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与迷惘:民国时期西南票据研究978703050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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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宏志, 郑全安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507297
出版时间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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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28元
货号8927382
上书时间2024-12-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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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第一章四川票据
第一节川铸金属货币
一、川铸银圆
二、四川藏洋
三、川铸铜币
四、四川马兰钱——中国铜币家族中的一朵奇葩
五、铜、镍辅币
六、四川代用币
第二节纸币
一、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二、四川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
第三节四川的军 用票据
一、大汉四川军政府军 用银票
二、四川兑换券
三、四川官银号
四、四川官钱局制钱票
五、“钧益公期票”
六、重庆中和银行无息存票
七、二十一军粮契税券
八、邹汝百墨条
九、联合公库公单
十、二十八军总金库粮契税券
十一、各军阀银行的执照票
第四节红色票据
一、川陕苏区布币
二、川陕苏区纸币
三、川陕省造苏维埃银币
四、川陕苏区铜币
第五节民国时期的股票
一、聚兴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二、四川美丰银行股票
三、四川省合作金库股票
四、成都启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第六节四川的公债
一、防区制时期(1920~1934年)的四川省公债
二、川政统一后的四川省公债(1935~1941年)
第七节四川的钱票
一、各市县发行的铜圆票及其他票据
二、重庆地方金融机构票据
三、抗战时期四川粮食库券
第八节人民币发行与占领市场
第二章贵州票据
第一节黔滇军阀治黔时期的票据
一、庞鸿书的官银票
二、唐继尧的“黔币”(“花票”)
三、戴勘的抽签票
四、中国银行(贵州)兑换券(“国币”)
五、袁祖铭的“贵州银行兑换券”(“七日票”)
六、唐继虞的“贵州省公署定期有利兑券”和“尾巴票”
七、彭汉章的“贵州财政厅筹饷局定期兑换券”、“加章黔币”和“墨戳黔币”
八、周西成的“周大洋”、“香炉红印票”(即“盖章兑换券”)、“金库券”和“汽车银币”
九、李燊的“香炉红印票”
十、“当十锑币”
十一、毛光翔的“盖章国币”和“贵州银行存款券”
十二、王家烈的“贵州银行兑换券”、“贵州银行存款券”、“金库卷”和“贵州军事善后借款券”
第二节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票据
一、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法币和金圆券
二、“四行二局”开展的“抗战建国”储蓄
三、“赖家票”(银圆辅币券)
四、谷正伦治黔时期的“半分铜元”、“竹枝银圆”与“黔字廿分银币”
五、“贵州船洋”
六、中央银行贵阳分行经理公债
第三节五花八门的贵州钱票
第四节民国时期贵州的股票
第五节红军长征过黔时期的票据
一、红军布币“叁串”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圆银币券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贰角”银辅币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角”银圆辅币券
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五分”铜质辅币
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分”铜质辅币
