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 9787020170265

母亲听说要请德·诺布瓦先生来吃晚饭，不禁为戈达尔教授还在旅行途中，而她自己又跟斯万断绝了往来感到遗憾，否则初次莅临舍下的前大使阁下想必会对这两位先生很有兴趣。父亲回答说，像戈达尔这样体面的客人、有名的学者，请他作陪绝无不妥之处，可是斯万一向喜欢炫耀，在社交圈有一丁点儿的关系也要到处张扬。对于这种装腔作势的俗人，德·诺布瓦侯爵想必会觉得，按他的说法，腻味。父亲的回答需要解释几句，有人也许还记得当初的戈达尔颇为平庸，而斯万在社交礼仪上的谦恭和审慎，堪称娴雅至极。但他们可能有所不知，这位小斯万，这位骑师俱乐部的斯万、我们家的旧友，后来又添了一重（看来未必是后一重）身份，那就是奥黛特的丈夫。为了迁就妻子卑微的名利欲，他把自己既有的天性、想望、能耐，无不尽力调整到一种新的状态，一种和那位伴侣合拍的、水平远低于从前的状态。因而他的表现和以前判若两人。既然是和妻子一起在新结识的人们中间开始新的生活（他仍旧和自己的朋友单独往来，只要人家不主动要求，他一般不把奥黛特介绍给他们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用以衡量这些新相识身份的标准，或者说衡量他接待他们时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愉悦程度的对照基准，当然不是婚前社交圈里的精英，而是奥黛特早先的那批熟人。可是，即便你知道了他想结交的是些举止并不优雅的官员，部里举办舞会的花瓶、心智未必健全的女性，当你听说至今还挺有风度地把特威克纳姆或白金汉宫的请柬悄悄藏在衣袋里的斯万，居然为部长办公室某位副主任的夫人回访斯万夫人而大喜过望，你恐怕还是会大吃一惊的。

有人也许会说，斯万当初的优雅洒脱，在他其实只是名利心的一种比较隐晦的表现形式，所以我家的这位老朋友就像某些犹太人一样，会在自己的举动中渐次演示这个种族所经历的各种生存状态：从没有心计的附庸风雅到毫无遮拦的粗鲁鄙俗，直到无可挑剔的彬彬有礼。然而主要的原因，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整个人类的那个原因，还在于我们的修养并不是自由自在的、随意游动的东西，我们没法让它一直保持无拘无束的状态；它终会和我们认为应让它有所体现的种种举止联系起来，由于这种联系过于紧密，一旦出现看似不同的其他场合，我们就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意识不到我们的修养也应当体现在那些场合。斯万周旋于新交之间，忙得不亦乐乎，而且提起他们时颇为自得，这很像那些谦虚、慷慨的大艺术家，他们倘若晚年醉心于烹饪或园艺，就会对别人称赞他们烧菜或拾掇花坛的恭维话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心满意足，听不得一点批评——这样的批评如果针对的是他们的杰作，他们反倒处之泰然；要不然就是白送人家一幅油画毫不在意，玩多米诺骨牌却输不起四十枚苏，使性子发脾气。

至于戈达尔教授，我们在较远的后文中还会花不少篇幅提到他，那是在女主人指韦尔迪兰夫人。位于拉斯普利埃尔城堡的府上。目前有关他，只要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可以了。对于斯万，我们不妨说他的变化是让人吃惊的，因为我在香榭丽舍见到吉尔贝特的父亲那会儿，这个变化已经发生，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不过，他当时没和我说话，就是要显摆那些政界朋友也没法显摆呀（说实话，即便他那么做了，我也未必看得出他的名利心很重。年深日久对一个人形成的看法，足以障蔽我们的耳目；拿我母亲来说，她有个侄女抹口红，有三年之久她视而不见，仿佛那口红全都悄悄地溶解在一种液体里了；后来有一天，也不知是口红抹得太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出现了所谓过饱和的现象；原先看不见的口红，一下子凝结起来，母亲突然发现了眼前这浓艳的颜色，就跟在贡布雷时一样，大声说这简直是丢人现眼，并从此跟这个侄女几乎断绝了一切往来）。可是对于戈达尔，情况正相反。其一，他看着斯万初进韦尔迪兰府的那段时光，已经相当遥远；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和头衔接踵而至。其二，一个人尽管没有文化修养，爱玩愚蠢的文字游戏，照样可以赋有文化修养所无法取代的特殊才能，比如军事统帅或医学圣手。在同行眼中，戈达尔绝非单凭资历熬成欧洲名医的平庸之辈。年青一代中的佼佼者说得斩钉截铁——至少在若干年内不会变；但凡时髦的东西都诞生于变化的需要，因而时髦的想法早晚也得变——他们一旦患病，唯有戈达尔是自己能以性命相托的名医。当然平时他们更愿意跟那些温文尔雅、有艺术气质的主任医生交往，谈谈尼采和瓦格纳。

