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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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奎松 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ISBN9787513311458
出版时间2013-06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402页
字数99999千字
定价38元
上书时间2024-04-14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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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
定价：38.00元
作者:杨奎松 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6-01
ISBN：9787513311458
字数：340000
页码：402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大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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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是作者在国共关系研究上的重要成果之一。作者历经数年，搜集整理了两党在抗战前后十多年间谈判的草案、提案和谈话录，以及在各时段开具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引证了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解析了收编与改编、合并与跨党、新四军问题交涉、蒋毛会面之流变、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打亦谈来谈亦打、南京代表团的困境等一系列谈判的核心问题；真实再现了在云谲波诡形势下，国共两党谈判的曲折过程和历史真相。
目录
修订版前言出版前言第一章 国共内战化解的经过1．蒋介石的主动与初衷2．莫斯科的初步接触3．低层次接触的开端4．国民党条件的提出5．高层接洽的开始6．出人意料的成功第二章 “收编”与“改编”之争1．为西北善后而交涉2．最初的妥协与协议3．周恩来的杭州之行4．从西安到庐山5．两党谅解的达成第三章 “合并”与“跨党”之争1．分歧与合作俱来2．不约而同的提议3．“大党”问题的谈判第四章 走人绝境的两党军事谈判1．军事摩擦的加剧2．制止摩擦的尝试3．军事谈判的展开4．新四军问题的交涉5．划界谈判及其失败6．在对抗中求缓和7．无法善后的“善后”第五章 蒋、毛会面之流变1．关系缓和的初步迹象2．蒋介石约见毛泽东3．林彪代毛重庆行4．一次失去的机会第六章 解决问题，还是政治角力1．再度谈判之起因2．西安初步协议3．重庆谈判之激荡4．宣传战的演进与中止第七章 要联合政府还是要解放委员会1．美国人的介入2．一相情愿的延安协定3．赫尔利功败垂成4．毫无希望的再谈判第八章 在重庆和谈的背后1．“内战的方向确定了”2．“和平”突然降临？3．艰难的讨价还价4．山重水复仍无路5．打亦谈来谈亦打第九章 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1．和平机运的再现2．前所未有的成功3．失误不可挽回4．美国调处名存实亡5．走向全面战争第十章 北平和谈：不可能的尝试1．反蒋和共的密谋2．李宗仁的和平运动3．南京代表团的困境4．不投降，就灭亡主要参考文献
作者介绍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反诗"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西安事变新探》、《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谈往阅今》、《读史求实》、《开卷有疑》等十余种专著，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上百篇。
序言
修订版前言
今天的国共两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其领导人都对中华民族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第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标准的观点来看，绝对都是好人。关于这一点，相信今天对连战或马英九有好感的大陆人都会这样想。
但是，倒退三十年，相信就不会有多少人会这样想了。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和在大陆的毛泽东先后去世。两岸的百姓几乎同样如丧考妣，恍如天崩地裂一般的难以接受。然而，由于受到国共两党的影响，两岸的百姓却对对岸的领袖视同仇敌，不共戴天。
这是一本旧书，也是一本新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写于1991年初，距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个年头，不可谓不久。说它“新”，是因为过去了差不多十五年，这期间赶着潮流写“国共关系史”，放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书出了不知凡几，还没见有一部扎扎实实地从史料出发的。因此，即使是经历了十几年被人抄来抄去的劫难，好在这只是一本具体研究和记述战时两党谈判经过的著作。它所披露的个别文献可以被人抄，但是，离开了它所整理的系统的谈判史料及其背景分析，个别文献的历史意义通常并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何况凡这类“文抄公”多半没有研究基础，只求多快好省，即使抄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错误百出。除本书之外，唯一一部以国共谈判史为内容的著作出版于1996年。该书的作者大段地照抄了本书的一些文献档案史料及笔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多数未注明出处。且不该删处删，不该加处加，不该并者并，还常有看不懂文字擅改语句以至于弄错者，和明明笔者已经考证辨伪，抄者却把已被辨伪者与笔者的说法拼凑在一起，弄得矛盾百出。至于因抄录时粗心而出错之处，更不时可见。
