。现代经济增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中国这样特殊情况的理论阐述，可以用它的方法分析一般问题，但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下行的特殊原因。
本书主要质疑近些年学术界主要的两派对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原因的解释，并说明我们的看法和政策主张。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下行如此之久？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理论界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观点，最常见的有两派：一派是常态论，如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的规律，经济增速自然会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另一派是外因论，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主要是受外部世界宏观经济的影响，中国靠城市化可以减小外因影响，经济还会以8%以上的速度高增长15~20年。但就两派的观点和论据来看存在许多疑点。本书认为中国经济下行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特有的长期的强制性计划生育，超低生育率，造成了人口增速放缓和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以及政府干预和体制梗阻造成的人口流动不畅和城市化中断。只有弄清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才能在此基础上谋划对症的战略思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出台有效的政策，以减小宏观调控的副作用，提高调控的效果。
二、对现有两种解释中国经济下行观点的质疑
关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目前国内影响较大的两大流派观点都没有找到关键症结，其论据也经不起推敲。
经济下行常态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后，自然应该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的发展轨迹，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时，基本上是以8%的增速进入中低速。从国际经验看，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速正由高转低，进入一个常态。此外，常态论还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比较大，基数大，速度就会下降，因为资源要素的约束力不断增强。我们认为常态论的两个论据都经不起推敲。首先，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简单比较不准确。从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是GDP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时间，中国大陆都没有达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轨迹：①中国GDP增速从8%跌落时，人均GDP无论是按实际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只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45%和39%，在人均GDP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做出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与事实不符；②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起步到结束的时间，分别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短了9年和15年。其次，中国经济总规模基数大致使增长速度下降，也不成立。经济总规模基数与人均经济规模基数有区别，虽然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但在2011年时，人均GDP水平排在全球第89位。从GDP的地理面积密度看，中国大陆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要小得多。因此，常态论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人均GDP为5500美元向高收入冲刺阶段，就进入了中低速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维持8%的高增长时间，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短了9年和15年。
外因论认为，经济下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波动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下行，因为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比往年低。如果中国经济主要受世界经济的影响，那二者的经济起伏应该是同向的，但事实却是反向。美国GDP增长率已由2008年、2009年的负增长逐步恢复到2015年的2.7%，欧洲经济景气度也从低到高，而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一路向下。所以，将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世界经济不景气欠妥当。此外，该派还特别强调可以依靠城市化和短期经济政策刺激来阻挡外部因素的影响，以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他们认为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4万~5万美元，城市化率将达到75%，中国经济还会以8%的速度增长15~20年。
林毅夫等学者根据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一般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对应关系，判断由于2013年中国城镇化只达到了53.7%（特别是实际的城市化水平更低），如果能够实现75%的城镇化，那还将强劲地推动中国经济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长15~20年。但是，一般的人口城市化流程是：分散的和乡村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中，不断地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些国家没有户籍制度，一些国家新市民有了自己的住宅，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和福利是平等的；而我国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即青年时出村到城里打工，大部分年老了还是要从城里回到农村，或者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已经无法返回或不愿意回到农村，而选择在城市中漂泊。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流程。若不仔细分析这两个流程的不同，只是简单地比较、分析和预言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大陆以住宅建设和销售为主的城市化，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效果大打折扣。目前，中国城镇住宅供给已严重过剩。如果不彻底改革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以现在的格局，城市化基本上已经中断，仅仅依靠一些短期政策很难为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推动力。
我们认为，这两派解释都没有找到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关政策建议的有效性不强。我们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实行了长达35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了人口过快少子化和老龄化，并且中国对人口流动的干预和管制导致了进城人口不能市民化的伪城市化。因此，本书将从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来探寻中国经济下行的病根，找出由此引发的经济病症，并在另一本《跨越发展的陷阱》中提出相关治疗方案。
