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寄语(3集) 杂文 邹韬奋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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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韬奋
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2288
出版时间2017-01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数452页
字数224千字
定价59元
货号xhwx_1201786329
上书时间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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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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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为纪念三联书店成立85周年，三联生活书店将推出精装纪念版“韬奋著译文丛”，包括萍踪寄语（三集）、萍踪忆语、经历患难余生记等一共九部经典著作。萍踪寄语（三集）收录了作者在苏联旅途中的见闻共66篇，翔实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文笔优美，寓意深刻。区别于萍踪忆语的是，“寄语”系列为随写、随寄、随发表，因而增添了更加鲜活的现场感。在萍踪寄语系列中，作者探讨了“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两个问题，对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和苏联社会的研究者来说，萍踪寄语系列是不容错过的阅读之作。另外，作为老一辈的记者、出版人，邹韬奋先生为抗争、为发声的勇气和决心在本书中可见一斑，他的著作对现在的新闻和出版业也极具指导意义。“韬奋著译文丛”系列选用精美装帧和全新的版式设计，封面简约大气，严肃中不失优雅，是阅读、收藏的上佳选择。
目录：
目 录
弁言／ 001
六六 初登西比尔／ 009
六七 船上的一群孩子们／ 016
六八 船上生活的一斑／ 021
六九 两个会／ 029
七○ 初到列宁格拉／ 036
七一 上岸后的天／ 042
七二 小布尔乔亚的末路／ 048
七三 谈苏联旅行社／ 054
七四 莫斯科的鸟瞰／ 060
七五 莫斯科暑期大学／ 067
七六 暑期大学的学生生活／ 073
七七 休养公园／ 080
七八 运动大检阅／ 087
七九 夜间疗养院／ 092
八○ 托儿所／ 098
八一 托儿所的办／ 105
八二 堕胎院／ 112
八三 妇孺卫护博物馆／ 119
八四 幼稚园／ 126
八五 一个农夫的演说／ 133
八六 治疗院／ 141
八七 莫斯科的一个区／ 147
八八 佛勒格机械厂／ 153
八九 工资、工作时间和生产力／ 160
九○ 社会化的工资／ 166
九一 苏联的管理机构／ 171
九二 苏联的工会／ 179
九三 一个工厂的教育实验所／ 186
九四 工人城／ 193
九五 结婚和离婚／ 200
九六 家属间的关系／ 206
九七 民事注册局／ 211
九八 的关系的转变／ 217
九九 发动机制造厂／ 224
一○○ 布尔穴俘公社——罪犯创造的新村／ 229
一○一 谒列宁墓／ 236
一○二 舒西努集体农场／ 241
一○三 集体农场的重要／ 246
一○四 两个博物馆／ 251
一○五 诊治院和工人住宅／ 258
一○六 列宁的三歌／ 263
一○七 真理报的近期新设备／ 268
一○八 言论自由的问题／ 273
一○九 苏联的南方／ 278
一一○ 卡可夫的农场和工厂／ 283
一一一 尼帕尔水电厂／ 288
一一二 开放给大众的休养胜地——克里米亚／ 294
一一三 雅尔他／ 300
一一四 先锋营／ 308
一一五 儿童疗养院／ 313
一一六 狄卡特集体农场／ 319
一一七 经奥得萨到基夫／ 324
一一八 基夫的农场和工厂／ 330
一一九 回到莫斯科／ 336
一二○ 苏联的教育制度与其特点／ 343
一二一 伯纳夫教育专门学校／ 354
一二二 铁道专门学校和职业学校／ 363
一二三 音乐专门学校／ 371
一二四 莫斯科大学和航空职业中学／ 377
一二五 纺织专门学校／ 384
一二六 苏联的电影和戏剧／ 391
一二七 不赚钱的商业／ 397
一二八 衣食住行怎样？／ 405
一二九 几位苏联的青年朋友／ 414
一三○ 再经列宁格拉回伦敦／ 426
一三一 关于苏联的一般的概念／ 432
内容简介：
1933年，邹韬奋先生他踏上前往欧洲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意大利、国、英国、德国和苏联，翔实地记录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感。全书分为初集、二集和三集三个部分，其中初集共收录文章51篇，二集14篇，三集66篇。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有作者游历期间所到之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本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状况，还有在当地生活的的遭遇，很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世界的大势怎样”和“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读者从书中不仅能看到20世纪30年代真实的欧洲，更能深切体会到老一辈出版人和新闻人为抗争、为发声的勇气和决心。
作者简介：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近代中国有名的记者和出版家。1923年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1932年7月创建生活书店。后又办生活报（抵抗）三刊、大众生活等报刊。著有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等。
精彩内容：
八六 治疗院
