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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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永刚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550606
出版时间2016-0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298元
货号9098932
上书时间202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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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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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20 年之发展现状与跨世纪的中国考古学（560）
内容摘要
新石器时代
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研究
1956年王增新报道了在辽宁新民县下辽河以东偏堡沙岗子遗址发现的几件完整陶器，其中的一件大口深腹罐器表施有纵向排列的条形堆纹，纹饰特征十分鲜明。同时在该遗址还采集到各类刻划纹和细泥条堆纹陶片。报告者认为“陶器的式样和花纹都很少见”，“显然是易于区别而有特殊性的”［1］，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东北队首先在沈阳肇工街发掘到含条形堆纹陶片的文化堆积，证明这类遗存是单独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又先后在新民县东高台山和沈阳新乐遗址找到了确定其相对年代关系的地层依据。通过对这种遗存文化内涵的初步了解，人们一般认为它是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晚期阶段的一种考古文化，提出命名为“偏堡子类型”［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辽东地区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在本溪沿太子河流域地区、鸭绿江右岸的丹东地区和辽东半岛南端的旅大地区，也相继发现了饰条形堆纹的陶器。由于这种特殊纹饰的陶器已具有较大分布区，所以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
所谓“条形堆纹陶器”是指在器表纵向贴塑细泥条堆纹的陶器。因为这种泥条的宽度一般不超过0.5厘米，截面呈三角形，有的研究者又把它叫作“窄细条堆纹”或“尖突棱堆纹”［3］。据观察条形堆纹有两种制法，一种是将细泥条等距离贴附于器表；另一种是直接在器表挤压堆塑成形。纹样有直条、曲折条、波浪条，泥条表面往往切压成绳索或链条状。陶系多为羼滑石粉的红褐陶，也有灰褐或黑陶。器类有筒形罐、壶和鼓腹罐。据目前已发表的材料，含条形堆纹陶器的遗存主要见于辽河及辽东半岛地区，均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本文拟对这一时空范围内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的成因、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一
在考察了条形堆纹陶器的分布、出现率、形式特点及由这类陶器构成的器物组合之后，本文认为根据其分布地域和文化差异可划分为三个区（图一）。
1.A区
指辽东半岛南端，主要见于半岛西侧临渤海的诸岛屿上。发掘的遗址有长兴岛三堂和交流岛蛤皮地［4，5］。另外在旅大近郊的文家村、郭家村也发现过条形堆纹陶器残片［6，7］。叠唇筒形罐是该类遗存很主要的器类，据三堂遗址陶器统计约占89.3%、上述遗址出土的叠唇筒形罐在器物造型和纹饰风格方面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所以是这类遗存典型的代表性器物。与叠唇筒形罐共存的其他器型有壶、钵、碗、孟，但出土数量少，其中壶无完整器，仅见口沿残片，从发表的线图来看似乎很难辨识其形态。
三堂遗址的地层关系表明，含条形堆纹陶器的一期遗存早于相当于小珠山上层文化的二期遗存。另据郭家村遗址第三、四层堆积中曾出现一些“用细泥条填充凸起”堆纹陶片的共存关系分析［8］，这类遗存的年代大体相当于小珠山中层时期或略晚些。碳十四测定数据小珠山中层距今6055年±315年，郭家村ⅡT6第六层距今5625年±125年（均经树轮校正）［9］，可供参考。
图一辽东条形堆纹陶器分布示意图
2.B区
位于下辽河流域，以沈阳、新民为中心。已知地点有沈阳肇工街［10］、新乐［11］新民高台山和偏堡子［12，13］。另外在本溪马城子B洞下层、水洞下层、九洞沟龙洞下层等地点也发现了含条形堆纹直腹筒形罐陶片，发掘者指出“从器形和纹饰观察具有偏堡子文化类型的器物特点”［14］。因此，太子河上游地段也应属于这一区域。筒形罐是B区的典型器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鼓腹叠唇筒形罐，其基本形态与A区同类器相似，另一种是直腹无叠唇筒形罐，为其他地区所不见。据东高台山遗址的统计，壶占出土陶器的28%，是与筒形罐伴出的主要器类。器形为矮领、长圆腹，个别的有器耳，器表施条形堆纹或刻划的线型几何纹。
