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 39.75 ￥ 36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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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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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腾讯文化 编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42482
出版时间2014-01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194页
字数92000千字
定价36元
上书时间2024-08-16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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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定价：36元
作者:腾讯文化 编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1-01
ISBN：9787508642482
字数：92000
页码：194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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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是腾讯网“腾讯文化”栏目组对当代中国十多位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周国平、杜维明、许纪霖、杨奎松、谢泳、雷颐、西川、周濂等的采访专集。 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开始，知识分子在中国就一直处在国之栋梁和酸腐书生的两极摇摆中。民国至今的百年间，从群星灿烂到集体失语，再到众声喧哗，知识分子群体的地位与形象几经转变。当下中国，大师罕见而公知名污，知识分子陷入上难近高层、下难抵民意的尴尬语境。十多位当下最有话语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直抒胸臆，就知识分子定位，士族的没落和传统继承，知识分子的责任及理想人格，以及当下的发声环境、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的冲击，及至“公知”妖魔化等大众关注的问题，一一做出自己的回答和反思。他们的声音和思考，值得了解和关注。
内容提要
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开始，知识分子在中国就一直处在国之栋梁和酸腐书生的两极摇摆中。民国至今的百年间，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从群星灿烂到集体失语，再到众声喧哗的巨变。当下中国，大师罕见而公知名污，知识分子处在上难达高层、下难抵民意的尴尬语境。周国平、杜维明、许纪霖、杨奎松、谢泳、马勇、雷颐、西川、周濂……10多位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直抒胸臆，对于从屈原开始的知识分子定位，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内在的精神追求，士族的没落和传统继承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各种力量的影响，当下的发声环境、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的冲击，以及公众对“公知”的妖魔化等各种大众关注的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和反思。作为当下中国最有话语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考和声音，值得关注。
目录
作者介绍
腾讯文化，依托大的中文门户网站腾讯网，专注报道文化资讯、解读文化现象。关注文学、艺术、历史、电影。下设腾讯书院、文人白话、文化观察等多个品牌栏目，前后邀请白先勇、周国平、海岩、杨牧、杜维明、梁文道、叶锦添、陈平原、龚鹏程、贾平凹、林怀民等通过举办高端文化沙龙、名人访谈，打造思想策源地，成为精英聚集地。
序言
序 知识分子何为？ 癸巳年端午，以纪念屈原为契机，围绕中国知识分子话题，腾讯文化采访了十余位学者和作家，各抒己见，结集成本书。 近现代以来，屈原身上有两个标签，一是爱国主义志士，二是浪漫主义诗人。对于这两个标签，论者见仁见智。屈原实际的作为，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他是楚国贵族和高官，人品高洁，遭谗流放，秦灭楚后忧愤自尽；第二，其作品极具楚人特色，想象瑰丽，情思飘逸，文字恣肆汪洋。屈原与两位大哲是同时代人，孟子和庄子比他年纪大，在世年份有重合，这三人都不曾谈及彼此，但足以引人遐思。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屈原身上，既有邹人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担当，又有同为楚人的庄子“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情怀。在思想派别上，屈原与儒道不相干，然而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仍可把他视为儒道互补传统的一个开端，从而用作讨论中国知识分子话题的切入点。 儒道互补是中国士阶层的长久传统。在好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秉持了儒家忧天下、哀民生的社会责任心，也涵养了道家亲自然、轻功利的超脱情怀。在坏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平庸之辈以儒家为做官的敲门砖，以道家为归隐的安慰剂。不论是何种情形，中国士人的内心都是纠结的。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下，即使是优秀分子，其社会责任心也被限制在忠君意识的范围内，其超脱情怀也往往成为仕途失意的自我安慰。因此，直到清灭亡，具有独立地位和品格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并未形成。 应该说，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进入近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是推翻帝制和西风东渐两大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其最早的成员，基本上由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脱胎而来。他们的社会责任心摆脱了忠君意识的束缚，并由民族救亡向文明立国的方向提升，他们的超脱情怀也减弱了自我安慰的色彩，增添了超越性追求的意味。可惜这个过程在1949年中断了，在持续近三十年的被改造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群体事实上不复存在。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面临一个接续民国传统、重塑独立品格的任务。三十多年来，在新时期的社会舞台上，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活跃的身影，这些活跃的知识分子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在采访中，讨论就集中在对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定位上，问题的核心是知识分子在关注公共事务时如何坚持独立的立场，真正发挥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作用。 作为社会最敏感的成员，乃至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关注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对公共事务发声仅是方式之一，是一种直接的方式。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众苦难的重大问题上，在涉及人权、尊严、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原则问题上，知识分子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应该是理性的，清醒的，有充分说服力的，可以声情并茂，但不可以情绪化。这是与新媒体上众声喧哗的区别之所在。 事实上，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发声，包括公共写作、公开演讲、媒体访谈等，是一个极严肃而有难度的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既要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有切实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也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相当的底蕴，并且善于把专业知识转换成深入浅出的语言。