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城市的崛起
￥ 8 1.9折 ￥ 42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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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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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修·卡恩, 郑思齐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SBN9787508660172
出版时间2016-06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244页
字数22000千字
定价42元
上书时间2024-08-17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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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绿色城市的崛起
定价：42.00元
作者:马修·卡恩, 郑思齐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01
ISBN：9787508660172
字数：22000
页码：244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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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城市的崛起》
内容提要
目录
作者介绍
马修•卡恩（Matthew E. Kahn），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他发表了上百篇的学术论文，期刊包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等。他也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Climatopolis、Green Cities（中文版见《绿色城市》）、Heroes and Cowards、Fundamentals of Environmental and Urban Economics等。郑思齐，现任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副系主任。她的研究领域是城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住房市场。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上百篇的学术论文，期刊包括PNA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经济研究》等，并出版了两本专著。她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并入选了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她是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和《不动产研究》的副主编，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的编委，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GCREC）副秘书长，亚洲房地产学会（AsRES）理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序言
引 言吴先生今年38岁，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他出生在河南，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北京，现在是一家大型国有建筑设计公司的部门高管，收入颇丰。他的妻子在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也很稳定。他们有一个5岁的女儿。正如中国城市中很多年轻夫妻一样，为了能让女儿舒适地成长，他们在女儿出生前就购置了一套房产和一辆私家车。要说吴先生目前的生活质量，的确远远超过了他父母当年的境况。30多年前，吴先生父母那一代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之后最多在工作单位得到一间住房（而且是租住的），甚至只能得到集体宿舍中的一个床位。只能拿着政府部门发放的购物券买到基本口粮和很少一点肉食与食用油。在衣着上，一年只能添置一两件衣服，因为一年只能领到十几尺用来购买纺织品的布票。如果能骑上一辆自行车，那就会让那些参加工作的老同学非常羡慕了。因为不但要攒够买车的钱，还要弄到不易得到的购车券，才能买到自行车。但吴先生所面临的困扰也是他的父母未曾经历过的。如果他的工作业绩没有达标，就会被降薪，或者得不到提拔的机会。当他感觉不舒服时，比如北京糟糕的雾霾引发了咳嗽甚至气管炎，他也不得不坚持工作，因为公司中的竞争压力很大。在饭店吃饭时，他非常小心，因为他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比如变质的食材、激素超标的鸡肉，甚至假的羊肉。他在家里是“上有老，下有小”：必须提早为父母的退休打算，因为父母的退休金很低，也没有很好的医疗保障；还必须提前计划女儿上学的事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带给这些年轻的城市父母更多的焦虑。好学校实在太稀缺了，这使得每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每次谈起这些让他焦虑的事情，吴先生都表示在考虑是否移民到加拿大或者美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还面临着高房价的困扰。冯女士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前十年火爆的房地产市场的确给她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但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考虑，她还是切实感受到北京高昂的房价带来的压力。她全家目前还租住在西城区一套很小的老旧房子里。她算了一下，如果要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她和她丈夫还得持续存款10～15年。冯女士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经常调侃她的工作模式是“5+2，白加黑”，就是一周工作五个工作日，再加两天周末；而且不仅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加班到深夜。这些额外的加班实际上是自觉自愿，没有加班费的，可是她必须这么“自觉”，因为一旦她的业绩落在其他同事后面，她也很有可能面临降薪或离职。冯女士每周的工作时间肯定比一般的欧洲人要长。事实上，比较中国与西欧国家一些城市的居民生活会很有意思。中国城市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城市污染和生活压力急剧加重。欧洲的许多城市相对更绿色，居民也有更加充足的闲暇时间去享受生。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近些年来经济状况糟糕的美国和西欧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超过10%，贫困人口占比从84%下降到13%。虽然仍有数以百万计的穷人生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但是他们正在脱离贫困。在1959～1961年间发生的三年大饥荒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已是遥远的历史。医疗卫生水平得到提高，死亡率下降，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从66岁延长到73岁。尽管上述指标看起来不错，但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速度会显著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医疗和教育等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的缺乏和不均等。最近一些年，中外媒体经常会谈论一些备受瞩目的环境事件，例如：浙江德清的铅污染，内蒙古矿山的有毒物质扩散，商家用狐狸与田鼠肉冒充羊肉，曾在黄浦江上漂浮的不计其数的死猪，还有学者发现冬季北方烧煤供暖会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并让北方人的寿命降低，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2013年初，北京一次严重的雾霾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2013年1月，北京上空的可悬浮颗粒物浓度已经超过了公共卫生领域所设定的警戒线（250μg/m3）的2倍、3倍甚至4倍，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设定的健康标准的40倍。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2个在中国。