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分裂 9787532787159

前言  
冷战的消逝的确为那个充斥着意识形态之争的时代画上了句点，但并未像预测的那样，带来历史的终结，事实上不过是用一系列新的仇恨取代了旧的版本。当东欧逐步摆脱沉重的意识形态压迫时，深植于该地区的历史经验和记忆中的民族对立情绪也随之释放，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意识形态竞争的消失，使得原本因两个超级大国对峙而受到抑制的民族矛盾、部落冲突纷纷浮出水面。随着意识形态冲突时代的结束，人类进入，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进入了一个较先前更为凶险的民族和种族仇恨时代。
部落间的敌意是人类本能的反应之一，然而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口之间相互融合的叙事。大规模移民自一开始便是诸多仇恨的源头。二十世纪即将结束，许多因素——不仅是冷战铁幕的解除，还包括通讯与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人口的井喷式增长，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逃离暴政、贫困、饥荒和生态灾难的诉求，以及在异域过上向往生活的美好愿景等，都促使人们跨越国界。
世界在收缩，人口的复杂情况更甚于以往任何时候。收缩进程就好比一把割裂世界的锯子，一方面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加剧了分裂。世界市场、电子科技、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有这些均加速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瓦解，一个原有国界趋于消弭的世界由此正在成型。与此同时，这些强大的国际化力量促使普通人在他们难以控制和理解的全球潮流裹挟中寻求庇护。当他们越强烈地感觉到任何个体都渺小无依，仿佛独自漂浮在不可名状、缺乏人情的“汪洋”之上，随时面临被吞噬的厄运时，他们便越发不顾一切地寻求任何看似熟识且能提供安全感的“救生筏”——身份政治恰好满足了此类渴望。由此可知，融合和分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世界一体化程度越高，人们就越倾向于在民族和宗教信仰所定义的群体中找寻自我。
当分属不同族群、操着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并受同一政权管辖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除非追求相同目标，否则部落冲突早晚会使他们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黑暗的未来世纪，文明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将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
在十九世纪，没有人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代议制政府的思考更深刻。他指出，用以界定国家的要素有二：一是部分居民接受共同管理的共识；二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价值观、语言所浇灌而生的“共同情感”（common sympathy）。密尔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自由制度很难实现，特别是当他们不具同胞之情，且使用不同的语言阅读和交流时，建立代议制政府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一致的公共舆论实难出现。概言之，形成自由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政权管辖范围应同民族所对应的边界基本一致。
这种重合情况在当今世界可谓少之又少，目前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凤毛麟角了。当下每天发生的事件暴露出民族凝聚力的脆弱性。目之所及，部落主义引发的国家分崩离析不在少数。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已然解体，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黎巴嫩、斯里兰卡、阿富汗、卢旺达深陷种族或宗教冲突之中。族群关系紧张曾经扰动并使多个国家趋于分裂，南非、罗马尼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安哥拉、苏丹、刚果、圭亚那、特立尼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即便是像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这样相对稳定和发达的国家，也日益受到族群和种族问题的侵扰。《经济学人》有评论说：“部落主义的病毒……恰如国际政治染上艾滋病，潜伏数年，一经发作即刻击溃整个国家。”
以我们的北部邻居为例，加拿大一直被认为是理智和平静的国家。如《经济学人》所言：无论据哪一套标准来评判，加拿大的富庶、平和都成功到令人艳羡，然而时至今日，它却处在崩溃的边缘。叶礼庭论及加拿大时称：“作为全球富裕的五个国家之一，这个国家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发展机遇，曾吸引来自各地的穷苦潦倒者定居于此，寻求新生，然而如今，它却在自我撕裂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如果连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位列全球前五的国家都难以维系一个多族群的联邦制国家，那么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呢?”
至少目前，美国可以作为这个日益重要的问题的答案。
所以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美国何以独辟蹊径?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给具有不同族群背景的人们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他们视彼此为同一国家的一分子，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分崩离析。尼日利亚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钦努阿•阿契贝描述自己的国家——一个昔日在非洲大陆富甲一方，今日濒于兵荒马乱、惨状环生的国度时提到：“尼日利亚的致命缺陷在于国人无法做到同仇敌忾、共同对付严重的威胁，而是为了不同宗教、族群的利益同室操戈。”
相较而言，美国做到了——建立起一个多族群国家，并且除去那场可怕的内战外，多数时候始终保持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令人好奇的是，鉴于美国自诞生之日起即为多族群国家，国民分属不同族群，是什么让美国人在动荡的两个世纪里仍团结在一起?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于1759年从法国前往美洲殖民地，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并在纽约殖民地奥兰治县的一处农场定居下来。独立战争期间，他著有《美国农人信札》（以下简称《信札》）。这位十八世纪的法裔美国人在书中讶异于各地人口在美利坚土壤上共生共荣的盛况——“这里住着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瑞典人，你可以见到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找不到的奇异的混血人。” 
他以一个家庭为例继续论证该现象：这家的祖父是英格兰人，其妻是荷兰人，儿子娶了一位法国妻子，生下四个孩子后各自娶妻，竟来自四个不同国家。正是基于如此复杂的通婚融合，才孕育了今日的美利坚民族。（十八、十九世纪时，race一词意义上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nationality。因此人们会提到英格兰民族［the English race］、日耳曼民族［the German race］等。）克雷夫科尔视角下，这一横空出世的民族具备哪些特点呢?同样在《信札》中，他提出了那个闻名于世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一“新民族（new man）”?（二十世纪的读者有必要忽视十八世纪时男性对女性存在的漠视。）
克雷夫科尔给自己的设问提供了堪称经典的答案：“他是一个美国人，抛弃了他所有的古老偏见和习俗，同时从他所诚心接纳的全新生活方式、所服从的新政府和所享有的新社会地位中，接受新的偏见和习俗。美国人就是那种依照新规则行事的新民族……“在这里，原先来自各国的人口逐步融合为一个全新的民族。”
位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迅速附议了克雷夫科尔的观点，他写道：

