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意的边界
￥ 10.78 2.4折 ￥ 45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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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13251
出版时间2013-05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336页
字数99999千字
定价45元
上书时间2024-05-02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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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公意的边界
定价：45元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5-01
ISBN：9787208113251
字数：266000
页码：336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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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2位国内知名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理性反思公意的边界与底线。
内容提要
卢梭的“公意”理论与中国近现代的激进思潮有何渊源？现代政治生活中如何厘清公意与私意的界限，以确保正义，提升个人幸福感？本书囊括12位国内知名学者的犀利讲演，他们将自身最关注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化作最生动平实的语言与读者分享，并重点反思公意的边界与底线。讲演主题还涉及基础性的哲学探求以及当下热议的通识教育、社会思潮等问题，极具现实话题性和学科前沿性，既能拓宽视野，又能普及知识。
目录
序 言（汪丁丁）讲 哲学之为穷理与哲学之为对话（陈嘉映）第二讲 通识教育与诸神之争（刘东）第三讲 走向演化的认识论（魏宝社）第四讲 苏格兰启蒙学派VS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王焱）第五讲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周濂）第六讲 中国的“文件政治”（景跃进）第七讲 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翟学伟）第八讲 经济成长的非经济基础（张静）第九讲 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从思想史看王元化重估《社会契约论》（夏中义）第十讲 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意义（冯克利）第十一讲 认识中医，树立新的健康观念（刘力红）第十二讲 行为决策中的认知与偏差（施俊琦）
作者介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是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组建的一个科研教学机构，以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力图通过这一个开放的、跨学科的、多专业视角的平台，完成更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集结。
序言
序言（汪丁丁） 上一编《中国问题》，接着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讨论，我们列出两项基本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以此为背景，物质生活开始富裕的中国人，或迟或早要面对的是“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也可称为“发展问题”。这是教科书经济学的界说：与单纯的“增长”不同，发展，是同时在许多方面有所改变。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幸福感不再随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这类现象，经济学家称为“边际效用递减”。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诱致人的活动领域从物质生活领域转向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 考察我们中国人目前的发展状况，似乎有一种趋势，使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问题联合成为同一问题。这一联合之后的大问题，可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的表现，它的初级形态，是“物欲横流”，芸芸众生逐物而不知返，或知而不返。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贝克尔，2000年与同事合写的一本著作《社会经济学》，在2010 年引出来一本经济学工具书——《社会经济学手册》。“社会经济学”（socialeconomics），不是“经济社会学”（economicsociology）。社会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有完备或不完备的理性选择，只不过这些理性选择发生在社会情境之内，从而这些特定情境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因此，社会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这两大学科都承认的一项事实是：人类行为有动机可循。关键问题是：在许多可循的动机当中，哪一类是真正重要的？引用钱穆的概括：人类的“类”性，其一是“个性”，其二是“群性”。这样的观察，演化心理学家提供的解释是：人类种群的保存与繁衍，依赖于两种心理能力的平衡，其一是“好奇”（curiosity），其二是“谨慎”（prudence）。脑科学家提供了更多的观察，那些与环境保持了长期适应关系的好奇与谨慎的平衡机制，沉淀为“遗传的”，成为人群通有的性质。那些在短期内适应着环境变化的好奇与谨慎的平衡机制，成为“个性的”。例如，只要群体规模足够大，或迟或早，个性的发展就总会产生一些堪称“天才”的个体。我们都承认，由于贡献大且难以生存，这些天才是需要社会保护的。另一方面，社会也需要恪守谨慎原则，因为很难预先辨认并确保每一位天才不被扼杀。事实上，社群是否有能力发展到很高的文明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群在创造力与谨慎原则之间微妙且不断变化的平衡。社群成员的注意力，从物质生活领域转向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的领域，最初往往要有一些天才或英雄人物敢于破除既有的生活方式。以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为例，如果他们始终坚持他们施加给斯宾诺莎那样的宗教迫害，不难想像，两百年的时间，足可使欧洲人与我们中国人一百年前那样，沦为“落后挨打”的社群。 