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选/古代诗词典藏本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这样一种偏见，必须改变。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近来翻阅《王伯祥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的工作，印象深刻。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易行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现在，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这种观念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给予尊重，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这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时，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依靠群众。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这道理不言而喻。

《建安诗选》选取了建安时期16位代表作家的代表诗作150首，可以说一卷在手，建安文学的菁华网罗无遗。遵照丛书体例，本书前附有“导读”一篇——《“建安风骨”的历史内涵及其意义》，文章从“建安诗人的选择” “三曹的创作实践” “建安风骨的意蕴”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建安时期文学活动的整体情况，高屋建瓴的论述，对于读者全面地了建安诗人的生存、创作环境大有裨益。

在对诗人作品进行分析时，作者先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简历，以使读者能够收到知人论世之效果。众所周知，中古诗文因为各种原因，流传至今的文本之间往往差别较大，各版本之间歧异纷错的问题值得格外留意。在本书的诗歌正文部分，刘跃进先生凭借其在文献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往往在遍考群书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接近历史原貌的优良底本。在版本的取舍之间，作者的学术功底得到充分的展现。在接下来的注释部分，作者巨细无遗地将全部诗句逐条加以详细注解，使得读者能够深入理解诗意，避免了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理解隔阂。后的评析部分，作者或介绍诗歌的文献收录情况，或联系诗歌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或串联诗歌之大意，或迻录前人具有代表性的诗评诗论，总之，皆能够根据具体的诗作内容灵活不拘地把诗歌之精髓向读者做一尽可能详尽的展示。可以说，本书虽然是一本面向一般读者的诗词普及读物，但字里行间皆体现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审慎的学理思辨，是一部颇见作者学术功底的诗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