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玉史学三书铜器历日研究

前 言

张闻玉

1985年冬，应陈连庆教授邀请，我在东北师大历史系给古代‍‍‍‍史研究生讲历法。几位老先生要我结合铜器断代讲一讲历术的应‍‍‍‍用，逼得我将西周铜器历日做了一番清理。‍‍‍‍

我工作的第一步，是将有历日的西周铜器借助历朔的排比贯‍‍‍‍穿起来，分成若干铜器组。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步利用合天的历‍‍‍‍谱，结合文献记载，弄清了西周十二王的在位年数。第三步，‍‍‍‍将似是无法贯穿的少数铜器加以重点研究，得出了铜器历日研究‍‍‍‍的几个特殊条例———变例(以区别于合谱的正例)。这样，记有‍‍‍‍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的五十余件铜器铭文就一一系于西‍‍‍‍‍‍‍‍‍‍‍‍周王年。最后的一步工作是将无年而有月、月相、日干支的九十‍‍‍‍余器系于王年。其中，成康无年器，我参考了郭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以下简称«大系»)的断代；几件列入昭王的‍‍‍‍无年器，我采用了唐兰先生的意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出土的器‍‍‍‍物，我都尽可能查出发掘简报或考释文字，借以确定王年。

‍‍‍‍我的工作的特点是以铜器历日校比实际天象为主要手段进行‍‍‍‍断代，这就与现行的断代方法有所不同。现今普遍使用的标准器‍‍‍‍比较断代法，主要依据器物的形制、文体、人名诸项进行考释。‍‍‍‍其结果只能是粗疏的，停留于一个大致如此的阶段。在这种粗疏‍‍‍‍的结论上研究西周历史，研究者本身未必就心中踏实，产生的疑‍‍‍‍问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我们轻视铜器历日的作用，等于是舍弃准‍‍‍‍确的结论不用，继续采用那原始的耕耘方法而怡然自乐——这就‍‍‍‍是当今铜器断代的现状。

‍‍‍‍为什么标准器比较法的断代只能得出一个粗疏的结论?从研‍‍‍‍究者们的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本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就铜器的形制说，铸匠非此一家，非铸于一时，自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有纵的关系，一个模式或代代相传、遗范数世，或后‍‍‍‍人仿制改造，既有超迈前人者，亦有效颦之作。还有同一时代的‍‍‍‍横的关系，各地制器风格不同，各家铸匠工艺不一，形制岂能划‍‍‍‍一?如此等等，岂可以形制定王世?如全瓦纹环耳簋这种形制，‍‍‍‍有人认为是昭穆时代的流行式，不得晚于共世，所以断师虎簋为‍‍‍‍共王器。又，无簋与师虎簋的形制一模一样，«大系»据簋铭‍‍‍‍定为厉王器，陈梦家先生«断代»据“王征南夷”定为昭王器。‍‍‍‍如果考以实际天象，无簋历日与公元前829年即共和十三年实‍‍‍‍‍‍际天象吻合。当定为共和器。知共和年间亦有征南夷之举。足见‍‍‍‍全瓦纹环耳簋这种形制到西周晚期还盛行着。又如方彝，殷末周‍‍‍‍初就大量使用，一般认为可以晚至懿世。而20世纪70年代随县‍‍‍‍出土的曾国方彝说明，方彝在春秋前期还在制作。盛冬铃先生‍‍‍‍说:“用图象学的方法研究铜器的形制、花纹，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并排比成系列，这固然也能通过各个铜器在系列中的位‍‍‍‍置而估定其时代，但这种估计往往也是相对的。”如果拘于形‍‍‍‍‍‍制，三十七年善夫山鼎“其造型和纹饰，与毛公鼎相类”，十七‍‍‍‍年此鼎“造型、纹饰是厉宣时代流行的型式”，似乎只有断在厉‍‍‍‍宣时代了。而器铭历日咸与厉宣十七年或三十七年天象不合，此‍‍‍‍鼎历日恰是穆王十七年天象，善夫山鼎历日恰是穆王三十七年天‍‍‍‍象。这难道是私意的安排?我们不得以实际天象曲就形制，应将‍‍‍‍‍‍善夫山鼎历日归入穆世。此鼎铭有“王在周康宫宫”，唐兰‍‍‍‍氏认为宫即夷王庙。果如此，历日当是“既死霸己卯”才合厉‍‍‍‍王十七年天象，得用变例解说。信“既生霸乙卯”仍当视为穆世‍‍‍‍历日。‍‍‍‍