一本好的历史书，要能够常读常新。本书过了将近十五年，读起来应该还会让一些关心这方面历史的读者觉得有些新意，理应不会让读者有思想落伍之感，因为它到底是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而无意为现实的某些政治目标服务。为什么笔者总是强调要做史料研究？这是因为，笔者从来认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当我们尽可能地依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的时候，其实很多重要的启示也就蕴含在其中了。这比太过追求做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要来得稳妥和实在得多。
笔者的不满意，倒不是像有的大陆或台湾朋友那样，遗憾其思想性不强。本书写作时，恰值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笔者初涉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尚不知水深水浅，因而没有采取边叙边议的分析式写法，只是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摆事实的写法。这注定是许多读者读起来不那么解渴的原因。但这种纪实性的写法，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倾向性，不会让一部分读者喜欢，一部分读者不满。像国共关系这样掺杂了太多历史和感情纠葛，至今两岸读者的看法还极为对立的话题，也许把基本的文献史料发掘出来，系统地予以全面的介绍，给读者更多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思考的空间，比强调笔者个人的看法，会更有价值一些。
笔者对本书的遗憾，是因为史料的问题。这本书写于十多年以前，那时笔者还没有去过台湾，甚至还没有蹲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本书写的是国共谈判的历史，事实上其中利用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史料，少之又少。除了个别史料是后来加印时根据台湾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校订并加注的以外，本书绝大部分涉及国民党方面的种种谈判文件及其往来信件，差不多都是来自于中共方面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因为这种情况，再加上十几年前笔者的写作还不够老到，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己虽然想要尽量客观，行文却还是可能会流露出一些倾向性，即在有的事情或有的叙述上，显得并不很客观。
笔者这次承蒙出版社邀约重印，自然要对太过明显的错误和倾向性太过明显的文字加以修订。但是，笔者却并不试图在史料的平衡上乘机做一些功夫。这一方面是因为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重印之书必须基本保持原书的内容，只允许有10％至20％的修订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早已接受了另写一本国共关系史的邀约，已不必再靠大力修改本书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了。而更为重要的其实也许是，当笔者重读本书时，还是相信，保持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写法，也还有其必要性。
何以这样说呢？
本书引用的两党谈判草案、提案、谈话录以及各自开具的初步谈判条件等等，数以百件计。而直接间接利用到的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之类，更是有上千之多。这些档案回忆史料固然多为共产党方面所保存，但据笔者此后十余年来利用五六次在台湾讲学、研究的机会，遍查其党史馆、国史馆所存档案，发现其保存下来的涉及到两党谈判问题的相关文献，还不及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百分之一。加上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的查阅，情况也大致如此。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是国民党方面对两党谈判的问题不是颇多避讳，就是不很重视。这是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对共产党问题上就抱有老大心态，不愿也不能把中共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结果每逢必须与中共接触或谈判时，或者是蒋介石秘密指派人员个别行事，不事张扬；或者虽有党政军情各单位负责人与蒋开会确定原则，指派谈判人员具体操作，也因只视之为一种策略手段，或是宣传手段，而很少做具体的文案工作。即使是幕后的指导，也鲜有留下文字的记录。再加上国共谈判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与中共谈判代表必须电报，甚或信函往还传送谈判指示和汇报谈判情况，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只要去蒋介石官邸当面汇报和领受机宜即可。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保存下来的谈判文献自然也就要远远多于国民党了。而这意味着，研究国共谈判的历史，要想对称地利用两方面的档案史料，根本就不可能。
其二，由于国民党方面很少保存有关两党谈判问题的档案文献，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谈判档案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在无法通过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来具体了解国共两党每一次重大谈判的经过情形时，就非要借重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档案史料不可。而从本书出版后这十多年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来看，除本书所披露的这些史料之外，几乎再未见有新的研究成果，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些重大的国共谈判问题上，发掘出更新的文献史料，亦可知本书所发掘和披露的这些文献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确信，在没有一本完整收录国共谈判文件的历史文献集出版之前，本书这种尽可能完整地披露两党谈判方案及其相关文献的纪实写法，仍旧有相当意义。而据笔者所知，这样一种出版计划在相当时期内都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能有笔者当年的条件，耗时数年来做此工作，而且是因为如今早已失去了出版这种资料集的环境和条件。