唯有如此，才成其为一个学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的既内行又能让外行听懂的发声。否则的话，你就可能只是老生常谈。同时，因为你活跃在公共舞台上，公众就理所当然地要听其言观其行，你必须言行一致，在道德上自律。所以，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对你、你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直接的方式，关注社会还可以是间接的方式。无论如何，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只占一小部分，多数人不是公共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不管是因为志向还是性格，有的人宁愿在某个领域里默默耕耘，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当然，对于社会大问题、大趋势仍须有自己的立场，但这个立场未必用公开发声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在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或文学创作中，必定会体现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一个潜心于基础理论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学者，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也许会比公开发声对社会发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即使一个醉心于内心体验之奇妙和文字之美的诗人，也是在为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 真正说到底，知识分子何为？他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而他的基本方式是让人变得更美好，他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和心灵。无论公开发声，还是用著作和作品说话，他要做的都是这件事。质言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让我们回到屈原。如果我们把屈原用作剖析中国知识分子基因的标本，要反省的也许是儒道传统的缺点。无论儒家以忠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还是道家靠逍遥求解脱的浪漫主义，都是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反面。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人类文明的眼光，又要有现实人生的关切，从而在转型时期真正发挥独立的作用。 周国平 2013年10月29日 （前言） 2012年，我们开始策划一系列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变迁、当代生存状况的专题，涉及从古至今尤其是近现代史上的精神脉络、新媒体的发展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等诸多话题。我们先后采访了十几位国内一流的学者、作家，虽是旧瓶装新酒，但瓶子在不同的灯光下面，还是会投射出不同的色彩。 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必然绕不开屈原。而屈原身上长期以来纠缠着流亡知识分子与爱国主义诗人的两个标签，随着时代的演进越来越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愁疙瘩。谈到屈原这个流亡知识分子的符号意义，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认为屈原就是消极反抗的代表。他那样的精神不可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出现了，而今日之知识分子，能够做到“不吃嗟来之食，不主动投怀送抱，这已经相当难得了”。 诗人西川认为，20世纪中国的变种浪漫主义知识分子们将屈原认作了浪漫主义者，从文字里将其招致浪漫主义麾下。而“文革”又让他们在屈原身上第二次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屈原成了一个“意淫”的对象。儒学家杜维明认为端午所体现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个悲剧，但这个悲剧使我们能够加强对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会角色的理解，但他相信屈原的悲剧是个例外，一般讲中国古代知识人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和状态应该是当家做主。历史学家马勇的观点发人深省，他认为后人附加给屈原的爱国主义，一般都是弱者的表现，不是强者的。“汉唐时期没有爱国放，汉唐强盛的时候不必讲爱国主义，人民对这个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一种自然的存在。” 而在周国平的视野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直接干预政治，而是你所做的工作是为现在的问题政治更深层地分析内在原因，提高人民的觉悟。知识分子发声未必要摇旗呐喊都做风云人物，知识分子这个形象本身是不存在的。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继承问题时，杜维明认为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当家做主的状态下，他们能够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有责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大的传统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知识分子有良知理性，有抗议的精神，他所考虑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不仅是知识层面所带来的经验及方法，而是给予所有人福祉。 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内在的精神追求，批评家张柠将目光投向了民国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流动机制，“我们缅怀那个时期，缅怀鲁迅发言的犀利，他在北京被通缉，跑到厦门、跑到广州，就没事了，然后又回到上海当自由撰稿人，那时候确实比较宽松”。谢泳将最理想的人格再次赋予陈寅恪，“他的优良品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体会出来。他是自觉用自己的知识和品格守护文化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主动迎合，不主动批判别人，不在外力压迫下改变自己的知识态度”。历史学家杨奎松认为古今中外不少知识分子都有过桃花源式的幻想。但是当中国迈入现代化以后，这种田园式的生活环境早已不复存在了。诗人西川却对50年代搞“大跃进”写诗歌，70年代“文革”时发展到全民写诗的情况心怀忌惮，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变成全民性质的时候，都需要保持警惕。学者雷颐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要减少环境变化带来的落差感，尽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思考，发自己的声音。 在当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分子遭遇了新媒体，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公知”这个名词再度火爆。在如何评价新媒体和公知被污名化的问题上，马勇的看法比较宽容，自媒体系统作为一个沟通领域的统领者实际上给中国的当代知识人提供了一个空间。我们也不能太过于恶意地猜测这个统领者。学者周濂从人性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网络的自由交流只是一个表象，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只跟我们想要交流的人交流，那些我们不想跟他们交流的人，我们就可以拉黑他、屏蔽他，再大的圈子也会成为一个小范围的集合。张柠将目前的这些情况归因于中国目前的言论空间和舆论生态背景，众口难调，发声者是实名制地去应对一群庞大的匿名受众，还面临着“水军”这种高科技制造的幻象，所以出现污名化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对于他们该不该被污名化的问题，马勇认为作为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应该从专业立场轻轻一点就够了，不能够用那种非知识分子化的语言。说白了就是“人家妖魔化公知，是因为公知本身有被妖魔化的可能性”。借用周濂的话，就是“所谓的污名化就是有人在恶意贬损你。那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的问题”。 通过采访我们得出直观的印象，虽然环境越来越容不得深刻的思考，但是仍然有人在坚持思考，坚持发声。未来社会，知识分子的相关话题可能还是一团乱麻，但是只要我们努力了，再老的话题也会带来最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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