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
第六节民国时期贵州票据交换
第七节人民币的发行与票据市场的稳定
第三章云南票据
第一节黄金
一、金叶
二、拥护共和纪念金币
三、军 用金币
四、“滇”字金币
五、厂条
第二节银圆
一、光绪元宝、宣统元宝
二、唐继尧拥护共和纪念银币
三、云南“富”字、鹿头银币
四、云南抗战纪念币
第三节机制铜币
一、大中华民国云南铜币
二、东川“民国通宝”
三、“拥护共和”纪念铜币
四、铜辅币
第四节机制镍币
第五节纸币
一、富滇银行纸币
二、云南殖边银行兑换券
三、国民政府纸币
四、云南耀银行半开银币定额本票
第六节红色票据
一、红军长征留下的中华苏维埃票据
二、中国人民滇桂黔边纵队的货币
第七节民国时期的股票
一、个碧石铁路公司股票
二、云南省合作金库股票
第八节民国时期的军 用票据
一、滇粤桂援赣联军军 用票
二、(云南)中国银行兑换券
三、拥护共和纪念币
四、云南护国公债、云南靖国公债
五、云南靖国军军 用银行兑换券
六、军 用储蓄票和靖国滇军军 用兑换券
七、定滇军司令部军 用钞票
第九节名目繁多的钱票
第十节外国票据
一、法元和法纸
二、港元、卢比
三、滇西日军军票
四、美钞
第十一节人民币占领市场与货币制度的统一
第四章广西票据
第一节金属货币
一、银币
二、铜圆
三、镍币
第二节纸币
一、旧桂系时期的纸币
二、自治军时期发行的纸币
三、新桂系时期发行的纸币
四、中、中、交、农四行的法币、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和其他纸币
五、广西市场流通的中外货币
第三节形形色色的军 用票据
一、广西银行券
二、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券
三、广西督军谭浩明、省长李静诚券(梧州)
四、广西边防督办军务券(龙州、南宁)
五、“客军”在广西发行的军票
六、马君武就任广西省长期间发行的军票
七、广西银行通用券(“蒙票”和“林票”)
八、梁华堂军 用票(“梁票”)
九、广西临时军 用票
十、广西省银行券(广西绥靖督办)
十一、湘赣桂通用券、湘赣桂三省通用券
十二、军 用钞票
十三、广西省银行券(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李宗仁发行的军 用票)
第四节红色票据
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票据
二、红军长征过境时期票据
第五节民国时期的股票
一、广西富贺钟公路处股证
二、广西民营矿业公司股票
三、湘桂铁路桂段路股股票
四、广西银行及其相关官商合营股份公司股票
第六节广西的钱票
一、各市县发行的金库券及其他票据
二、桂林广西银行壹仙纸票
三、义宁县地方金库券
四、湘桂铁路南镇段借款金镑国库券
五、桂林市银行银元本票
六、苍梧县商会“辅币代用券”
第七节人民币发行与占领市场
参考书目
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容摘要
**章 四川票据
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前,四川只行使传统的纹银和制钱,之后,才并行使用银两、银圆、铜圆、纸币多元货币。特别是在民国时期,由于川政的不统一,军人私设造币厂滥铸银圆、铜币,任意创办银行滥发纸币及各种兑换券;各地方政府、银号钱庄、各商会也可随便发行钞票或类似钞票的兑换券,所以各种私铸银币、铜币、纸币充斥市面。由此造成近代四川币制的紊乱,货币种类复杂且数量庞大为各省所不及。研究近代四川货币,不仅要了解近代四川币制的紊乱,也要了解近代四川货币的发展。
**节 川铸金属货币
一、川铸银圆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辛亥年(1911年)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兵变,各署局、藩盐二库、浚川源银行等,均遭变兵抢劫,唯造币厂防护甚严,无损失。为解决军政急需,军政府发行军用银票,并令造币厂于民国元年(1912年)铸造“汉”字银币。该币一元重库平银七钱二分,成色银九铜一;五角重三钱六分,银八六铜一四;二角一钱四分四厘,一角七分二厘,成色均为银八二铜一八。民国8年,重庆铜元局亦铸造“汉”字银币。民国初期所铸“汉”字银币,重量足、成色好。行使中币值稳中有升。民国11年,刘成勋为攫取铸币余利,增加5角币铸量,并降低成色为银七铜三。民国13年,杨森令停铸一元银币,专铸5角币。民国14年,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部控制成都,邓锡侯接管造币厂,仍令全铸半元银币。