根据社会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个人行为发生改变，可以有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是内心有所感动，其二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我推测，未来几十年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改变，这两方面的理由都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幸福感有三重来源——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随着物质财富的继续积累，不论是有感于内在的反省还是有感于外在的事件，都要引发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社会生活领域，日益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社会正义”问题。诚如柏拉图以来包括罗尔斯在内的多数西方政治哲学家所言，社会正义，是评价人类社会孰优孰劣的首要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演变，也确实凸显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更高级的表现形态：改变我们的制度从而满足社会成员普遍的正义诉求。 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正义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同样日益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深层情感纽带的消失。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的，是普遍的焦虑感和与此相关的心理疾病（抑郁、自杀、“反社会”人格障碍）。幸福感之所以不再伴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除了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之外，在西方和在中国，深层情感纽带的消失，是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比边际效用递减律更重要。究其原因，在令人信服的著作里，我推荐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和波兰尼的《大转型》。两百年来，市场经济价值观和随之泛滥的竞争意识逐渐主导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从而使货币成为衡量全部活动（尤其是情感活动）的惟一价值。货币取代情感，最普遍的后果是情感不再真实。以货币衡量的价值，可以切割为很小的部分。例如，我们可以谈论90%纯度的金银首饰。但情感如此切分之后，往往变质。例如，我们很难谈论90%的“爱情”。关于这一论点，我愿意推荐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或Aaron Ben-Ze’ev 的The Subtlety ofEmotions（The MIT Press，2000）。 最后，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正义问题和情感问题密切相关而且正在或未来几年必将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关于国家与政权的伦理批判，我推荐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赫费1989年发表的《政治的正义性》（1998年中译本）。“政治”，在赫费的伦理批判视角下，特指每一个人关于国家与政权的道德合法性的判断。在政治（政体）的各种属性当中，正义性是首要的。有正义的统治，有不正义的统治。不论是否愿意，任一统治，必须承受伦理评价，赫费称之为“伦理批判”。由此而确立的权力的道德合法性，韦伯称之为“确当性”（legitimacy），以区分于“合法性”（legality）。 真正的幸福感，与精神生活关系最密切，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称之为“innerpeace”（内心的宁静）。以我在这一领域的长期观察，内心宁静之所以为我们带来最稳定且最丰富的幸福感，是因为，或者惟有在这一状态里，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自由。黑格尔说“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这一论点，他是通过抽象思辨得到的还是当真有体验，只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笔记里有一些迹象，表明他观察过“东方冥想”（他关于印度瑜伽的描写）。当代脑科学与东方静坐实践的联合研究，大约从1998年，始于几位脑科学家与一位著名佛教领袖之间的定期对话而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2011年发表的一篇核磁共振脑成像报告显示，冥想的累积时间必须超过1500小时，冥想的脑，才可稳定在“宁静”状态里。身心保持宁静状态，梁漱溟在“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序”里有十分精致的描写。“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颜回的这一感受，称为“坐忘”（见于《庄子?大宗师》）。 关于“静以通天下所感”这一原理，陆九渊认为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多数人仍沉迷于感官欲望之满足。物欲享乐，经济学家和脑科学家称之为“幸福感”（happiness），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称之为“快乐感”（pleasure）。幸福心理学家显然更愿意接受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幸福”，他们称之为“综合幸福”（synthetichappiness）。与幸福感相比，当代哲学家更习惯于探讨“善”的各种涵义。在这一视角下，正义，是协调追求诸善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 沿着精神生活的维度，我们可以超越正义。所以，如何从社会生活领域转入精神生活领域，例如，信仰问题，这可说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最高形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0 年和2011年“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的文稿，筛选组合而成《公意的边界》。这一组文稿，与2009年的第一辑相比，更关注中国政治问题。此外，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知识整合方式、通识教育、身心修养。民主政治其实是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人民的知识、修养和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包容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文明并反过来获得未来演化的方向感。由于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案例，民主政治永远不能保证社会不走向瓦解或消亡，虽然，极权的或威权的政治几乎必定会瓦解或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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