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美的年代里 中国历史 陈远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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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远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037352
出版时间2011-04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
页数262页
字数245千字
定价29.8元
货号722_9787229037352
上书时间2024-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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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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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陈远述史系列:在不美的年代里编辑：影响中国20世纪命运的名人，他们不为人知的悲喜生活和人生追求。谢泳、智效民、谢志浩、陈徒手、李辉、章立凡、斯域联袂。
时代、地域、意识形态的一代大家之后人的述历史笔录。
他们是共和国的真正栋梁，却是被历史开着玩笑。
荒诞？无奈？哀痛？在后人的中揭晓。
或许他们改变一个姿态，能使得的历史被改写。
历史见证者亲身讲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和心路历程
陈远述史系列:在不美的年代里作者历时八年，遍访名人之后。珍贵史料，无出其右。
目录：
自序：首先是兴趣，然后才是意义
梁启超：饮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
沈钧儒：年长的七君子
陆费逵：缔造中华书局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
杨振声：湮没无闻许多年
刘半农：是真名士自风流
陈鹤琴：甘当幼稚园园长的大学教授
张申府：一度辉煌半生暗淡
顾颉刚：不相信历史的历史学家
梁漱溟：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
汤用彤：盛世的遗憾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
李济：选择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章乃器：放弃图利生涯
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
容肇祖：温顺的傲骨
潘光旦：他的格是牛皮筋
钱端升：1949年前后的变化
王芸生：起伏跌宕，报人一生
魏建功：大学者编小字典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
胡风：三十万言三十年
钟敬文：大师的淡晚年
冯至：在那个年代身受内伤
范长江：铁笔流芳
浦熙修：风云过后，苍茫无限
韦君宜：《思痛录》的人生底
附：
谢泳：陈远的学术追求
智效民：记者的眼、作家的手、学人的心
谢志浩：百年碑沉浮录
陈徒手：期待更勇敢的突破
李辉：有些人不应忘记，有些事应该知道
章立凡：失去精神的家园
斯域（美国）：读书人失去尊严
内容简介：
陈远述史系列:在不美的年代里是采访中国近现代一批“大家”，或领域内集大成者的作家、学人，如梁启超、冯友兰、沈从文、刘半农、钟敬文、韦君宜、晏阳初、杨振声、顾颉刚、陆费逵、汤用彤、钱端升、张申府、浦熙修、冯至、沈钧儒等，由他们的后人对其生做出的述或追忆。或讲述大人物的生活琐事，或讲述亲历历史的具体细节，或讲述不足为人道的心路历程，或讲述彪炳青史的气节下的信念。
作者简介：
陈远，历史学者、媒体人，现居北京。多年来关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生态变迁、知识分子研究等题目，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另外则侧重于重新构建民国史体系。文章散见于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中国周刊，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逝者如斯未尝往、道器之辨、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现代思想目前的厚黑（台湾）、负伤的知识人（台湾）。2008年5月至中文大学做短期学术研究。
精彩内容：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
人物简介
晏阳初，有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四川巴中人。1913年读于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1922年发起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当时在长沙招聘的100多个义务教员中，有青年。1923年，成立中华民教育促进会，任干事长。1926年至1936年，进行“定县实验”。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43年，补充美国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提出要有“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鉴于晏阳初“将繁难的汉字简化易读，用书本知识开启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用科学方法指导农民发展生产”，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起，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世界拥有贡献的十大”之一，是惟一获此殊荣的亚洲人。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特列晏阳初条款。1950年移居美国。1955年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重要百名人物之一”。 1990年1月，晏阳初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0岁。
述/晏振东