此后,各防区驻军均仿效设厂,铸半元银币谋利,成色有低至三四成的。时称成、渝两厂铸币为“厂板”,各军铸币为“杂板”。在防区制时期,“厂杂半元”成为四川流通数量*大程度的货币,泛滥成灾,币值低落,终于酿成民国16~17年的劣币风潮,使社会经济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坏。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各军先后停止铸造半元银币。民国18年,成都造币厂、重庆铜元局亦先后恢复铸造新“汉”字一元银币。因银料短缺,两厂时铸时停。民国6~17年,成都造币广铸各类旧“汉”字银币共计103324216枚,其中一元币63360830枚;五角币39496875枚;二角币95950枚;一角币370561枚,折合银元83165513.60元。重庆铜元局铸造各类“汉”字银币约300万元。
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时,财政部通令各省政府:各地银行钱庄商号和其他公共团体或个人凡持有银币、厂条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统应于民国24年11月4日起3个月内就地交给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法币。民国25年1月,四川省刘湘电蒋介石称:“法币流通地区尚未普及,倍用未孚,民间习惯行用银币,且年关在还,市场收支频繁,银币可否暂准照旧行使。”嗣接财政部复电:“为照顾民间习惯,自即日起至旧历除夕止,商业收付暂准以现洋代替法币。唯商号收得现洋后,仍应就近送交收兑机构中央、中国等银行兑换法币。”不久,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接奉总行关于四川各色银币兑换法币办法规定:“(一)凡一元银币向在市面照额流通者,准以一元兑换法币一元,其成色过低向在市面折扣行使者,按照每一元所含纯银重量兑换法币。前清时四川和云南所铸龙纹半元与民国时云南所铸唐保半元及袁头中元概以两枚兑换法币一元。毫洋一元二角换法币一元。民国以后成都所铸汉字半元暂不收换。(二)四川使用的银币每因流通过久致成光哑,除钢铅伪造者外,其成色如与流通之川币相等自可予以收换。(三)双角及单治银币一律以十二角兑换一元。”该行随即于是年4月6日据以开始办理各种银币收换法币工作。但因历年四川军阀滥发纸币失信于民,民间对于法币仍有疑虑,收换工作并不顺利,收换期限一再延展。以后抗日战争爆发,收换银币工作也就不再提及了。省府原要求收兑的银币概行收存重庆、成都两地。国民政府未予允力,民国26年5月3日和18日先后将所收四川杂版银币分25箱(每箱5000元)共计663.5万元运往上海熔化改铸。
1949年年初,四川各地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飞涨,银圆又自发地在市场上恢复行使。5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为形势所迫,通知允许市场行用银圆。7月2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废止金圆券,发行银圆券,与银圆同时流通。财政部令成渝造币厂铸造帆船银圆,以应银圆券兑现急需。重庆二十兵工厂(原重庆铜元局)日铸3万枚,总计铸160万元。成都分厂初期日铸3万枚,后增至日铸10万枚,总铸数不详。同年11月28日,“重庆中央银行”将库存银圆约百万元,全部转运台湾地区地区。
四川“汉”字银元,该币正面上书“军政府造”,中间为“四川银币”,正中有一象征成都的芙蓉花。背面以18个圆圈围绕一个篆文“汉”字,18个圆圈代表当时全国的18个行省,“汉”字表示当时革命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此项模型即为四川银圆定型,“一直未变”。这是辛亥革命后全国所铸银圆中比较独特的一种,被称为“四川汉字银圆”,四川人称为“川板”(图1-1)。
图1-1.四川军政府汉字银圆
初期的四川“汉”字银圆背面的“汉”字为秦篆,后期的篆字书写就没有初期的味道浓厚。更有雅安版,背面的篆书笔画多直笔,给人以古朴的感觉,别有一番风味。
四川“汉”字银圆版别,有两个大板块和两个系列。两个板块就是“厂板”和“杂板”。“厂板”指成都造币厂和重庆铜元局生产铸造的银币。“杂板”指四川大小军阀或其他机构生产铸造的银币。两个系列专指“厂板”,以成都厂和重庆厂来区分。理清了两个板块、两个系列,就对其版别基本分清楚了。
