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
￥ 124.96 ￥ 48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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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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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岗龙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06390262
出版时间2016-08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280页
字数99999千字
定价48元
上书时间2024-07-02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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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
定价：48元
作者:陈岗龙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8-01
ISBN：9787506390262
字数：196000
页码：280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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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新译校注本，根据木刻本逐字逐句翻译原文，不擅自整理和改编，以向国内读者和《格斯尔》《格萨尔》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信的汉译本。研究相关问题和蒙藏《格萨（斯）尔》的学者可以逐字逐句直接引用这个汉译本，可以通过汉译本的引文直接找到对应的木刻本的原文。忠实原文的同时，也尽量保留了北京版《格斯尔》的语言风格，那就是朴实、幽默，但不失史诗的庄严。
内容提要
《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是蒙古族人民的史诗，讲述格斯尔可汗受命降生人间、降妖除魔的故事。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刊行，是所有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中最早形成文字刊刻印行的版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与影响。在北京木刻版刊行三百年之际，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领衔，将其译成现代汉语，不仅仅是纪念之举，更有助于普通读者了解这部史诗，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
目录
001 《格斯尔》研究新乐章——“格斯尔研究丛书”序言/朝戈金001 北京木刻版《格斯尔》的价值及其翻译（代译序）/陈岗龙001 章075 第二章079 第三章093 第四章132 第五章234 第六章243 第七章248 后记
作者介绍
序言
北京木刻版《格斯尔》的价值及其翻译（代译序）
陈岗龙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有人在北京木刻刊行了一部特殊的蒙古文书籍。这部蒙古文书籍，版式是标准的梵夹装佛经：扉画（卷首画） 右侧绘霍尔穆斯塔腾格里，左侧绘格斯尔可汗；拖尾画不是绘威武凶猛的四大天王来护经，而是绘制格斯尔可汗的四位英雄，叉尔根、嘉萨-席克尔、伯通、安冲，而且伯通的形象被画成诸葛亮；扉画和拖尾画均为红印版画。该经共七章，每章首页文字朱墨二色（黑三行 红四行 黑五行 红四行 黑三行）；正面板框分两栏，正栏纵书蒙古文二十五行，右一栏，纵书蒙汉文一行，从上到下依次为汉文“三国志”、蒙古文章回和页码、汉文页码；背面板框一栏，纵书蒙古文二十六行，板框内右下角汉文写页码，如“七卷下四”。共计一百七十八叶。规格14×46.5公分。这种版式和规格与当时在北京木刻刊行的其他蒙古文佛经基本一致。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国内重要图书馆和国外的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图书馆均有收藏。