四合院的西边有个网球场，在网球场的南边有一个房，我父亲的英文秘书住在这个房里，我们都叫她金小姐
我出生于1922年。我7岁那年（1929年），父亲晏阳初到了定县东亭镇翟城村举办“识字班”，之后的一年，我们全家都搬了过来跟父亲团聚，父亲的重要同事们也都是在这一年里相继搬了过去。当时我已经八岁了，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也没有感到什么波动，反倒在定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大四合院，爸爸妈妈睡在北边西侧的屋子里，我和弟弟睡在南面东侧的大房间里。四合院旁边住了许多农民，我和那些农家的小伙伴玩的非常融洽。他们请我吃烤白薯，我则叫他们骑自行车。我那时是有点里气的，还曾经一边蹲茅坑一边吃白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
四合院的西边有个网球场，在网球场的南边有一个房，我父亲的英文秘书住在这个房里，我们都叫她金小姐。她的名字我忘记了，不过我还记得她养的哈巴的名字，叫terry。小长着柔顺的、金黄的毛，非常招人待见。terry喜欢我们的厨子，到了厨子做饭的时候，terry颠颠地跑过去。terry这时候表现得特别乖巧，厨子说“你打滚”，它在地上打个滚。terry除了跟厨子好以外，跟我也特别好。我经常带着它一起玩。
爸爸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多，除了带我们出去玩以外还会给我们讲述他童年的故事。父亲小时候读的是私塾，他六岁那年，又一次放学回家，在路看到一个庙里有唱戏的。他挤进去看，戏台上那些入将出相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他。看得正入神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推撞他。他回过头一看，他的一个同学正在得意洋洋地嘻笑。这下可把他气坏了，照着那小孩的面颊是一巴掌，打得那个小孩脸上立马出了五个红手印。父亲知道自己闯了祸，赶忙回家躲在卧室蒙头大睡，不料那孩子跟他的母亲跑来跟我祖母吴太夫人论理。吴太夫人给人陪完不是，也不说话，拿了一个小木棍，来到父亲睡觉的屋子，掀起被子，狠狠地揍了父亲一顿。父亲说这件事对他一生的影响非常大。
1903年，父亲在父母的安排下随同他的大哥到外国人在保宁办的一所学校去读书。保宁离他们家大约有四百里的路，中间还有许多山。父亲和他的大哥要走着到达保宁，在路上，他们跟背盐包的劳工一起气喘吁吁地爬山，晚上跟他们一起在村里简陋的客栈中寄宿，大家在一个大木盆中用热水烫脚，然后一起吃饭。这是父亲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的“苦工”，并且感受到他们的生活。
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决然前往宪兵，质问拘捕“”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
父亲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报人，我觉得他有那个时代报人的风骨。在父亲创办“”初期，他和他的同仁们还创办过一份报纸，叫农民报。1915年5月9，袁世凯承认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以后每年的这，我国民间都要集会纪念这一国耻。1928年的5月9，农民报发表了勿忘国耻的纪念文字。北京奉军宪兵竟然认为有损威严，派兵封查农民报，还包围了“”，指名要逮捕干事晏阳初。
当时父亲正好有事去了天津，父亲的同事陈筑山面对气势汹汹的宪兵面无惧，并自请前往宪兵部。可是宪兵部不但带走了陈筑山，还把“会”的职员一起带走。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决然前往宪兵，质问拘捕“”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宪兵虽然拿父亲没有办法，但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父亲通过张学良将军才把他的同仁们救出。说起这一段事情，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回复之后，前往宪兵看守所，发现陈筑山正在专心致志地教两名宪兵读千字文，都没有发现他的到来。当陈筑山他们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有的宪兵竟然依依不舍起来，希望陈能他们读书。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是没有的
的人们经常说博士下乡这个词，其实我父亲跟他的同事们在78年前已经在当时的定县亲身实践了。
刚才我跟你讲过，我们家在1929年搬到了定县。父亲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塔，跨进泥巴墙”，“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当时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120人，除了我父亲，还有担任过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陈筑山、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的郑锦，留美的谢扶雅、瞿菊农、冯锐、熊佛西、李景汉、汤茂如、霍六丁，留的陈筑山、张天放，留德的黎季纯和留法的孙伏园等归来的博士、硕士，也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是没有的。
“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父亲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向民学。他们受了千辛万苦，他自己有一种不朽的经验，他们受过的苦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民间流行的出而作落而息，触景而行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气派多大！这些话很能代表一般乡民的精神。”
当时父亲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文艺教育在定县包括运用注音字母识字遣词；阅读联系实际指导行动的课本、文艺创作和民间读物；学科学技术常识开展实验。还创办农民报、组织农民投稿、编辑、发行，稿件涉及文艺、生计、卫生、社会公益活动、抗活动诸方面，不会写的字可用注音字母代替。当时创办了县广播电台，组织农民编排节目，播放外新闻、教唱歌曲、播送农产品用品行情及教育动态。公民教育主要是进行团结、自治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以民学校生在各村的同学会为核心，开展各项社会教育公益活动。实际上，农民报、广播电台、农民剧团、卫生保健网、农业合作社都起着教育和组织作用。