假使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不复存在，我国的命运定然就此改写。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与哥伦布的推动下，意大利和西班牙联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为后续移民和通商奠定了基础；法国激发了美利坚的独立意识；若对我们的语言探源寻踪，则可追溯至印度；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自巴勒斯坦；我们在教堂高唱的赞美诗，一些早回荡在意大利上空，一些传颂于阿拉伯的沙漠，还有一些吟唱在幼发拉底河畔。我们的艺术来自希腊，法学遵循罗马，海商法引自俄罗斯，代议制政府效仿英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在思想领域教会我们有容乃大，在行动范畴则引导我们采取联邦制的诸多原则。据此而言，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易于实现种族团结。

美国笃信一则理念，即E pluribus unum。针对多族群社会固有的脆弱性和“火药桶”特性，美国自有妙方：组织那些试图摒弃旧的忠诚而开启新生活、化解族群差异的人，自踏上新大陆之日起，便建立起一种融合甚至超越多族群差别、旨在丰富和重塑共有文化的全新民族认同。
要知道那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欧洲人，为了来到大洋彼岸不惜舍弃一切旧日羁绊。他们想要的就是忘记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抱充满希望的未来。于是，他们渴望通过避险、救赎、同化而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美国在他们看来恰恰处在转型期，尤其利于摒弃那些令人沮丧的记忆，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与众不同的国家特性。总而言之，美国的建国宗旨不是保全旧文化，而是成就全新的美利坚文化。
相较而言，加拿大人坦率地承认，尽管加拿大优势显著，但仍极易分裂，这背后的原因之一便是加拿大非常缺乏独特的民族认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加拿大人被英国、法国和美国所吸引，加拿大官方强调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该国民众从未对何为加拿大人有过清晰的认识。就像任总理约翰•麦克唐纳说的那样：“加拿大地域广大，然而有史不长。”
美国具备相当的历史积淀。自独立战争起，美国人便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它形成于独立战争，在1776年《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等事件中进一步巩固，且在随后的自治经历中日益深化。恰恰是民族信条的力量使我们把克雷夫科尔所谓的“混血”成功转变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民族，从而创造出一个多族群社会。
当然，这也不等于说美国全然符合克雷夫科尔的判断。一波又一波移民潮把大量外来人口带入这个从语言、理想到制度都很“英式”的国度，新移民由此开启了困难重重的融入进程。较长时间内，英裔美国人在美国文化和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排斥后续移民。事实上，前者同化来自爱尔兰、德国、南欧和东欧移民的过程相当曲折。
至于那些非白人，如红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棕色人种等，更确切地说，凡是被欧洲新移民蹂躏和屠杀的土著，或者被迫从非洲、亚洲来到美国的人，都曾因早期深刻的种族主义偏见而备受排斥。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直面一些不光彩的事实：历史上的美国曾经是个种族主义国家。美国白人起初对自己的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有权杀死红种人、奴役黑人、迫使黄种人和棕色人种充当苦力。我们美国白人在法律、制度、风俗、条件反射上甚至灵魂上都是坚定的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的祸端始终是美国试验的一大败笔、美利坚理想的尖锐矛盾所在以及美国社会生活的痼疾。赫尔曼•梅尔维尔写道：“这就好比是全世界美好的希望同人类邪恶的罪行联系在一起。”
诚然，即便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非白人，也为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员，或许只处于第三等级，也潜移默化地为共有文化提供了新形式、新风格。非盎格鲁因素的植入和建立新世界的经验不断冲击着英国遗产，结局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今天的美国成为了一个与英国截然不同的国家。早在1831年，对美国民主做出深入考察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就被“英国人和他们在美国的后代之间的天壤之别”所震惊。
在美国两个世纪的历史中，民族融合的思想多数时候占据主导地位。但步入二十世纪，以上观念面临革新和反转。先是一场世界大战摧毁了旧秩序，伍德罗•威尔逊随之抛出“民族自决原则”。二十年后，又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西方殖民帝国，加剧了世界各地的族群矛盾和种族斗争。仅就美国而言，新的法律出台，放宽了对南美、亚非移民的入境限制，由是改变了美国人口的基本构成。
这种比克雷夫科尔所描述的更加吊诡的混血过程，使他曾经提出的经典问题再度受到关注，掀起新的热潮，并可能获得新的答案。时至今日，很多美国人否认当初建立“一个新民族”的历史目标，对自己原有族群的逃避被追根溯源取代。被克雷夫科尔否认的“古老偏见和习俗”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对种族的狂热崇拜开始在非盎格鲁白人和非白人的少数族群中故态复萌，他们抨击同化目标、挑战“同一民族”的理念，几近偏执地保护、推进和维系单一族群和种族社区。
种族问题的爆发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美国文化终于开始对盎格鲁统治的鼎盛时期内，那些次等的、被蔑视的少数族裔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怀有愧疚却姗姗来迟的承认。美国教育终也选择承认欧洲中心之外的广阔天地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这些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变化。我们至少据此可以帮助孩子们从多个角度认识本国历史，让他们尝试从哥伦布船队的派出方和被迫接纳方来看待这次新大陆探险。生活在一个不断收缩的星球上，渴望成为世界领导者，那么美国人必须更多地了解其他种族、其他文化以及其他大洲。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对这个世界——以及他们自己——产生了一种更全面、更令人振奋的感知。