从“人口”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骨骼出发，研究人口生育管制和人口流动干预对经济的影响，将对人口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一个新思路。虽然已有很多学者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过研究，除了马尔萨斯、马寅初、索维、梅多斯等人的人口爆炸、适度人口及人口需求与增长极限等需要国家干预和控制人口的理论外，也有贝克尔、熊彼特、舒尔茨等人从成本及机会成本、妇女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动、城市化、避孕技术等会抑制人口爆炸式增长，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会平衡和扩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供给空间，得出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增长模式会自动转型，不需要国家进行缩减性干预等一系列相反的学术成果。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研究一个占全球近20%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特殊案例，有望在人口经济、经济发展等理论方面，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如下进展。
1.从经济学的视角界定人口生育权和迁移权
人口生育和迁移的调节有市场和政府两种不同影响方式，生育权和迁移权最终归属国家还是个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的，人口生育数量和人口迁移由家庭和个人决定，政府最多起指导性作用。这是因为在国家的治理能力不是特别强有力的情况下，人口生育多少由国家计划时，会遭到个人和家庭的反对，如当年想强力控制人口生育的甘地在印度碰到其政策设想流产的局面。中国因为在1978年后采取了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向分散转型的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组合模式，政府的控制和治理能力较强。因此，出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这样一种愿望的计划生育和流动管制体制，能够得以建立并能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实施。本书在第4章借鉴科斯的产权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详细阐述了人口生育权和迁移权的归属问题。
2.提供一个占全球20%左右人口的特殊实践案例研究
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1949年到2013年，中国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前30年和后30多年两个阶段中，决策权组合存在着“自主+计划”和“计划+市场”的扭曲。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人口生育和流动选择权却为自主；而国民经济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转变的过程中，即改革开放后30多年，人口生育和迁移选择权由家庭和个人收归国家，并由政府进行管控。当然，当年人们对计划经济导致的低效率等诸多问题感受深刻，而忽视了低效率的生产供给增长不能满足自主生育的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这一尖锐矛盾。而且，当时还面临着1000多万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就业、国内粮食生产不足和需要进口、外汇极度短缺等困难。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流动，是交由社会自动平衡，还是由国家进行干预，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研究案例。
3.提出一个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延期影响关系定理，即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存在一个20年的滞后期
在因战争、瘟疫、生育政策改变等影响人口增长不规律，人口增长率大起大落的国家，20年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上行或者下行，会影响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或者下行。我研究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1994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高度相关。从经济角度对这种滞后关系进行解释：20岁左右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率缩小，将扩大或者收缩国民经济劳动力投入的规模；要租房购房，扩大或者减少对房屋的需求，导致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扩张和收缩；要结婚生子，就会扩大或者减少对日常生活、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庭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因此，20岁左右的人口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部分人口的增加和减少，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及产业规模等决定经济增速上行和下行的重要因素有着重大影响。
4.从数理和实践上证明人口结构变动影响经济的排浪式兴起和衰退
从长远来看，人口结构不规则变动，会引致经济产业排浪式繁荣或者衰退，推动经济增长波浪式持续上行或者波浪式持续下行。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前中期的人口爆炸式及快速增长，实际是为后期长达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发达国家转型积累人口推动力量。在人口生育率长期稳定在均衡替代率水平（人口规模长期不变），人口年龄结构均衡的状况下，由于各年龄段减少的人口，逐级会有新增的人口进行相应地弥补，所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人口变动无关，而是由财政收入支出、对外贸易和投资逆顺差引致，或者战争、饥荒等重大事件引起。
当人口生育率在人口均衡替代率水平上下波动较大时，人口结构柱会出现凹凸不平、底大上小，或底小上大等几种形状。从长远来看，这种波动便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以下四种变动：一是人口结构柱凸的部分，表明这一时期人口生育率短中期高于均衡替代率，出现婴儿潮，导致从妇产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劳动密集型产业、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旅游、医疗健康、养老院、火葬场、墓地等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此起彼伏，形成一波排浪式繁荣；二是相反的情况，即人口结构柱凹的部分，表明这一时期人口生育率短中期低于均衡替代率，则形成一波各产业排浪式的衰退；三是当人口生育率长期高于均衡替代率时，人口结构柱是一个下大上小的形状，其间每
年不断增长的婴儿人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带来从妇产医院到墓地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持续不断地繁荣，也即经济高增长的数十年阶段；四是当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均衡替代率，人口结构柱是一个下小上大的形状，其间每年出生的新生儿都比上年减少，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带来从妇产医院到墓地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持续不断地衰退，也即进入中低增长，甚至是数十年的低增长乃至负增长时期。当然，也有人口生育上行或者下行过程中，嵌入婴儿涨潮或者婴儿退潮，也即在上小下大，或者上大下小的人口结构柱中，边缘不是平滑的，而是凹凸状的，形成混合型的人口增长变动引致的经济增长波动过程。
因此，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动在中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导致劳动力资源、消费需求等因素变动，最终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变动。从结构上看，当期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的增减，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会造成产品、养老金成本的增加和减少，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还会影响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5.提出人口前期快速增长与经济中后期顺利进入后工业社会，存在一个跨期平衡和推动的效应