以偏堡子为代表的这类遗存的年代，可以从陶器的纹饰特点及相关遗址的地层关系两方面推定。
（1）东高台山陶壶的正反三角复线纹和回字形复线纹、肇工街叠唇筒形罐上的梳齿纹，与丹东地区北沟和石佛山遗址出土陶器的纹饰相同，且往往施于同类陶器上，这表明它们的年代比较接近。后者的年代被认为大体相当于小珠山上层时期。
（2）东高台山遗址含条形堆纹陶片的地层被本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高台山文化所叠压。高台山文化很早一组碳十四年代数据距今3960年±220年，树轮校正年代4355年±245年［15］，B区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的年代下限当不晚于此。
3.C区
即千山东南至鸭绿江下游的丹东地区。经正式发掘的遗址有东沟县的石佛山［16］、岫岩县的北沟［17］。此外在丹东以北的宽甸县［18］、西朝鲜龙川郡的双鹤里，定州郡的堂山也先后发现条形堆纹陶片［19］。本区陶器群以折沿罐、敛口罐和壶为典型器物，还伴出有龙山文化的磨光黑陶圈足盘、三环足盘和镂孔豆。纹饰种类繁多，以刻划为主，常见的有人字纹、平行纹、三角形、网格纹、叶脉纹、复线几何纹、梳齿纹等，据北沟遗址发掘报道，各种刻划纹约占出土陶器的一半以上。饰条形堆纹的陶器数量不多，但特征显著。与A区比较，器物的基本组合及刻划纹和条形堆纹在各自器物群中所占比例均有明显不同。与B区比较，叠唇筒形罐和矮领长圆腹壶虽是两区共出的器物，但同一类器物的出现率和形态特征有所区别。例如叠唇筒形罐是B区的流行器物，尤其是施条形堆纹的筒形罐出现率较高，而在C区仅有少量发现，施条形堆纹的筒形罐则更少见。反之C区出土的陶壶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流行竖桥状耳。相比之下，B区的陶壶则显得形式单一，器耳不发达。此外，C区的条形堆纹折沿罐、敛口罐和打制的亚腰石锄及细石器等也为其他两区所不见。所以C区是与A、B区相区别的一个独立考古文化区。
本区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的年代相当于小珠山上层时期。北沟遗址已测定的碳十四数据距今4390年±150年和4680年±100年，大体接近实际年代。
二
以上材料表明，含条形堆纹陶器的遗存分布较广，且存在着时间差别。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区域性的共同现象，条形堆纹陶器很初产生于哪个地区，又是怎样传播的呢？下面我们将进行讨论。
筒形罐是沟通辽东各区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的典型器物。这种筒形罐除一般在器表上半部施条形堆纹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器口沿外侧贴泥片形成叠唇。依据叠唇筒形罐在各遗存中的相对年代，按照其口沿叠唇的形式及腹形和纹饰的变化，经排比得到以下演变的逻辑序列。
Ⅰ式：弧腹大平底。口沿外贴扁平泥片与器口尚有一定距离。三堂ⅡF3上∶14，器表条形和波浪形堆纹相间等距离均匀排列。三堂ⅡT202⑤∶7，器表直曲条纹之间施刻划纹，条形堆纹相对稀疏（图二，1、2）。
Ⅱ式：鼓腹小平底。口沿外贴泥片上缘与器口平齐，剖面呈三角形，东高台山80T1⑤∶3，器表直曲条形堆纹相间并施有刻划纹，其纹样与三堂ⅡT202⑤∶7标本相近（图二，3）。东高台山80T1⑤∶20，条形堆纹变粗呈节状，排列稀疏（图二，4）。石佛山曾采集到相似纹样的标本，亦可归入此式别（图二，5）。
Ⅲ式：口沿外贴泥片下缘向外翻。肇工街出土的标本器表均饰梳齿纹，同类器不见施条形堆纹者。石佛山遗址发掘简报中施梳齿纹的筒形罐亦不同条形堆纹筒形罐共存。因此，梳齿纹是继条形堆纹之后反映叠唇筒形罐发展过程的一个独立阶段（图二，6～8）。
Ⅳ式：折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直口叠唇，唇外有锯齿花边。石柫山ⅠＴ4∶36，素面无纹饰。根据辽东半岛黄海沿岸青铜文化素面叠唇筒形罐较发育的事实，推定此类标本为本排序的很后一段（图二，9）。
从器物形态学的角度观察，这一逻辑序列的演变为，口部叠唇由口沿外贴泥片上缘与口沿有一定距离逐渐发展到外贴泥片上缘与口沿平齐连成一体；口沿外贴泥片下缘经分离与器壁形成一定空隙到逐渐外撇向上翻，很后与口沿相平行；器形由弧腹大平底至鼓腹再到折腹小平底；纹饰由条形堆纹的细条密集排列到节状粗条稀疏分布，由取代条形堆纹的梳齿纹再到素面无纹饰。
检视各式别坐落位置可以看出，Ⅰ式分布于A区，Ⅱ式、Ⅲ式分布于B、C区，Ⅳ式仅见于C区。由此判断A区的叠唇筒形罐要比其他区的同类器早一个阶段。Ⅰ式筒形罐存在的A区文化内涵较单纯，反映的区域性特征很为明显，是迄今辽东地区出条形堆纹陶器很早的区域。B区的叠唇筒形罐出现时间要晚于A区，条形堆纹陶器在这类遗存中是主要文化成分之一。C区的叠唇筒形罐发现较少，在筒形罐上施条形堆纹的做法有退化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定，辽东地区的条形堆纹陶器有一个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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