2003年，中国341个城市中，有53%的城市（覆盖中国城市总人口的58%）的平均污染水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设定的健康标准。仅有1%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在达到欧盟大气质量标准的城市中。另外引起关注的是水污染。据国家环保部报道，2012年，在198个城市中，57%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检测结果为“差”或“极差”。并且，超过30%的国家主要河流已被评定为“污染”或“严重污染”。中国如今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对全世界的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大影响。虽然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仍然比美国低30%，但是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在2009年超过美国。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1990～2010年间，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增长了186%（达到5.2吨），而世界人均量仅增长了16%（达到4.9吨）西方国家也曾如此如今，中国面临很多环境挑战，包括过度依赖煤炭的工业生产，私家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快速上升的温室气体排放。相比之下，西方的很多城市都拥有清洁的空气和水，这些城市经历了超过40年的环境整治，在许多环境指标上表现良好。但在几十年前，西方的城市也曾遭受污染的危害。在伦敦和纽约这些大城市，燃煤造成的煤烟笼罩在城市上空。比如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燃煤形成的烟雾大大加重了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使很多人丧生。同时，机动车的普及增加了对含铅汽油的需求，导致城市中的铅排放量升高。在20世纪60～70年代，汽车尾气排放导致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污染越来越严重。同样在20世纪中期，在美国匹兹堡、纽约和洛杉矶等主要城市，虽然繁荣的炼钢产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但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盖尔特纳（Geltner）教授是思齐的好友，他已经60岁了，小时候是在匹兹堡长大的。今年夏天他和思齐一起访问了中国东北的几个城市，他深有感触地说，这里的空气质量让他想起了儿时的匹兹堡，那时他也是在这样的雾霾中生活的。可怕的大雾带来了西方城市的变革。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技术革新使得能源效率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富裕后对清洁空气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共同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比如从原先高污染的燃煤转向更加清洁的天然气，使得那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开始逐步改善。在谈到这场环境保护的变革时，人们经常提到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20世纪60年代，这本书曾经带动了许多有知识的美国民众投身环保事业，保护自然环境。拿汽车尾气来说，美国汽车尾气管制政策的效果已经抵消了汽车总里程增长对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2015年出厂的汽车，其每英里的尾气排放已经比1975年出厂的汽车降低了99%。所以，尽管汽车总保有量和行驶里程总量都在增加，过去的几十年中洛杉矶的光雾污染水平还是在不断降低。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匹兹堡和其他一些“铁锈地区”的城市（Rust Belt，指从前工业繁盛而今衰落的地区）失去了数以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这件事的“好处”则是蓝天得以重现。由于工业活动减少，空气和水的质量迅速提高，匹兹堡彻底改头换面，成了一个坐落在阿勒格尼和莫农加希拉河畔的美丽城市。新落户匹兹堡的公司需要的是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期望与诸如卡内基—梅隆大学及匹兹堡大学等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合作。同样，波士顿与芝加哥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变迁过程，伦敦也是如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并不能完全被用于预测中国城市环境的未来发展趋势，但其中的基本规律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虽然中国和美国在很多方面都不同，美国城市在环境问题上走过的道路，凸显了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工业生产规模和私家车使用需求在城市环境质量变迁上的重要作用。对于一个有相当规模人口的城市而言，降低污染水平要逐步摆脱依赖燃煤来发电和发展工业，要调整产业结构来降低重工业的比重，并通过新技术来减少每单位经济活动的污染排放。在交通方面，如果人们少开车或者汽车每公里的尾气排放减少，就可以降低交通带来的污染排放。这里我们想要强调的逻辑是，要同时关注两个重要指标——经济活动总量（例如工业总产出和机动车行驶总里程）以及每单位经济活动的污染排放强度。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每单位经济活动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速度要大于经济活动总量增加的速度。比如，如果北京居民2015年开车的总里程数相比于2000年增加了50%，但是每公里排放量的减少超过50%，那么尾气排放的总量将依然是减少的。这个估算方法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城市中经济活动所带来污染的规模与强度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对未来抱有希望2013年以来，北京严重的雾霾会是中国式的《寂静的春天》吗？或是如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一般，像一剂催化剂，能够带来真正的环境变革？最近一些年，已经有一些最新的迹象显示，中国城市在未来几十年里会经历环境的改善。我们对中国85个主要城市空气污染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数据做了初步分析。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对于其中的33个城市，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帮助它们跨过空气污染急剧上升的阶段，并推动它们在未来实现空气质量的改善。自2001年到2013年，北京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降低39%。在这期间，北京的人口、汽车保有量以及人均收入实际上都在持续增长。我们对2005～2010年间中国85个主要城市PM10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制造业比重，PM10浓度每年降低2.8%。假设这个趋势可以延续到未来，可以预测，在一个城市的人口与制造业比重保持不变时，10年后PM10浓度可以降低28%。当然这种线性外推过于简单了，而且中国城市的规模一定是会不断扩大的。不过我们的模型显示，尽管城市人口规模与PM10浓度有正相关关系，但弹性相对较小——10%的城市人口增长，在北京相当于增加200万城市居民，会使PM10浓度上升1.3%。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居民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富裕。这使得他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也越来越希望规避健康风险。事实上，近些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各种环境投诉更是层出不穷。这一方面说明环境问题的确很严重，但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关注度的迅速提高，这种关注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超过18%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中国，如果这里面中产阶层的比重不断加大，而他们对环境和生活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这将有利于中国和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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