一个国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爆炸式及快速地增长，爆炸形成的人口积累在30年后的一个阶段中会助推该国快速完成工业化，进入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反之，一个国家前初期就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则可能人口储备规模不够，出现严重的经济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在工业化后期快要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失去足够青壮年人口规模的助推力量。前期快速增长的人口储备积累是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起步，未来几十年内经济从低增长到高增长，最后推动其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重要爆发力；而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缩，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和老牌发达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度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的重要原因。
学界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少子化和老龄化。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经济主力人口，指20~45岁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就业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均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奢侈品购买和消费，创业投资，发明专利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减少发生变化。因而，这部分人口规模的收缩或者扩张，对国民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影响较大。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同的组合发展模式，即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市场化，同时还同属东亚文化体系，前二者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后者属于发展中国家。以它们为例，从工业化过程比较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分别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从GDP增长8%的速度跌下来的年份分别是2003年和1998年，高增长了43~48年；而中国大陆如果从人均GDP按市场汇率60美元的1978年后算起，8%速度以前经济增长的时间为33年，
2013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GDP增长率为7.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大陆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相比高增长的发展时间分别短了10年和15年。在从8%的增速跌落的年份，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少1/2多，人口生育率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中国台湾地区，略高于韩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
周天勇
2017年2月16日
导语摘要
周天勇、王元地著的这本《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描述了生育控制时间太长和力度过大导致少子化、老龄化、经济主力人口萎缩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迷，其形成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和总需求收缩与一个滞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内在影响关系，解释这是一次迄今国民经济下行9年之久基础性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简介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教授，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在上海三联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新发展经济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现代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模式》、《走出决策的经济误区》、《走出发展的体制障碍》、《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换》和研究生用《高级发展经济学》等专著和教材。
近年来就国家整体负债、公平与效率、政府各部门收费、财政体制、官民供养比、水电开发、中国增长的危机等方面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王元地，男，四川大学教授，中共党员。2012年以“人文社科青年百人计划”引进人才进入四川大学工作，聘为副研究员，2014年破格聘为博士生指导教师，并担任四川大学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入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15年破格晋升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许可和交易、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国际化和后发国家技术追赶。作品有：《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评价研究》（独著）、《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合著）、《现代企业理论》（联合主编）、《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主编）等。
目录
第1部分中国经济学界的未解之谜
1问题的起因/00
1.1中国奇迹：经济高速增长30年/00
1.1.1经济实力快速增长/00
1.1.2从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00
1.1.3对外贸易的“引进来”和“走出去”/00
1.1.4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0
1.2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因/0
1.2.1高生育率积蓄了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0
1.2.2剩余劳动力优势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0
1.2.3经济主力人口的创业创新动力/0
1.32008年经济增速开始下行/0
1.3.1工业生产转入了全面过剩/0
1.3.2消费、投资增速下行和突然放缓/0
1.3.3传统的出口优势逐步趋弱并已消失殆尽/0
2经济下行的“两家争鸣”与质疑/0
2.1经济本不应进入中速增长阶段/0
2.1.1“中速增长常态论”的逻辑推理和政策主张/0
2.1.2对“中速增长常态论”的商榷/0
2.2经济下行不是外因所致/0
2.2.1“增速下行外因论”的逻辑推理和政策主张/0
2.2.2对“增速下行外因论”的商榷/0
第2部分学术争论与历史演变
3人口与发展：理论述评与事实/0
3.1人口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回顾与评述/0
3.1.1适度人口论与人口控制主张/0
3.1.2《增长的极限》与人口资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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