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9787214290830

中文版序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译为中文出版，我甚感荣幸。在此，我想进一步阐释书中的一些概念和名词。自然，这里的阐释也反映出我现在的思路和看法。不过我确信，这些思路和看法在本书中已有所流露，而反思则有助于更好地阐释它们。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尽管“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有时与现代化进程相连，但它同时强调的是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作为一个概念，它同更为古老的“资本主义”等概念一样，具有深远的分析性含义，但我们对此研究甚少。我试图以发展中国家，如过去的中华民国为例，通过分析“国家政权内卷化”，来进一步探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这在第三章有详细论述。
在英文版前言中，我将“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形成”做了比较，用以说明19世纪末以前完成“建设”任务的近代国家与20世纪初的国家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在我目前的研究工作中——它可以被称为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后现代解释，我将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来研究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很显然，这一基础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本书对意识形态问题只简单提及，但这并不否认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理解中国及东亚政权作用，而且是理解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软弱的关键。
对比之下，书中的另一重要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则更为接近后现代化思想。通过这一概念，我力图吸收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受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开始探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作为一种趋势，当代文化研究也反对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问题。“权力的文化网络”赞同以上论点，它反对一些现代化论者用单一社会体系或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观”去理解中国的观点。同时，它也反对那些认为价值观点交互感应的功能主义论者的学说。我认为，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互相争斗。也许，第五章中关于关帝的讨论能更好地说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为了方便中国读者阅读，在此，我简略地说明一下书中几个名词的含义，这些词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在第二章，我讨论了乡村统治中的“经纪模型”。在英语中，“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为“营利型经纪”。但“营利型”(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
另一组名词，如“象征增添”“象征盗用”或“霸权意识”等(见第二章)，其英文含义同中文含义一样，比较模糊，因为它们是指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描述客观的事物。简单地说，我用“增添”或“盗用”来形容一个群体——不论是国家还是农民——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某一偶像或符号，但赋予该偶像或符号以新的含义。至于其他群体是否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新的含义或解释，则依不同环境而定。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是从人类学意义上使用“地界性”(territoriality)一词的，它是指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这一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界定，而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并不信奉该庙中的神灵——所界定。在第七章，我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探讨了“村界”问题。
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译文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我很感谢译者不辞艰辛地翻译此书，并衷心希望以上简单的阐释和说明有助于理解全书，且未妨碍译者的遣词用句。

20世纪初，受西方入侵的影响，中国乡村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国家竭力扩大和深化其对乡村社会的权威。作者深度解析1900—1942年华北乡村在政治权力渗透下的变迁，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交织维系的场景，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理论，在海内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者简介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杜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讲席教授兼亚洲研究所所长（2008—2015）、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2019—2020）。早年就学于印度，后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汉学家孔飞力。著有《文化、权力与国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全球现代性的危机》等。

译者简介
王福明，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乡村社会与文化变迁等。

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资料来源
华北平原的村庄
第一章 权力的文化网络
文化网络与市场体系
典型研究：婚姻圈
文化、法统与晚清政权
典型研究：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
小结
第二章 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第三章 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
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
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
河北省的县级财政
第四章 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公共活动中的家庭
华北的宗族
宗族范围、管理形式及村庄政体
宗族政治与国家政权的深入
两种理想的村庄类型
第五章 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
乡村宗教的类型
正统宇宙观与乡村宗教领袖
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
宗教领域的转化
小结
第六章 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
村庄领袖群像
保护人和中间人：习惯法中的权威结构
小结
第七章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摊款和农村
看青、村界与乡村社区
华北乡村是一个“共同体”吗?
小结
第八章 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清理财政：书手与土地丈量
政权建设与商税征收
小结
结论
历史争论
国家政权与中国革命
从比较中看“国家政权内卷化”
后记 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
参考文献

20世纪初，受西方入侵的影响，中国乡村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国家竭力扩大和深化其对乡村社会的权威。作者深度解析1900—1942年华北乡村在政治权力渗透下的变迁，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交织维系的场景，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理论，在海内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者简介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杜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讲席教授兼亚洲研究所所长（2008—2015）、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2019—2020）。早年就学于印度，后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汉学家孔飞力。著有《文化、权力与国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全球现代性的危机》等。

译者简介
王福明，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乡村社会与文化变迁等。

本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活有许多独到见解，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中国基层政治制度和20世纪中国革命转型的新方法。……一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打开了新视野、提出了新问题、激发了新研究。以此来看，杜赞奇成功了。
——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毁灭的种子》作者 易劳逸（Lloyd E. Eastman）

如果你像我一样从本书后记“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开始阅读，你就会立刻意识到，杜赞奇准备处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等矛盾。……我们可能不同意他的结论，但杜赞奇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理性分析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本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应该阅读、思考和讨论的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作者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本书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著作。杜赞奇利用人们熟悉的资料——战时日本对中国华北6个村庄的调查——来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书在比较理解中国国家和农村社会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芝加哥大学教授、《大分流》作者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