戈达尔夫人在家里举办晚会，招待丈夫的同事和学生，指望他有朝一日能当上医学院院长。有人在客厅演奏音乐时，戈达尔先生通常不愿洗耳恭听，宁肯到隔壁的小客厅去打牌。不过，他的目光和诊断之敏捷、深邃和准确，可谓有口皆碑。其三，从戈达尔教授和我父亲这样的人谈话的态度，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生进入中年以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尽管常常还是，但未必一定就是年轻时性格的增补或缩减；它有时候会和当初的性格截然不同，完全倒个过儿。戈达尔年轻时那种迟疑不决的神情，那种过分羞怯或亲热的举止，曾使他备受讥嘲，唯有宠爱他的韦尔迪兰夫妇家是个例外。后来也不知是哪位好心的朋友帮了他，劝他要让自己的神情看上去冷若冰霜。而地位一变，要做出凛然的态度就更容易了。在韦尔迪兰府上，他会本能地重又变成他自己，此外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轻易不开金口，一旦开口，用的是不容置辩的口气，而且总忘不了说些让人不快的事情。他的这种新的处世态度，对病家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以前没有见过他，根本无从比较，一旦得知他并非一个生性粗鲁的人，反而会感到惊讶呢。他尽力使自己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即便在医院当班时抛出几个谐音文字游戏，把所有的人，从主任大夫到见习医生，都逗笑了，他也照样绷着脸，剃掉了胡子和唇髭而变得让人认不出的脸上，没有一丝肌肉动一动。

后还得说一下这位德·诺布瓦侯爵是谁。他曾在战前出任全权公使，在五月十六日危机期间出任大使，但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此后他又不止一次被激进派内阁委以重任，代表法兰西政府执行特殊使命——诸如出任埃及债务稽查专员，他表现出处理金融事务的卓越才干，在任内做出重要贡献；这样一个激进派内阁，持保守立场的人士通常会拒绝为之效力，而以德·诺布瓦先生的经历、观点和社会关系，按说他也不该得到这个内阁的信任。然而这些激进派的内阁部长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任命足以表示事关法兰西民族利益时，他们胸襟的坦荡，非一般政客所能及，《论坛报》称他们为股肱之臣，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总之，一个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一次出人意料的遴选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足以让他们从中得益。他们也知道，请德·诺布瓦先生出山绝无后患，完全不必担心他会在政治上有二心，侯爵的出身不但无须戒备，反可看作一种担保。在这一点上，共和派政府没有看错。这首先是因为，一个贵族从小把自己的姓氏看作任何力量都无法褫夺的一种固有优势（与他地位相仿或出身门第更高的人，对这一优势的价值都有相当准确的认识），知道自己无须像诸多布尔乔亚那般，汲汲于发表见解不俗的高论、结交观念正统的人士而落得徒劳无功的结局，他明白那并不会为自己增添半点光彩。另一方面，他又生怕被身份高于自己的亲王或公爵家族看轻，知道唯有在自己的姓氏上增添它所没有的东西，才不至于被他们小觑，而且倘若现在就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话，有了这些东西他就高他们一头了：那便是政治上的影响、文学或艺术上的声誉，以及巨大的资产。布尔乔亚乐滋滋想要攀附的过气小贵族也好，一位亲王不会因此心存感激的华而不实的友情也好，他一概懒得去耗费精力，他把自己的精力慷慨地用于帮他谋得使馆职位或竞选赞助的政客（即便他们是共济会成员），用于帮他在不同领域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或学者，用于所有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让他赢得新名声或富裕婚姻的人。

不过就德·诺布瓦先生而言，长期的外交官生涯造就了他身上那种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的所谓政府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为所有政府所共有，尤其是政府下属使馆所共有的办事作风。德·诺布瓦先生积多年职业生涯之经验，对反对派那些多少带有某种革命性、再怎么说也是不适当的手段，充满厌恶、恐惧和鄙视。在市井平民和上层社会里都有一些见识浅薄的人，所谓人以群分在他们看来只是说说而已，而对大部分人来说，让他们相互靠拢的并非观点的一致，而是精神上的契合。

......

别人写过十五部或二十部小说，有时还颇具才气，但总不能给人一种启示，读到一个总结的印象。这些作者满足于开发众所周知的‘矿脉’；马塞尔·普鲁斯特却发现了新的‘矿藏’。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亚

我从他那里找到了一些跟我创作相似的地方，比如对家庭、遗产等问题的讨论。跟普鲁斯特一样，我也从个人家庭历史中找到了所有我写作的热情所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