这部书就是《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 Arban jüg-ün ejen Geser qagan-u tuguji orusiba）， 学界简称北京版《格斯尔》（ Begejing bar-un Geser）。北京木刻版《格斯尔》自刊行以来，在蒙古族当中和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方面，蒙古族文人纷纷收藏和阅读《格斯尔》，并有诸如19世纪初著名红学家哈斯宝这样的文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借鉴和评论格斯尔的故事；一方面，更多的蒙古族民众则把《格斯尔》当成佛经供奉起来，认为诵读和供奉《格斯尔》能够禳灾祛祸。20世纪40年代，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 在内蒙古东部做调查时遇到一个蒙古人在家中收藏《格斯尔》手抄本，便借来阅读和对照北京版《格斯尔》，不料还没有到约定的借阅期限主人就把书要回去了，原因是他把《格斯尔》借出家，牛羊就染上了疾病。而北京版《格斯尔》刊行不久（从1776年开始）就被一些国外旅行家和学者发现，被带回国去翻译成德文和俄文，从而西方学界知道了关于英雄格斯尔的故事和史诗。随着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形成“格萨（斯） 尔学”，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辨析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的关系和梳理蒙古文《格斯尔》版本源流的关键性文献，并且“北京木刻版《格斯尔》是所有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中最早形成文字刊刻印行的版本”已经成为学界不争的共识。
今年正逢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刊印三百周年（1716-2016），为了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格萨 （斯）尔》工作领导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联合主办的 “第八届《格斯 （萨） 尔》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刊行三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重新翻译校注的汉译本。在即将把这部汉译本奉献给广大读者和国内学术界同仁之际，我谨代表课题组谈一谈北京版《格斯尔》的价值和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北京木刻版 《格斯尔》 的价值
迄今为止，在我国和蒙古国已经整理出版了蒙古文《格斯尔》的各种重要版本①。北京木刻版《格斯尔》是诸多蒙古文《格斯尔》中唯一一部雕版印刷的版本。 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就语言修辞的优美、 故事情节的完美等方面来讲， 北京版《格斯尔》不一定是蒙古文《格斯尔》中最好的版本， 但是因为木刻印刷术， 北京版《格斯尔》是蒙古文《格斯尔》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却是事实。蒙古国著名学者呈·达木丁苏伦（ Ts.Damdinsuren） 院士是第一位对蒙古文《格斯尔》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整理的学者，他以北京版《格斯尔》为底本，参照蒙古国发现的三个重要版本，校勘整理出版了九章本《格斯尔》，是当今最流行的蒙古文《格斯尔》文学读物， 与《蒙古秘史》《江格尔》并称为“蒙古文学三大高峰”。据呈·达木丁苏伦的研究，1960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诺木齐哈屯格斯尔》实际上就是和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同属一个底本的再录本。 而《札雅格斯尔》的内容比北京版《格斯尔》和《诺木齐哈屯格斯尔》还详细而完整， 因此呈·达木丁苏伦用《札雅格斯尔》的相关内容补充了北京版《格斯尔》中意义不明的地方。 呈·达木丁苏伦在解释他为什么选择北京版《格斯尔》做底本的时候说道：“一是，1716年的北京版《格斯尔》是蒙古人中流传最广的版本，广大蒙古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个版本知道了格斯尔的故事；二是，在所有蒙古文《格斯尔》中， 1716年北京版《格斯尔》的蒙古特色最浓厚， 与藏文《格萨尔》的区别最明显。” 而且，呈·达木丁苏伦认为北京版《格斯尔》不是翻译作品， 而是蒙古人重新创编的作品。 呈·达木丁苏伦也对北京版《格斯尔》《诺木齐哈屯格斯尔》和《札雅格斯尔》的相关段落的内容和文字做了对照和比较，指出了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在我国，齐木道吉、斯钦孟和、巴雅尔图、格日勒扎布等从事《格斯尔》研究的学者也对北京版《格斯尔》与其他蒙古文《格斯尔》抄本之间的关系做了版本比较和探讨， 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 譬如， 斯钦孟和的《蒙古文〈格斯尔传〉版本比较研究》对北京版《格斯尔》《隆福寺格斯尔》《策旺格斯尔》《鄂尔多斯格斯尔》《诺木齐哈屯格斯尔》《乌素图召格斯尔》《札雅格斯尔》《托忒文格斯尔》《蒙古文岭·格斯尔》等蒙古文《格斯尔》各种抄本的章节和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并制作了章节内容对照表。从对照表可以看出， 北京版《格斯尔》的七章实际上就是各种蒙古文《格斯尔》抄本中的核心章节， 被誉为北京版《格斯尔》续书的《隆福寺格斯尔》的部分章节与其他手抄本《格斯尔》相对应。 齐木道吉先生也指出，各种蒙古文《格斯尔》抄本都是与北京版《格斯尔》和《隆福寺格斯尔》持有密切依存关系的异本。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些版本中哪一部比北京版《格斯尔》更古老， 但就内容来讲， 北京版《格斯尔》的七章是所有蒙古文《格斯尔》的核心章节， 这个事实已经说明了北京版《格斯尔》在蒙古文《格斯尔》版本源流中的关键地位。