成都版分为“方头汉”、“出头军”、“出头金”、“三笔元”、“空心花”和“歪脚圆”6种。重庆版“分点金”和“挂须”两个系列。“杂板”成色低,分量轻,声音哑,当时成都坊间流行“一个银圆破烂哑,三个死人邓田刘(邓、田、刘为当时四川三个大军阀)”;分为“雅版”、“两点造”和“肥川版”3种。相对于低成色的军阀“杂板”,一些“私板”就更加不堪。里面是铜胚,外面包层银皮,俗称包壳。区分包壳的方法是听声音、称重量,但有些军阀在做包壳时先把铜胚加热,再压上银皮,这样做出来的包壳就听不出声音,很不容易区分。有些则干脆将18个圆圈的四川铜币,包层薄银皮,使用时间久了就磨出了里面的铜色。
二、四川藏洋
四川藏洋,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将其定名为“藏圆”。民间称呼为洋钱、川卡、藏币或四川卢比。为与西藏的藏币相区别,一般通称“四川藏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银圆。它是中国与英国之间货币战的产物,该币为驱逐卢比而仿卢比铸造,正面为光绪侧面像,背面为花纹环绕着的“四川省造”四个汉字,中央有一横花子或立花子,花纹与卢比相仿,其重量、大小均与卢比一致。它是我国**广泛流通过的有中国帝王像的银币,在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到1958年止的半个多世纪中,大量流通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旧称康区)及其邻近藏族聚居区。它又是与西藏货币“藏币”不相同的一种货币,“藏币”是以“两”为单位,而四川藏洋是以“圆”为单位。
1.“四川藏洋”产生的原因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史称“康巴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该地区在中国近代目前,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内地,又有别于西藏的特殊政治经济区域—“川边”。
明朝对整个藏族地区实行分治:在藏、卫地区设乌斯藏都司,康巴地区设朵甘都司,青海等地设五王分地,为后来康巴地区设“川边”、建“西康”之源。由于近代帝国主义势力对边疆地区的觊觎和入侵,历届中央政府逐步把这一地区作为对西南边疆加强统治、推行各种“经边”政策、抵御外侮的前哨阵地,所以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呈现各种特殊性。四川藏洋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1)政治的原因。清末川藏多事,有识之士以川藏势危,纷纷上书朝廷,遂有设“川滇边务大臣”,派赵尔丰在康巴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之举。赵尔丰上平康三策:底定三边,一道同风,此**策也;改土归流,康地设省,扩充疆域,以保西陲,此第二策也;设置西三省总督,借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此第三策也。因此,赵对“川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作了统筹安排。铸银币,拒英洋,以保证“改土归流”的经费需要,正是赵尔丰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赵上奏请鼓铸三二藏圆:“窃查西藏币制,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自光绪初年,英人由印度铸造三二银圆,名曰卢比,行销西藏……去年臣与前督锡良由川省造币厂仿照卢比,铸三二银圆,定名藏圆,一百万元运销关外,以为抵制,商民乐用……挽回利权,不使外溢。”清廷批示:“着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铸藏洋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
(2)军事、行政的原因。清朝政府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赵尔丰在康巴地区大肆用兵,军事行政费用大增。史载“于是尔丰建议筹边,锡良以闻,加尔丰侍郎衔,充川滇边务大臣。……奏陈改设流官、练兵、招垦、开矿、修路、通商、兴学诸端,清廷议准拨开边经费一百万两。”在紧急繁忙的改土归流的政治军事行动中,首先遇到的是大量零星军事行政费用的开支问题。这类开支频繁、额小、量大,而康定以西铜钱不行,用银不便。为保证大量军政人员经费供给,铸当地藏民习用之三二藏圆势在必行。
