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性行动”
￥ 216.29 ￥ 159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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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凡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9606
出版时间2015-12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624页
字数99999千字
定价159元
上书时间2024-04-28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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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肯定性行动”
定价：159元
作者:王凡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12-01
ISBN：9787509779606
字数：599000
页码：624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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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详尽地介绍了美国肯定性行动这一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具体法案内容政策实施中引发的争论以及实施后的社会效果，并系统梳理和讨论了国内外有关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研究美国肯定性行动的ZUI全面的著作，相信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学者通过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实践讨论对中国族群优惠政策及其社会实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反思
目录
作者介绍
序言
序 言马 戎种族冲突与族群矛盾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今天关注国内族群关系的人，必然关注本国的族群政策。因此，对本国的不同群体采取完全平等的政策，还是根据具体国情采取差别性对待（或是歧视，或是优待）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本国族群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哪些作用？是否与主流社会和政府设定的政策目标相符？由于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这些问题无疑是本国政府和学术界必须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任何一个多种族/族群国家，执政的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族群政策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本国所有成员（即全体具有合法身份的国民）采用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即每个公民在政治权利、受教育和就业权利、个人发展权利等方面均享受完全平等的权利与机会。另一类是把本国国民分成不同类别，每个国民均持有标志族别的特定身份，而不同类别的国民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里享受标准不同的国民权利和内容不同的政策待遇。**类政策应当被视为理想化的现代公民社会的政策，人人生而平等，所有公民在争取获得各种学习、就业和发展机会时，在彼此竞争中采用的评价标准是同一的。没有人可以享受特权，也没有人受到歧视。这类政策体现了人类理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历史发展机遇的影响，世界各国和各国内部不同群体的发展道路并不相同，发展的进程和水准也不平衡。当具有不同发展历史和不同竞争能力的两个群体相遇时，两个群体各自所属个体之间的彼此竞争，实际上代表和展现的是各群体的竞争能力，带有所属群体的历史印记。此时如果完全以群体及所属个体之间相互竞争的方式来决定生存与优劣，那就等于承认并接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竞争的后果，就是首先进入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在亚非拉实行的野蛮殖民统治。在这里，人类群体以竞争能力的强弱或军事装备的优劣被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而且“优等民族”对“劣等民族”的奴役在这一法则下完全合法和合理。于是我们发现，貌似“平等的竞争”*终造成的结果是强势群体主导的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以及强势群体话语体系中对人类群体的“不平等分类”。因此，一个竞争体系是否“平等”，其前提是双方的竞争能力应当具有相似的水准。这就如同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手持刀剑的一方是无法与用枪炮武装起来的另一方竞争的；在就业市场的求职竞争中，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求职者是无法和大学毕业生竞争的。假如竞争的双方完全不在同一个基础之上，那么貌似“平等竞争”的理论在现实互动中很可能毫无“平等”可言。而弱势群体的竞争失败和陷入困境，必然导致矛盾不断升级和社会持续的不稳定，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因此，在竞争实力水准相差悬殊的两个群体相遇共处并出现在同一个竞争平台上时，对弱势群体的某种照顾或优惠恰恰是为了体现竞争的公平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群体优惠政策在特定情况下是维护社会和谐和推动全社会共同进步的措施。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群体优惠政策是违反公平原则的政策，因为对某个个体的优惠即意味着对其他个体的歧视。例如对某族群成员在大学录取中实行加分政策（设立另外的名额，降分录取），这便使其他群体的考生在录取中面对的是另外一个评价标准。所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通过“肯定性行动”对黑人考生实行优惠政策时，许多白人指出这是“反向歧视”，即在过去的种族隔离时期是白人歧视黑人，而在“民权运动”后是白人遭受歧视。在这一争论中，黑人强调历史上黑人群体所遭受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伤害与歧视，认为以“肯定性行动”为代表的群体优惠政策有助于实现黑人的“集体权利”，而白人则强调美国宪法中的“人人生而平等”，认为这一政策损害了白人公民在现实竞争中应当享有的“个体平等权利”。