而北京版《格斯尔》与其他蒙古文《格斯尔》抄本之间的版本源流的梳理，只有逐字逐句地精心对勘和汇校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目前，学界基本上梳理了各抄本章节和内容之间的异同，但是我认为蒙古文《格斯尔》版本源流的彻底梳理，必须落实到逐字逐句的文字层面的版本校勘，才能得出最后的科学结论。《格斯尔》虽然是英雄史诗，但是蒙古文《格斯尔》的各种版本都是古代蒙古文文献，而文献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必须按照文献版本的科学整理规则进行。我认为，蒙古文《格斯尔》各种版本之间的校勘和比较，需要采取诸如《红楼梦》版本校勘整理的古典文学版本学研究方法，对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与其他蒙古文《格斯尔》手抄本之间进行逐字逐句的文字层面的考证和校勘。我认为，可以把蒙古文《格斯尔》中的北京版《格斯尔》比喻为《红楼梦》版本中的脂砚斋评本。而《隆福寺格斯尔》作为北京版《格斯尔》的续书，其中一些章节不同程度地被收入其他蒙古文《格斯尔》抄本中， 和《红楼梦》后四十回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当然，这只是版本校勘和比较的角度做的比喻，而真正的格斯尔史诗的口头传统则是另一种情况了。
也有一些学者对北京版《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之间做过比较论述。王沂暖先生的《蒙文北京本 〈 格斯尔传 〉 读后记》中说： “藏文《格萨尔》贵德分章本与蒙文北京本对勘起来，结构顺序，大体相同。” 齐木道吉先生的《蒙文〈 格斯尔〉 与藏文〈 格萨尔〉 异同辨析》也对北京版《格斯尔》和藏文《格萨尔》贵德分章本进行了内容比较，得出了和王沂暖先生相同的结论。 而北京版《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的详细比较实际上就是蒙古族《格斯尔》和藏族《格萨尔》“同源异流”关系的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在这里要提一下有关北京版《格斯尔》形成的口头传说，主要涉及到章嘉呼图克图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1642-1714）。传说讲，一世章嘉呼图克图在青海从厄鲁特五位史诗艺人口中听了《格斯尔》的史诗，记录下来后带到北京木刻刊行，就形成了北京版《格斯尔》。蒙古国学者呈·达木丁苏伦、俄罗斯学者涅克留多夫等都比较倾向于这个传说，北京版《格斯尔》中的卫拉特方言词汇特征也体现出了故事讲述者的部族身份。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反对一世章嘉呼图克图促成北京版《格斯尔》木刻刊行的说法。对此，我不想多加评论，根据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观察，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这也许对北京版《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之间关系的讨论有参考价值。
首先，北京版《格斯尔》的语言特征说明，七章的内容不是直接根据藏文《格萨尔》书面文本翻译的，而是由记录了口头演唱或者讲述的文本而形成的。呈·达木丁苏伦也指出了北京版《格斯尔》的语言是西蒙古卫拉特的口语，不是蒙古语书面语。我们在根据木刻本翻译过程中也观察到了这个事实，有很多不符合蒙古文正字法的词汇基本上都是因为记录口语引起的问题。
其次，北京版《格斯尔》是通篇散文体，既不像口传蒙古英雄史诗的自始至终韵文演唱，又不像藏族《格萨尔》的韵散结合。但是，北京版《格斯尔》有时候在人物对话前都有“dugulaju”，我认为这“dugulaju”就是“唱”。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作为北京版《格斯尔》底本的口头表演文本也是讲述和演唱相结合的韵散相间的形式，那就是藏族《格萨尔》的典型表演形式。由此可见，北京版《格斯尔》底本的最初记录来自于很可能是厄鲁特史诗艺人的口头表演文本，而这种表演文本还保留着藏族《格萨尔》的说唱特征。
再次，北京版《格斯尔》木刻刊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讨论。就板框栏内“三国志”字样，有学者提出《格斯尔》的刊行者假托《三国志》躲避清朝的审查制度。而且扉画左侧的格斯尔可汗的图像带有明显的《三国演义》人物特征，特别是格斯尔可汗红脸长须，让人马上联想到关公；伯通的形象被画成诸葛亮。而 《格萨尔》 在西藏被誉为《藏三国》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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