(3)经济的原因。康巴,汉唐以来称为“徽外”,西藏亦称该地为“边地”,均含不毛之地之意,历目前经济十分落后。但由于东部紧靠川西经济富庶地区,西连关外广大藏族聚居区,又是历代中央政府对藏族聚居区实行“羁靡”和“经边”政策的重要前沿阵地。所以,其经济发展后来居上,逐渐成为以康定为中心、边茶贸易为主线的藏汉经济交汇的枢纽,农牧业、手工业都得到发展,以边茶贸易为中心的商贸活动十分活跃。据不接近统计,宣统二年(1910年),康巴地区所属各县征收粮税数为:粮税13368石,折合400万斤(1斤=0.5千),牛马税藏洋11519元,金课9500元,盐税13则两。按什一税计,估计当时全区粮食可达六七干万斤。按一头牛收藏洋一咀(即一角,亦即四分之一元)计算,征税牲畜不少于10万头(只)。由于粮税均征收银钱,宣统元年(1909年),按康区各县征粮变价及牛马税造册总数,共计收市平银36247两,折合藏洋113356元,可见需要数量之大。随着以边茶为中心的藏汉贸易的发展,对藏津的需求更为迫切。当时康定折多山以西广大藏族聚居区不使用铜圆,“秤银”以五十两为单位,分割困难,散碎银两坝、别计量不便,致使印度卢比乘虚而入。然康区经济发展所需货币量较多,印度卢比数量终究有限,且币高于值,又有损我国利权。因此,急需一种适应康巴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又为当地所乐于使用的银铸币。为此,早在赵尔丰人康前,打箭炉同知刘廷恕于光绪二十七年左右,经川督奎俊默允,铸造正面有汉文"炉关",背面有藏文,以花纹围绕的银币。此即为藏洋的前身。
“川边”建立以来,军旅浩繁,商贸更盛。为适应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赵尔丰不仅上奏鼓铸藏圆,为便利流通,还鼓铸当十铜圆出关行使,开康区铜币流通之始。赵在《鼓铸当十铜圆出关今运费请由边务经费开支片》中奏云:关外"向无制钱使用,自上年……由四川仿照印度卢比形式鼓铸,名为藏圆......番民争相乐用,卢比日见其少。唯向来贸易,均以卢比本位合称,贫民将卢比一圆,剪为四咀,以便零用。查藏元面上铸有御容,若照卢比剪用,殊属不合,经臣切实晓谕止。……而于贫民小贩营生者,稍觉窒碍。臣去年由川省鼓铸当十铜圆一千万元,运出关外,碑与藏圆相辅而行,人皆称便。"说明康区经济发展既需要大量银铸主币,又需要大量铜铸辅币。①
2.四川藏洋铸造、流通情况
铸造时间: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民国33年(1944年),先后在成都、康定等地铸造。可划分为五个时期。①光绪二十八年前后,刘廷恕铸“炉关”银币,当为四川藏洋之始。②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成都铸造,含银九成左右。③民国3~5年,成都铸造,含银七五成左右。④民国19~22年,康定铸造,含银七成左右;民国23~24年康定铸造,含银六五成左右。⑤民国24~28年,康定铸造,含银五成左右;民国28~33年,康定铸造,含银不足一成。
藏洋版式:初期为“炉关”币。后仿印度卢比,大小、重量、式样与卢比基本相同,唯正面以光绪皇帝头像代替维多利亚头像,背面为“四川省造”四个汉字,花纹与卢比相仿。大体上有六类藏洋。**类,清末成都铸币厂铸造,光绪头像(分有衣领和无衣领两种),背面“四川省造”的四字,中间为两点(以下版面“四”字内,或为“、,”,或为“八”,是鉴别版别的重要标志)。花纹深细,“四”字右上端有一蝴蝶图像。含银量均在九成左右。第二类,民国初年成都铸币厂造,光绪头像有衣领,“四川省造”中的“四”字,内为两点,含银量降至七成左右。第三类,1930~1935年康定铸币厂制造。光绪头像有衣领,“四”字内为“八”字,头像呈方形、背微驼。含银量在六成左右。第四类,1936~1942年康定铸币厂制造,光绪头像有衣领,“四”字内为“八”字,花纹糙,版面呈铜色,含银量五至一成不等。第五类,为宰口藏洋。藏洋行使之初,以半元、一咀币作为辅币,以便小额交易。由于辅币玲珑可爱,藏族人民多用于装饰,在市场上很少流通。第六类,打印藏圆。主要流通于理塘,见图1-2。
藏洋面值:藏洋均未铸有面值,按大、中、小分为三种,取二进位制:主币为一元,毛重三钱六分,直径30毫米,值钱三钱二分;半元币毛重一钱八分,直径24毫米,值钱一钱六分;四分之一元币,即一咀,毛重九分,直径18毫米,值银八分。
藏洋成色:高的含银90%左右,低的不足10%。成色随铸造时间逐步降低。在使用中按含银量高低分为四类:一类藏洋含银90%左右,二类含银75%,三类含银50%~60%,以上为四类,称为红藏洋,因含铜过多而呈红色,故名。
藏洋币值:足色藏洋币值比较稳定,一般一元一类藏洋可兑换白银三钱二分,可兑换大洋四角,可兑换当十铜圆44枚,可兑换粮食10斤,可兑换酥油4斤,可兑换茶1.33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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