就铜器的文字来说，变化的可能性更小。一两百年内文字也‍‍‍‍难有重大改变。同一时代的制器，铭文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字‍‍‍‍体的差别是必然的。如1963年武功县发现的师簋两盖，铭文内‍‍‍‍容全同，但顶面花纹不同，两器的字划大小风格大有差异。不同‍‍‍‍时代的制器，铭文的字体又可能是相似的、相近的。盛冬铃先生‍‍‍‍说:“至于探讨铭文形式上的特点，如字形的演变、字体的作风，‍‍‍‍行款的布置，文辞的格式乃至某些特殊词语的使用，等等，指明‍‍‍‍其时代印记，无疑也是断代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但据此断代，仍‍‍‍‍只能分若干时期，难以准确到各个王世。”文字形体的相对稳定‍‍‍‍与文字形体的个人风格，给据此断代造成困难。并非字体相同或‍‍‍‍相近的器就可轻易地断为同一王世。如果拘于字体，番匊生壶与‍‍‍‍克鼎、毛公鼎、攸从鼎、颂壶等器，铭文中间有横竖界格，似‍‍‍‍是相同，当断为厉王器，而番匊生壶历日与厉王或宣王二十六年‍‍‍‍绝不相合，恰又合成王二十六年实际天象。我们只能就历日合天‍‍‍‍象，视为记成王事。‍‍‍‍

就铜器的人名来说，盛冬铃先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重要的‍‍‍‍是对人名的正确判断。同人异名，异人同名，区分实难。严格‍‍‍‍说，人名仅能提供一个线索，如果使用不当，宽严皆误，结论必‍‍‍‍不可靠。“如井伯、益公、荣伯、井叔等称号并非一人所专有，‍‍‍‍各器所见未必是同一人，或在例外。”如伯克壶，«大系»说:‍‍‍‍“伯克与克钟、克盨、克鼎等克当系一人。”其实，克钟、克盨是‍‍宣王器，伯克壶历日只合穆王十六年(前991年)实际天象。如‍‍‍‍果用特殊条例(变例)解说，乙未为己未之误(形近而误)，伯‍‍‍‍克壶历日可合昭王二十六年实际天象:七月己未朔。又，裘卫四‍‍‍‍器，多以为二十七年记初受册封，时代较他三器为早，定卫簋为‍‍‍‍穆王器(«简报»，盛冬铃)，或定为共工器(李学勤)。其实，‍‍‍‍卫簋历日合厉王二十七年实际天象，九年卫鼎与懿王九年天象吻‍‍‍‍合。三年卫盉、五祀卫鼎当用变例断为夷王器方合。裘卫究竟是‍‍‍‍一人，还是父子两代?解释是可以不同的。‍‍‍‍

毋庸讳言，以历日天象为主要手段进行断代也不是丝毫没有‍‍‍‍问题。由于历朔以31年为一个周期，每31年月日干支又重现一‍‍‍‍次。西周一代330多年，任何一个无王年的月日干支均有十个年‍‍‍‍头可合。如果王年明确，凡有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的铜‍‍‍‍器，一般都有确定的位置。只共王与宣王的年、月、日干支同。‍‍‍‍共王元年(前951年)至宣王元年(前827年)，计124年，正‍‍‍‍经历四个月朔周期，所以共王器历日亦合宣王元年的天象。师虎‍‍‍‍簋定宣王，或定共王，历象不误，其理于此。我们说，以历日天‍‍‍‍象为主要手段，并不排斥以形制、字体、人名、史事等作为辅助‍‍‍‍手段进行铜器断代。‍‍‍‍

又因为有误字、夺字等变例，常有一个铜器历日，既合正例‍‍‍‍(即实际天象)又合变例的情况。如伯克壶历日，正例合穆王，‍‍‍‍变例合昭王；走簋、望簋、此鼎历日，正例合穆王，变例合厉‍‍‍‍王。我在这里虽以实际天象为据系入王年，仍感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这当然还有待于大量铜器的出土，相互勘比，才有最后的‍‍‍‍结论。‍‍‍‍

我以上述的想法求教于陈连庆先生。陈先生六月十九日函示‍‍‍‍云:“铜器中的文字形体、历史事件、人物名称，乃至铜器的形‍‍‍‍制花纹，对于铜器断代都有用处，但这种作用不宜评价过高，一‍‍‍‍般只是起相对的作用，而不是起绝对的作用。需要把这些因素集‍‍‍‍合起来，得出的结论，往往虽不中亦不远矣。历法问题，如果推‍‍‍‍算无误，当然起重要作用，对于断代十分有用。但是西周列王年‍‍‍‍代目前仍无十分有把握的结论，众说纷纭，把以上有利于断代的‍‍‍‍方法，全部否定，尚非其时。而且用历法断代也需要其他条件，‍‍‍‍互相配合，才能更有说服力。”陈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铜器断代的方法可以不同，但结论只能是一个。经过‍‍‍‍对西周一代铜器历日的全面研究，可以说，除非是历日本身夺‍‍‍‍误，以历日勘合天象为主要手段，再辅以形制、人名、史事进行‍‍‍‍断代，应是准确可靠的方法。‍‍‍‍

1986年6月于吉林大学4舍403室‍‍‍‍

 张闻玉先生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绝对纪年。针对自西汉刘歆以来及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结论，作者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误，在强调“月相定点”的基础上，考证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对考古界和历史研究界的断代既有补充，也有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