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图书 说明：钱眼儿里的皇朝李长江天津人民出版社978720115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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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长江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1153933
出版时间2020-05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R_9780273
上书时间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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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过这样写的税史 曹钦白 首先要感谢长江，在《说明：钱眼儿里的皇朝》尚未竣工的时候，就青眼有加，发给我先睹为快。 我知道，长江向来对历史有兴趣，因为从事税务工作的原因，他对税史着力尤多。在他迄今出版的六部著作中，前三部都和历史、税收有关，*部《杞人忧税》（01年）和第二部《德鉴》（03年）是随笔集，第三部 《天下兴亡——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赋税研究》（05年）则是专著，也因此他很早就成为大咖云集的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税史研究部的学术委员。 在我服务的《税收与社会》杂志上，他就惠赐过多篇税史作品，我印象较深的是发表在04年第11期上的《甲申三六十年祭》。 看到标题，许多读者会想起再早六十年的1944年，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祭》。这篇作品借明朝覆亡三的节点结了明王朝和李自成农民军昙花一现的原因。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前夕，此文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阅读了此文，重视，指出要从李自成的历史中吸取验教训，并将此文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长江六十年后再做文章，煌煌万言，慧眼，独辟蹊径。上篇从明王朝后期财政失控着手，论述了明廷由于“增收无力，节支乏术”，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困境而导致的全面溃败；下篇接着论述了李自成“成也税收，败也税收”的无奈。其结论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足可为人垂戒！ 有此验，我当然不会放过再次学教的机会，在电脑屏幕上如追星族一般，盯了十天时间。阅读体验是愉快的、引人入胜的，使我全景式地、深层次地对明王朝的税收、财政、济、政治和社会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还加深了对许多人和事的了解而对的兴衰规律有了更有底气的印证。 在阅读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时地跳出一个感觉：没见过这样写的税史！直到阅读结束，这个感觉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执著：没见过这样写的历史！！ 我知道，这是自己阅读感受的一个直觉。虽然它没有过分析推理，但却是建筑在验的基础上的，并非没有逻辑。此前，无论是历史著作还是税史著作，不论中外，不论通史还是断代史，我多少读过若干种、若干本，但像长江此书这种文风、这种结构、这种立意，却绝少见。说绝少见，是为了留有余地，毕竟，自己一介凡人，不可能穷尽所有著作。 但要写序，我必须诚实地遵循内心的感受，把自己的认识写出来，否则，既是对读者的不敬，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然而如此写，可能对长江这本心血著作或初衷有所误解，则是不得已的事，还请长江海涵则个！ 一、没见过这样的文风 除过书名朴实无华，直书主题以外，此书的六章七十二节的大标题、小标题，都是别具一格的口语体或者说白话体。 无疑，长江此书应该归类为历史著作，但它的语言和文风却与我们认知中的历史著作大相径庭。一般的历史著作可分为两类：一是纯学术的高头讲章，一是通俗的文学著作。前者语言规范，中规中矩；后者语言或典雅或通俗，不一而足。但长江此书的风格与前两者都不相符，是一种恣肆，大开大阖，既有口语甚至方言（河北味），又有学养蕴含的略带调侃兼容哲理的形象的语言。 先看标题。*章内容是田赋及其征管形式和演变。但长江的标题是：大国丰歉：谁的田园谁的歌。其余章节类同，不赘。 再看小标题。*章*节，内容是朱元璋设计的明朝田赋方案。而标题则是：朱元璋是个精算师。 第三看叙述。第二章内容是工商各税。其中第七节写的是香税等杂税。且看作者怎样描述香税： 日暮时分，徐霞客终于攀上太和山金顶，即天柱峰。 这一天是天启三年（1623）三月十三日。在另一篇游记里，这位走遍名山大川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曾以“慕尤切”表达对太和山的由衷向往，但真的落笔成文，似乎不及游历雁荡山、黄山、九鲤湖、嵩山诸篇高迈雄峻。*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榔梅的钟和对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激愤。对一生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侠而言，这无疑是另一个维度的真性。 往往悲天悯人，批判意识强，眼里不揉沙子。当徐霞客在金顶止住脚步，目光滑过金殿、玄帝、四将和炉案，落到活生生的两个本朝官员身上时，他不由得眉头一皱。于是，“督以一千户、一提点，需索香金，不啻御夺”16字突兀又刺眼地他的游记，流传至今。 依大意翻译，是这样一句话：朝廷设一个千户、一个提点当场监督，索取香金，无异于巧取豪夺。 徐霞客笔下的香金其实是香税。香香信士征收的一种税。 第四看论述。 从更宽泛的视角观察，所有的和平都是买来的。有一个亘不变、出手大方的买家叫纳税人，长期花大价钱购买战争机器保家卫国。明初期、前期购买战争机器是为了肃清残敌、巩固政权和国防，后期和末期则演变成四处灭火、拯救危局。（第四章第九节） 天灾人祸肆虐累年，很多农民不再种地，也无法种地，多年保持平衡或基本平衡的剑犁关系严重失衡，粮食和其他战争给品生产停滞，成为严重稀缺品。农民也找到新角色：流民、流寇、义军，剑犁关系转变成剑剑关系。问题出在财政，根子却在庙堂。（第四章第十二节） 第五看“夫子自道”。 常写文章，自然要常读文章。我喜欢黄仁宇、吴思、张宏杰、当年明月、秋风浩荡的作品。他们精心堆砌的文字，睿智、深刻、犀利、厚重、恣肆。他们用令人肃然起敬的风骨、文采和学者气度，深深地影响着我。 再看友人的评价。 