从不同的角度看，两方面各有各的道理，很难达成共识。从社会学“族群分层”的视角来看，真正实现群体平等的前提，就是努力达到各族群在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的同构性，即达到各族群内部的社会分层结构与全国劳动者的社会分层结构基本相同。族群优惠政策的*终目的应当是努力推进社会现实向这一目标前进，而不是“捍卫群体权利”。如果族群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没有朝这个方面有所进步，而是把这些政策转变为某些族群的“特权”，增强了其对政府扶助政策的依赖性，甚至降低了该族年轻一代的学习积极性和事业进取心，那么，这样的优惠政策就在客观上起到了负面的作用，这与当初设计这些优惠政策的初衷就完全相背离了。所以，衡量族群优惠政策效果的衡量标准，就是考察在该政策实行后的一个时期内，该族群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否得到明显的改善，该族年轻一代的学习积极性、进取心和学习成绩是否明显得到提高。而这里作为衡量标准的学习成绩，只能与其他学生同样以考试**水准作为指标。群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之争，只有在这样的发展目标和衡量体系中才能真正统一起来。在保障少数族群语言权利的同时，为了少数族群大多数成员能够顺利进入现代化，在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为了掌握必要的工具性语言，少数族群学生需要在学校中系统学习国家通用语和国际通用语。这与学习传承本族母语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在课程安排中妥善解决。把继承母语与学习国家通用语对立起来，是一种僵化和短视的思维方式，对于改善本族的社会发展态势和提升下一代的竞争能力十分不利。实行群体优惠政策的出发点，是考虑并承认某个群体由于经济能力在“质”的方面处于弱势；实行优惠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相关政策帮助该群体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公平的竞争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体优惠政策只能是在一个过渡时期内实施的暂时性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假如长期实行，必然会带来另外一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即不享受优惠政策群体的反弹。从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观察到几个现象。**个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白人民众和知识阶层是赞成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当时20～50岁的白人亲身感受到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的歧视与伤害，他们同情黑人群体的遭遇并赞成对黑人实行优惠政策。这也是《民权法案》在美国议会获得通过的民意基础。第二个现象，尽管有些学者在群体优惠政策实行初期即指出这是一种“反向歧视”，但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强烈的反对《民权法案》的运动，真正对“肯定性行动”的优惠政策提出挑战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例如著名的“巴基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案”（1978年）和“韦伯诉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案”（1979年）等。这些白人个体（学生、工人）认为优惠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权利，因而通过法律诉讼来追求平等与公正。此时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10余年，黑人的社会境遇已有相当改善，白人学生与民众对黑人历史遭遇的印象开始淡漠，在入学和就业中因优惠政策导致的“不平等竞争”开始引发白人的反感。类似的“反向歧视”诉讼案开始逐年增加并引发白人民众的广泛同情。第三个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州白人提出的“反向歧视”诉讼案不断增加并引发舆论的普遍支持。同时，一些黑人也认为这些优惠政策使黑人青年产生某种依赖性，反而不利于黑人青年的发奋上进，认为“优惠照顾”政策本身即表示承认黑人属于“低能”，“照顾”的背后仍是歧视，认为只有取消优惠政策，才能真正激发黑人青年的奋斗精神。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美国各州根据本州民众的反弹力度开始逐步削弱优惠政策的力度。第四个现象，群体优惠政策的对象是一个群体的全体成员，而一旦群体性歧视制度被废止后，该群体各个成员的发展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个体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境遇并发展得很好，例如有的黑人成功竞选为市长、议员，有的进入大学并在社会上成功就业成为医生、教授和法官，他们为自己的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和社会关系网络，如果只根据种族身份而对这些人士和他们的子女继续实行优惠政策加以特殊优待，身边的白人青年肯定会感到不公平。这些现象同样出现在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的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族群如维吾尔族、藏族、彝族等实行优惠政策，降分录取少数族群大学生，当时的汉族民众是完全支持的。第二，到了80年代，那些对少数族群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境遇没有亲身体会的汉族年轻一代开始对这些优惠政策感到不公平。第三，到了21世纪，越是优惠政策力度大的自治地方（如新疆的少数族群学生的大学录取总分数线比汉族约低近百分，数学**分仅为30多分），当地汉族学生和家长的反弹就越大。而且部分维吾尔族学者也感到本族学生在这样的政策下缺乏学习动力，成绩越来越差。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民族优惠政策实行了60多年，中国各少数族群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资源，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的儿子无疑可以享受到乌鲁木齐市**的教育资源，他的儿子如果仅因为自己的少数族群身份而在高考中享受100多分的降分录取，其他人肯定感到非常不公平。我们发现，越是优惠政策力度较大的地区，当地汉族民众对此的反弹也越大，民族隔阂也越深。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族群优惠政策在中国也开始出现明显的负面效果。