但是种族狂热一旦用力过猛则过犹不及，新的族群信条排斥“融合说”，反对不同族群的个体在互利共荣中形成一个新的整体。这种观点的潜台词就是美国不是一个由个体组成的国家，而是建立在多个群体之上，族群渊源是美国人宿命般的经历，族群纽带是永恒的、难以磨灭的，彼此孤立且以族群为单位的社区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美国历史的基本内涵。
该观念的实质即根据族群和种族的标准来给美国人分类。但是，尽管从族群的视角解读美国历史恰如先前的经济角度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甚至颇有启迪，但若立足于此把握总体图景，它便具有致命的误导性和荒谬性。此外，族群视角颠覆了美利坚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历史理论，迄今为止，这一理论成功地确保着美国社会的完整性。
新的视角下，美国不再是一个享有统一民族认同的改革进取型国家，反而成为多种民族认同的“庇护伞”；美国不再是由个人全凭自愿选择组成的国家，而是由那些具有根深蒂固族群特征的群体所构成的。多族群融合的信条开始背离历史初衷，转而用碎片化替代同化，用分离主义替代融合。换言之，它意味着贬低一而推崇众。
形成统一身份与认同的历史观念目前在我们的政治、志愿组织、教堂、语言文化等领域都显得岌岌可危。没有任何领域比我们的教育体系更加驳斥至高无上的民族认同观。
作为培养下一代的沃土——学校和大学，特别是公立学校，是完成同化和铸造美利坚认同基本的工具与途径。伍德罗•威尔逊称：“公立学校就是美利坚‘大熔炉’，在那里，我们成长为美国人，不同人种、不同籍贯、不同阶层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统统送到那里，或者说理应送到那里。在那里，这些青少年统一接受美利坚精神的‘荡涤’，终变成真正的美国人。”孩子们在学校习得的理念影响他们今后看待和对待其他美国人的方式，影响他们今后拥抱共和理念的方式。有关课程设置的探讨本质上是对“作为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深度思考。
种族激进分子声称，公共教育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捍卫、强化、弘扬和恪守种族来源及身份。分离主义则鼓励偏见、放大差异、挑起纷争。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的叫嚣声中，在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设置缺乏公平的呼吁中，在对历史、文学等教学不应止步于人文学科而应进一步变成提升少数族裔自尊心的有效途径等主张中，族群和种族冲突悄然增加。
目睹族群冲突撕裂一个又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把美国依据族群和种族差异划分为多个固化社区，刻意引导它们珍视自己的孤立状态”的论调。试想如果情况委实如此，那么美国的世界中心地位还能保持下去吗?“大熔炉”是否就此会被“巴别塔”取代?
我不想过分悲观。毕竟教育总是处在观点交锋和变革之中，这也是件好事。大中小学可以说是各类信仰、哲学理念、价值观的长期碰撞之所。不过我相信，只要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大声疾呼，挑战那些一时流行的虚妄之言，形势定会发生逆转。
当前族群、种族问题对公立学校产生的压力的确令人不安，维系国家凝聚力的纽带已然相当脆弱。故而公共教育的目标应该立足于增强而非弱化此类纽带。如果分离主义倾向就此一发不可收拾，那么等待我们的只能是美国社会的彻底碎片化、种族隔离死灰复燃以及部落化大行其道。
我之所以能够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正是因为相信那种曾经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力量尚未消逝。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仍是“共和”的真切内涵。据此，他们拒绝在“统一优先”和“族群优先”中做选择。马里奥•科莫州长指出：“多数美国人能够意识到保护和鼓励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致力于借助多元文化主义视角促进美国统一并丰富作为美国人的民族认同，而非让其发展为撕裂国家的毁灭性派系冲突。”
无论代表各族群立场发声的政客们如何表态，大部分生长于斯的少数族裔，不管是白人还是非白人，在珍视族群传统的同时仍会首先把自己定位为“美国人”，而不是爱尔兰人、匈牙利人、犹太人、非洲人或亚洲人。好的证明就是美国的跨族群、宗教甚至种族通婚率不降反升。由此可知，美利坚民族认同生机尚存。
当然，这不意味着唯有少数族裔需要对国家统一或分裂负责。任何同化或融合过程事实上都是双向的：移民自身有意愿适应新社会，而本地人也乐于欢迎和接纳他们。恰如上文所言，种族主义堪称国之悲剧。近来美国白人终于开始正视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不可理喻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反种族主义斗争仍旧长路漫漫、前途未卜。例如当老派美国人把其他国籍或种族的人视为异己，甚至眼中钉、肉中刺时，便也不该对一些少数族裔因反美主义和仇视心理团结一致感到讶异。毫无疑问，这种认同感是相互的，不仅仅是他们渴望获得接纳、寻求融合，我们也要有意愿去完成同化和融合。换言之，促成国家统一的重任更多地落在自鸣得意的主体族群身上，而不是那些本就身处困境、自顾不暇的少数族裔身上。
近年来，美国人口的构成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但恰恰是这种高度异质性使得对统一理想和共有文化的追求显得极为迫切。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美国是万千心之所向”，正是强烈的心灵共鸣赋予我们力量，去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公正、正义之地。
回想一下圣雄甘地的话，他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族群、宗教、语言、阶级全面对立的国家，情况远甚于今天的美国，这句话曾经出现在印度各地的公共海报上：“我们应该杜绝成为排斥他者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帕西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虽然捍卫各自信仰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始至终必须是印度人。”正因为印度背离了甘地当年的教诲，如今才变得支离破碎、自吞苦果。
本着甘地的精神，尽管分属不同族群的美国人可以虔诚地信奉各自的传统和信条，但有一点必须铭记于心，我们是彼此的同胞骨肉，自始至终都是美国人。援引马丁•路德•金的话：“我们被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在这个因族群、种族对立而严重分裂的世界里，美国继续充当“样板”，诠释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何有机团结在一起具有非同寻常的进步意义。
小阿瑟•M. 施莱辛格 