当然，正如前述，过多地利用一方的史料来研究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肯定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性。一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并不是所有中共代表报告的来自于国民党一方的要求或条件，都一定能够得到验证是准确无误的。除了电报本身可能出现的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发电人或报告人带有强烈主观倾向的理解和转述是否完全准确，也可能会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大量使用单方史料所反映的，在特定的立场、态度，甚至情绪影响下形成的指示、报告或其他文件，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倾向性的印象。利用重印的机会，尽可能地全面地引述资料，进行相应的文字处理，避免由此带来误读，自是一件应做的事情。
不过，即便如此，笔者还是想要说明：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较多地借助于单方史料进行研究，也未必一定就是一种缺陷。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既然是不同人之间发生关系，那么从甲的角度看问题，和从乙的角度看问题，注定会有差别。更何况是两个利害各异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呢？有差别，就可能造成对对方意图的误读；有误读，就会加剧原本就立场对立的双方之间的对立。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势必会把对立一方妖魔化，从而使这种误读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历史已经如此，我们后来者如果仍旧被当事双方的这种误读所误导，岂不可悲！
以1937年的国共妥协为例，当时的妥协是以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做出“四项保证”，即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直接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导；实施普选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为前提的。由于抗战爆发以后不久，国共两党就开始发生摩擦，再加上中共日益自行其是，部队成倍成倍地扩展壮大，以至于本来就怀疑共产党的蒋介石国民党，更是怀疑中共当初的承诺不过是骗人的幌子。其后又有所谓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某连支部书记李法卿报称：临上前线时毛泽东、朱德曾训示工作方针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于是国民党人更加认定，中共当初的妥协就是一个重大阴谋。《第八路军中共支部书记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战期中整个阴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357—358页。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中可谓代代相传，根深蒂固，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而共产党一方，也因为后来的成功，再不强调当年的“四项保证”，转而强调蒋介石如何心怀叵测，毛泽东又如何高瞻远瞩，从开始即坚持了斗争哲学。结果正好坐实了国民党人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具体考察过中共中央1936—1937年在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的种种政策和策略转变的复杂经过，具体了解了他们当时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坚守的底线是怎样的，国民党方面态度变化对他们构成怎样的刺激，他们如何获知和看待国民党及其国民党提出的种种条件，他们中间在抗日和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有着怎样的顾虑和分歧，他们实际上的形势估计和应对方法一步步发生过怎样的改变，以及当时条件下的中日关系，包括共苏关系，对他们与国民党的谈判方针有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就能够了解，中共的妥协以及在谈判中的种种做法，不过是在自身状况和整个形势不断变动的影响下，包括在适应国民党态度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变化而来的。所谓“阴谋”之说，不仅是太过简单化，而且还多少是一种误读。
我们常常自勉：研究历史，要学陈寅恪。这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如何才能“处于同一境界”？如何才能做到“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无他。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发掘和掌握研究对象留下来的各种史料，通过反复的排比、分析，细细地咀嚼其意味，努力让自己与研究的对象处于同一境界，以便充分去理解其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具体到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对国民党当如是，对共产党也当如是。本书若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共产党当年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即足矣。
另，本书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405。
杨奎松
2005年6月25日于上海虹桥怡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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