我对的印象，对农民工作的印象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跟我讲他们在农村的故事。他说：民学校生是以后乡村建设的骨干，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同学会。他们有时候去抓赌，赌钱都是地主在那里赌，他们抓赌地主把他们赶出来。那么怎么办呢？只好在地主的门上洒粪，洒的是驴粪。我父亲说：""抓赌好是好但是当是用法律的办法去解决不要自己去这样做。""
那时候本人已经越来越逼近定县了 那已经开始武装了。我看到民同学会有自发的武装。我们有一个巴中县的亲戚，黄埔军校的，他学的是，他到定县给民学校做军事训练。他们是有带武装的，带盒子炮。
从我父亲的工作，我对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干些公益的事有印象了。后来我到了南开中学，那时候有个同学对我说的事，说组织农民打本，我信了，我说农民是可以组织起来的。从那时起我比较笃信了。
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mr.j.p.mcevy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述“”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叫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民教育手册
二次大战后期，美国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于匮乏的自由、于恐惧的自由。父亲对这种说法作了补充。那是于这四种自由之外，人们还应该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他把这个论题跟美国的朋友研讨，获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应。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加以阐述。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mr.j.p.mcevy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述“”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叫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民教育手册。并先由mr.j.p.mcevy把纲要写成文章，刊载在当年11月的美国读者文摘。文章简要叙述中国“教”工作以及父亲荣膺“现代者”的事迹，结论引述他的话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陷于苦力阶级”，“没有任何一国能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且受教育而参加他们自己的建设工作；否则将没有和而言。”“民教育将造每一个人成为接近的人，那时他是任和其他人的兄弟！”“我谦恭地相信，世界需要这一世界、世界和的教育。这样，我们不能只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种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没有它，我们何能有四大自由？这是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当时读者文摘有九种文字版，每期销售一千万份。父亲的警语藉它的广泛发行传布世人。6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在想想父亲的话，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被解散了，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是资本主义的走。父亲的“民教育”在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气，没有说话
我认识到父亲的价值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刚才跟你讲过有一件事影响了我，使我对于的事业非常相信。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被解散了，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是资本主义的走。父亲的“民教育”在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气，没有说话。看得出他对我是比较失望的。
1950年我选择回国，父亲没有阻拦。回国后，我对的形势感到雀跃鼓舞，当时我说，如果让我在父亲和之间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时我给父亲写信宣扬我们的建设是如何红火。他都不置一词。
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父亲喜欢的是我的小弟弟晏福民。弟弟是我们家有出息的男孩，他讲话很有分寸。小时候家中来电话，他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有条理，别人也常常对父亲夸奖他。
后来他到了北京大学学政治经济学，是父亲的。父亲的本意是要他在将来继承他的事业。在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在体委工作，当时是体委主任。当时体委的许多会议是弟弟福持的，元帅很欣赏他，经常点名让他主持会议。
后来发生了，元帅被关押起来。作为的得意门生，弟弟福民也被隔离反省。他想不通，了。当时我也在隔离之中，让我写了很多检查，主要是检讨父亲的，后来我把这些检查烧掉了。弟弟的情况比我要复杂一些。
对于弟弟的死讯我们对父亲隐瞒了很久，可是没有多久他察觉到了。他说，怎么这么久没有福民的消息呢。之后隐瞒不住了。弟弟的死使父亲很悲痛，也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现在，我也老了，逐渐认识了父亲思想的价值。我觉得父亲的思想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补充，如果可以让他的民教育在继续推行下去，的农民状况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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