《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追溯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和它们在美国引起的排外主义浪潮，审视了一个又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美利坚民族的经典形象——种族、财富、宗教和国籍被“大熔炉”同化——正在被赞美差异和放弃同化的观念所取代。小阿瑟•M. 施莱辛格指出，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标志，种族意识的高涨在一个因历史偏见而蒙羞的国家的确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后果，但是种族狂热的兴起可能会危害社会团结，使美国社会分裂到危险的程度。

小阿瑟·M. 施莱辛格（1917—200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小阿瑟•M.施莱辛格是美国声望和争议的重量级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影评人、《财富》杂志和《生活》杂志的自由撰稿人，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一生中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一次美国历史学奖项班克罗夫特奖。他于1965年被选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1998年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再版序言
前言
一  “一个新的民族？”
二  历史作为武器
三  教育之争
四  美国的分裂
五  合众为一？
结语

附录  施莱辛格的教学大纲
资料来源说明
索引
译后记

《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追溯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和它们在美国引起的排外主义浪潮，审视了一个又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美利坚民族的经典形象——种族、财富、宗教和国籍被“大熔炉”同化——正在被赞美差异和放弃同化的观念所取代。小阿瑟•M. 施莱辛格指出，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标志，种族意识的高涨在一个因历史偏见而蒙羞的国家的确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后果，但是种族狂热的兴起可能会危害社会团结，使美国社会分裂到危险的程度。

小阿瑟·M. 施莱辛格（1917—200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小阿瑟•M.施莱辛格是美国声望和争议的重量级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影评人、《财富》杂志和《生活》杂志的自由撰稿人，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一生中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一次美国历史学奖项班克罗夫特奖。他于1965年被选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1998年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