列宁指出，“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遵守对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我国实行的少数族群优惠政策即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在分析族群优惠政策时，有三点需要引起注意：①优惠政策既然是不平等的政策，就不可能是长期性或永久性的政策，而只能是过渡时期的暂时性政策。②需要确认和验证这些优惠政策真正促进了少数族群在竞争能力方面的提高与发展，需要设计一些反映真实水平与发展变化的衡量指标，避免一些“虚假”的发展成绩掩盖这些优惠政策执行之后的实际状况。③少数族群必须保持自己的族群自尊心，必须努力尽快提高本族群的素质和能力，凭自己的实力争取真正的平等，不能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生活和发展，更不能认为这些优惠政策是必然的和永久性的。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优惠政策就违背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并显现出不利于少数族群发展的负面作用。王凡妹的新书《“肯定性行动”——美国族群政策的沿革与社会影响》即将出版，这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这本书的选题非常重要。我在2007年发表的《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中提出了可供中国学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六个参考系，其中一个就是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种族/族群”政策的实践。也正是在同一年，王凡妹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我开设的“民族社会学”课程要求每个学生完成一篇课程作业，选题由我和学生讨论决定。考虑到她在加拿大获得硕士学位并生活多年，熟悉北美社会，而且英语能力较强，我建议她以美国“肯定性行动”（也译为“平权法案”）政策的演变过程作为课程论文的主题。她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网上下载研究素材，完成了一篇约5万字的论文——《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2011年，她在这篇课程论文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写出了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美国曾长期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约占美国总人口11% 的黑人无法平等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无法像白人那样享受平等的社会服务设施。在“民权运动”后，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通过民权法案开始废止种族隔离制度，并通过以“肯定性行动”为代表的一系列措施对少数族裔在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行优惠政策，努力提高少数族裔的竞争能力、增加社会流动机会。对于这些优惠政策，白人社会曾有强烈的反弹，并将此称为“反向歧视”。美国社会就是在这一争论中向前行进的。苏联政府和1949年后的新中国政府也以国内的少数族群为对象制定并实施了多项优惠政策，无论是苏联时期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还是我国长期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在社会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人认为这是少数族群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一些人认为这些优惠政策在实施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如汉族民众的“不平等”感和少数族群的政策依赖。对于这些相关议题的讨论，今天仍在继续。我认为，中国学者在对这些政策的基本思路和社会实践效果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很有必要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在族群优惠政策方面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已有一些以美国“肯定性行动”为主题写作的学位论文和正式发表的杂志文章，但是内容都比较单薄。因此，我一直鼓励王凡妹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把与这个主题相关的美国政府文件、学者研究文献、媒体的讨论评议等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围绕这个专题完成一部学术专著。她博士毕业已有4年多了，现在她拿出了一部约60万字的研究专著《“肯定性行动”——美国族群政策的沿革与社会影响》。这本书稿结构合理、思路清晰、内容翔实具体，对于“肯定性行动”这一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具体法案内容、政策实施中引发的争论、实施后的社会效果等均有系统详尽的介绍，对于国内外讨论“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和讨论。为了向读者提供理解美国有关“肯定性行动”社会讨论的**手材料，她翻译了大量美国联邦**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案例裁决文件。对这些典型案例判决词的介绍和分析，对于不熟悉美国国情和司法制度的中国读者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手文献材料。作者在书后还以“附录”的形式提供了10个总统行政法令和《民权法案》部分内容的中译本，并对2014年中国各省市高考中以少数民族考生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做了介绍。这些材料可以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美国的“肯定性行动”的核心精神和基本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研究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全面的著作，相信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学者通过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实践讨论对中国族群优惠政策及其社会实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反思。马戎2015年7月25日于茉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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