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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有所思 中国名人传记名人名言 陈徒手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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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徒手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43580

出版时间2013-05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241页

字数180千字

定价32元

货号xhwx_1200474075

上书时间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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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正版特价新书
商品描述
目录:

序言 1 
俞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16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30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58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80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110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128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140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152 
文件中的王瑶 178 
蔡旭:“小麦王”的苦恼 196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212 
后记 238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积12年功力推出的又一部佳著。这里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的、教授的生存处境。这11位教授都是“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俞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里的记述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复原出旧“景观”。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这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精彩内容: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支所写的《对俞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不具)一文中,汇了俞先生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
        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伯更反封建。”
        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的叛逆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又说:“如果真有,贾宝玉应该参加去了。”这不像话。1954一年后(12月31),北京市委给写了一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其中这样归纳结了俞伯的活动近况:“俞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1955年1月3市高校党委会编出《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的动态简报,其中提道:“文学研究所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针对俞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长篇发言,会议对大家的教育很大,俞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众人长时间的围攻之中,俞的不服气和倔强极为显目。
        波澜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里有了一些抵触和不安。如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说,现在老教授写文章是犯罪,我如发表文章有成为俞伯的危险。山东大学一学生将批判陈寅恪论韩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给《报》,后在《历史研究》刊发,历史学者向达、翦伯赞、季羡林等读后都担心陈寅恪因受刺激而有的可能,翦伯赞直言“会引起很大的波动”,向达非常不满地对翦伯赞说:“现在年轻人自己搞不出东西倒来批评别人。”(见1955年1月20市高校党委简报第53期)
        这些报告在层中传阅,俞伯不配合的消极态度给高层留下较深的印象,如何谨慎处理俞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问题而不陷入僵局,高层由此也有所警觉和筹划。
        运动启动后,对俞伯负面的汇报始终不断,其中突出的是他所表露的委屈不的情绪,如俞说:“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是报纸、杂志要我写的。为了应付他们,才随便写了些文章,接着问题也来了,现在悔之晚矣。”文学所支分析话语中的潜台词是:“你们把我捧起来,现在又批评我,是有意的打击,我不应该做典型。”
        俞再三强调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证工作,不必用马列主义。他憎恶外界有人说他是“”“背进步包袱”,他说:“我做整理工作,自觉很仔细,很认真,没有错误。我原来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为何要批判?”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强烈的。他说:“三十多年来的研究一场空,学术上被否定,都空了,再也抬不起头来。”他曾向人说风凉话:“这次批判,我的书反而一而空,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党支对此予以评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抵抗。”据北京市高校党委了解,俞伯所著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在北京市面上已买不到,胡适写的《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书籍在旧书摊上均涨价三分之一。    1954年10月文协召开座谈会,俞伯出席并作了检讨,与会者反映其发言态度还算诚恳。但文研所10月28讨论时,俞伯却躲避在家中未参加,只是委托好友、同所研究员余冠英在会上转述其大意:“我赞成这个运动,并没有误解这是对我个人,而且我要写文章,把我三十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工作结一下,看看有多少错误。直到现在我对《红楼梦》的正式研究尚未开始,而乱写文章是由于社会需要,现在悔之晚矣。”他对报纸上发表有关胡适与他往来的文章有顾虑,认为这样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有政治问题。(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
        俞伯此时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说成是的胡适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几次在会上替自己极力辩解,觉得对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对头:“胡适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与其说胡适对我的影响大,不如说周作人对我的影响更大些。”
        俞伯还私下披露,助手王佩璋所的文章,有些看也并非王佩璋自己的意见,而是胡乔木的意见。
        党支分析说:俞身边的落后分子说了一些挑拨的话,对俞也有不利的影响。p18-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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