李胜良在一篇题为“长江笔法的八大利器”的文章中，称其文风有八个特点：幽默、对文体的“迷乱”和自负、与通俗作家为伍、意犹未尽的结尾、姓话语的娓娓道来、料物念的推陈出新、环环紧扣的论点展开法、为今用旁征博引万物皆备于我的融会贯通。（《一个税报记者的文采风流——李长江〈我说〉序》） “话须通俗方传远，文必关风始动人。”借冯梦龙的话，做我的评价。 二、没见过这样的结构形式 本书结构，乍看与一般学术著作无异，按照税种，将全书分为六章，分别是田赋、工商税、矿税、军屯、财政分配和税收人物，面面俱到，浑然一体，无可挑剔。但读到1/3，就会发现每章的各个小节，都可以独立成章，就像电脑的模块，各有能，组装起来成为一体，但如将单独的某节拿出来，它又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也就是独立的文章。这也是文学常说的项链式叙事结构，既能像珍珠一样各自独立，又能用一根主线将每颗珍珠串联起来，形的主体。本书以第二章和第五章*为典型。与之相反，一般学术著作材料与主题的关系则有点像皮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多说一句，第二章的内容与现实*近，而第五章的内容则更让人感慨、玩味。 我在一份税刊供职几十年，我们刊物一直设有关于税史知识的栏目，由于刊物的特点，它不便刊登有体系的作品，只能发表一些局部的、具体的税史知识的作品，例如某个税种、某个税收事件、某个税收人物的文章。从短期看，似乎杂乱无章，不成系统，但长期看，这个栏目的文章有意无意、不知不觉竟然可以勾连起一两部中外税史的系统作品。其中的道理我这里不赘，但如从长江几十年不辍的税史研究和写作来观察，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看到这里，再回看这本书的题目“说明：钱眼儿里的皇朝”，就会发现看似平淡无奇的标题其实埋藏了作者的用心、匠心、苦心：这本书其实就是透过钱眼儿看明朝税收“故事”！ 显然，这种结构的“税事”，更浑厚、更具可读性；在阅读时，也更具灵活性，既可焚膏继晷，亦可善用“三余”。 低调的“”，这是我的评价。 三、没见过这样的立意 税事、税史都是历史，历史的写法多种多样，因事而异，因人而异。但人们往往对一些较专门的学科有着成见，认为这些都是知识，而不是人文科学。因此，影响了这些著作的读者面、传播面。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明朝出了个张居正》《魏忠贤:八千鬼乱明朝》等，就比《明代赋役制度》（梁方仲）、《明代的军屯》（王毓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等大学者的作品更具知名度、更。 但具体到税收，到财政来说，如果也这样认识，那就很遗憾了。 埃德蒙·柏克说：“从*早的时代起……行的伟大斗争，针对的主要是课税问题。”（《美洲三书》） 马克思说：“捐税问题始终是推翻的*原因。” 管子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权修》） …… 如果上述语录还嫌笼统的话，那么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的话则再明确不过地挑明了财政税收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内容，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无须任何修饰之词。懂得在此处聆听财政史传达出来的信息的人，更能清晰地识别出世界史的巨响。”② 正是有感于税收对治国理政如此重要，却往往被人忽视的遗憾、耿耿和不甘，所以长江才几十年孜孜不倦地研究税收，所以他才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放置到某个专门学科的角落里尘封，所以他在写作初期的立意时，就自觉地将这本书放置到了研究国家兴衰历史的位置上。 且看他的夫子自道：“史家观察明朝的运动轨迹，大多选择政治、军事两大坐标系。这当然是对的。如果再从赋役的视角切入，相信会有更真实、更立体、更直接、更通透的观感。”（*章第八节）“财政是大明的钱眼儿。透过钱眼儿看皇朝兴衰，便于调整焦点、景深、曝光量和白平衡。”（第五章*节） 在现实中，不时见到一些官方和民间人士爱拿“枪杆子”和“笔杆子”与政权的关系说事，我看到这样的“高论”往往不以为然；他们只看到了历史的表面，而没有看到历史潮流的暗流，多数时候它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真正原因。以战争为例，过来人都说研究战争：“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这里的后勤，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就是税收、就是财政、就是“钱袋子”。不懂“钱袋子”的重要性，是不可能如臂使指那“二杆子”的。 即便在当今建设现代化程中，税收仍然是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王绍光、胡鞍钢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谈到：“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括四种：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其中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重要的国家能力，也是实现其他国家能力的基础。国家能力对一国工业程产生着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大。因此，对于各国来讲，提高国家能力是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也就成为*重要的国家能力，它是实现其他各项国家能力的基础。”众所周知，此报告深刻影响了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和税制改革。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自觉，长江才有意识地将《说明：钱眼儿里的皇朝》和具体而微的考证相区别，和“拔鹅毛的艺术”相区别，在与明朝的兴衰联系的大道上叙事、和论述。由此作品从整体到细节就呈现出不一般的大气和深沉，结论更是斩钉截铁： “税收是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变量。税收和王朝兴衰具有时间、方向、深度和广度上的密切相关性和高度一致性。”（*章第十二节）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 我觉得用王荆公的这首诗来形容长江这本书的立意还是很恰切的。 这也没见过，那也没见过，有时并不是贬义，它恰恰证明和展示着作者不走寻常路的推陈出新的意识和一力打造的“独门秘器”。 也许，这正是长江想呈献给读者的体验和对税收作用的认识。 从此角度认识，我得说，长江的目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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