的问题，可算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各国大都市里有个必然的点缀品，那便是随处可见的涂脂抹粉挤眉弄眼的。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的一个有名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名著《妇女和社会主义》里有几句话说得很痛快，他说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制度之成为一种制度，和警察、军队、教堂、和资本家的事业，是相类的。他这几句话至少使我们不要忽略：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有连带的关系。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未改变以前，尽管娼哪，放哪，闹个震天价响，都是所谓隔靴搔痒，搔不着痒处。在西欧的“文明的”里，对付这个问题的专享方是倚靠宗教和警察。牧师们把贞道德的空话，天堂地狱的鬼话，来骗人，实效如何，无须追问。警察的办，例如柏林，他们把游街的赶到咖啡馆里去；又例如在伦敦，他们只许游街，不许久立在一处，否则便要拉到警署去罚款。警察走过了，游街的还是游街，站班的还是站班！其实倍倍尔早说过，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教堂和警察之成为制度，根本和之成为制度是相类的；要把根本相类的东西来消灭它的“难兄难弟”，这根本是梦呓！
因此我们到了苏联之后，尤其是首都莫斯科，对于他们如何解决问题的办，当然也是很感到兴趣的一件事。初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拥护资本主义的那位“黑博士”靠前个表示诧异，他问：“怎么在莫斯科这样繁盛的都市简直寻不着？”（我猜想这位“博士”靠前夜急不及待地出去“寻”过，后来他到南俄时居然“寻”得一个，什么参观都不来，大家走后，他还独留着住了好几天，很后还把他所“寻”的带回莫斯科。）
俄国后，由帝俄所遗留下来的宝贝，和花柳病也算是两件重要的东西！当时圣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拉）人约一百万，有登记的三万；当时莫斯科人约一百五十万，有登记的两万。莫斯科说，一九二六年，每一万人中，患花柳病的有一六八人。在乡村里因一家人吃一碗菜，又因看羊的人轮流在各家吃，有许多非由的关系传染的，有的农村因这样传来传去，结果全村都患着梅毒！
在十月后，当时的公共健康委员部部长昔麦希科（ssyemashko）宣言：“妇女没有工作，没有人照顾她：这个事实是制度之根本的社会的原因。”换句话说，制度的存在是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该部花柳病组所附设的消除制度委员会即本此宗旨，积极努力，很近的结果，像有三百五十万人的莫斯科，仅剩有三百人左右；花柳病，每一万人中患的有四十人。和花柳病的积极减少，可以概见了。
讲到办方面，广义说，像妇女在经济上的解放，在社会地位上的解放，新式的婚姻制度，广播的宣传的和教育的工作，和这个问题的解决都有关系；狭义或更直接的方面说，专为收容而设的治疗院，所谓prophylactorium，收到很好的功效。
记者于七月廿九到莫斯科仅剩下的一个治疗院去参观。这种虽号称治疗院，其实除为医治花柳病外，同时还授以相当的教育和工作的技能，使她们成为能自立的有用的公民。该院房屋是一所很大的三层楼，很下层设有缫丝和缝纫工场，备实及工作之用，其余各层有寄宿舍、医药室、课堂、图书室、音乐室、自治会办公室等，现有妇女三百六十人，简直是一个女学校。我的题目为易于醒目起见，叫“治疗院”，其实原名只是“治疗院”，进院之后，职员和教师们都称她们做“托伐立许”（同志），“”这个名词根本已不能成立。
来院，由于自愿，不用强迫。因为这不是“慈善质”的施舍的，所以妇女进院后，即靠自己的工作，供给自己的膳宿费，养成自食其力的精神。均每月工资约七八十个罗布，膳宿费共约三十五个罗布。每工作七小时，每隔四天休息；如为文盲，须受强迫教育；已有阅读能力的，有两种教育备她们选，一种是“个别学组”，属普通科目，包括俄文、数学、地理、政治abc和物理学，各科每周三小时；还有一种是“合群学组”，有戏剧、音乐、歌舞等，由专家组织指导。妇女进院时，由教师审查各人个所近，选这两组中很适宜的科目。据该院的女院长所谈，已往十年经过该院的妇女达三千二百零五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七受高等教育，有做工程师的，有做医师的，有做音乐师的；有百分之十二为青年党员（他们的党员的资格很严，不但工作好，而且须对社会的公益工作有好，故该院当局引以为荣）；有百分之十九为工厂中的社会工作者（即除工作外，尚参加有关厂中大众的事务）；有百分之五十二为工厂中的寻常的女工。她又说来因的数目锐减，故这类的需要也减少，在莫斯科只剩此一所，在只剩下十七所。
妇女们学两个月后，即可由该院送往各工厂做工，其中有每月得两百罗布工资的，进工厂工作两年后，才得脱离该院，但该院自视如家庭，把这样的妇女们视如自己的女儿，仍时常照顾，协助。
我们到的时候，妇女们正拥在工场中工作，有年少而美的（很幼的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有中年而持重的，有近乎老太婆模样的。她们都欣然地很起劲地工作着，忙得什么似的，年青的更喜欢对我们嫣然笑着。因为在苏联对于这类妇女的已往身世，只认为是不幸，并不认为是可羞，她们大概已受着这样态度的感应，所以只觉得此时的跳出火坑自食其力的可以幸慰，昂首做她们的堂堂皇皇的一个人，并不再有什么难为情的样子。
据该院院长所谈，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那便是他们对付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注重在消灭制度（prostitution），并非和（prostitute）个人为难。在以前，没有根本消灭制度的办，却专和个人为难。在一八四三年，俄皇因军队中花柳病盛行，强迫往警署注册，受医生检验。检验的情形固然十分苛虐，而且要出四分之三的夜度资作警捐。缴警捐后，得领“黄执照”（该院搜藏有这类“执照”，拿出好几个给我们看，上面贴有的相片，并填有姓名年龄住址等），住着指定的房屋，领有这“黄执照”的妇女便断绝获得正当工作的机会，事实上使她不得不终其身做“皮肉生涯”：这算是当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专享妙。但是在现在，其他各国对付这个问题的办还是和帝俄时代一样！
一九三五，一，廿七，晚。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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