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珍品研究9787510061615

　　序《中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珍品研究》

　　人类自从发明了文字，标志着已经迈进文明社会，便首先利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以及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和认识，档案由此而生。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思想受他所处社会的影响，也就必然影响到人类创作作品的真实性，正如唐代伟大的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著名史著《史通》所叹道：“实录，取妒权力；直笔，见仇贵族”。而档案是人类历史活动及自然状况的真实记录，不是创作，因此，它的真实度和可信度是较高的，当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在不同文献（如图书、杂志、期刊、影视等等）中的记载各异时，人们总是以档案为准，可见，从理论上讲，档案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要高于其它种类的文献。

　　此外，档案中记载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信息老化的问题，只要深入研究，且研究得法，就会发现，它比昨天还古老，它比明天更新颖。再过一千年，社会发展无论进步到何种程度，研究孔子思想，主要还得靠《论语》，这亦是档案的另一价值，是谓“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

　　档案“可见之史虽短，可溯之源甚长”，今日所见我国保存的汉文档案原件，大多为明代以后所遗留下来的，主要是清代及民国时期形成的。以此同时，我国还保存下来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档案，这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由汉族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和睦的大家庭，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和”多于“乱”，大家长期琴瑟和谐、相学相助，这一点，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各民族纷纷创造了自己绚丽多彩的文化，并涌现出了本民族的伟大人物，形成自己的光荣历史。各少数民族以自己的文字、独特的书写方式，将本民族的历史记录下来，形成了少数民族档案，这是迄今研究中华民族史最为珍贵、可信的原始证据。

　　人类历史上，凡结束了旧的社会制度、开创了新兴的社会制度、并有利于历史进步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当属历史巨人、民族英雄，如汉族的炎黄二帝、秦始皇、孙中山，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等。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亦不乏率领本民族创造了文字，标志着结束了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代表者，他们有个共同成就，在创造了本民族文字的同时，也形成了本民族档案。仅以“阿尔泰学”中我国的几位著名少数民族领袖为例：

　　全国人民十分景仰的藏族领袖松赞干布（617～650年），他学习唐朝文化，创立了藏文，使西藏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率先进入奴隶制社会，自此，藏族形成全面记录西藏历史的藏文档案，大多完好地珍藏至今。

　　从这些藏文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陲高原雪域的兄弟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渊源古老的伟大民族，其发达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仅次于汉族，居于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首，藏学成为“阿尔泰学”中文化内含最丰富的学科。

　　由于西藏高原寒冷干燥，有利于档案纸张保存，藏族同胞又历来崇尚祖上遗留下来的文献和文物，绝少战乱，因而，自南宋以来，大部分宗教档案、官方档案，保存至今，完好无损。如在纸张传入西藏之前，藏族广泛使用的“贝叶”档案，至今被神圣地珍藏着，当属国宝一级的档案。

　　再如，另一个曾经威震世界的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1162～1227年）和其孙忽必烈（1215～1294年）带领蒙古人告别了原始社会，迈进奴隶社会。忽必烈派八思巴（1239～1280年）将藏文改造成蒙古文，成为元朝官方文字，沿用至今。随之产生了蒙古族自己的蒙文档案，至今在西藏的扎什伦布寺保存着几年八思巴的壁画和元朝蒙文档案，属于中国最古老的档案之一。从蒙文档案中可以了解到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伟大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后来和大清王朝“相依为命”的关系。

　　另一个“阿尔泰学”的重要民族满族，他们祖上是十世纪左右的女真族，曾经建立金朝，有自己的文字。后被蒙古人打败，撤到中国长白山、黑龙江一带，过着渔猎、游牧的原始生活，在白山黑水的艰难生活中，失去了本民族文字。

　　直到明嘉靖年间，努尔哈赤（1559～1626年）统一了满族各部落，建立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于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派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作为满族统一的文字颁行。满文的诞生，意义重大。

　　满文的产生必然导致满文档案的出现。最初，满文写于木牌上，以白木为之，不加涂饰，长达尺余，短的仅数寸，宽狭大约一寸左右，牌下方有一小孔，四五片为一组，贯以皮条或麻绳，称为“满文木牌档案”，现有26片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乃上上珍品，属于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通过上述对“阿尔泰学”中极为重要的藏、蒙、满档案简略的介绍，可知对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并著书立说，是一件“功侔鲁壁”的大事情。

　　但是，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原因，长期以来，全世界对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极为不够。以中国为例，解放前的战乱，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将少数民族档案简单斥之为“反动统治阶级上层”的档案，仅用以批判或束之高阁，加之保管不善，甚至在“文革”中肆意焚毁，谈何研究？令人扼腕叹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档案事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通宵少数民族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古文字的人，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例如，1983年我应邀到西藏去讲档案学，参观档案馆时，见几位老者在整理历史档案，他们是硕果仅存的一些掌握古藏文的原农奴主。三十年过去了，祖国各项事业突飞猛进，他们的古藏文知识，不知后人传承得如何？

　　近些年来，对历史档案的研究论著，林林总总、硕果累累，其中不乏上乘之作，但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研究力作，仍显不够。

　　郑慧和朱兰兰选择的这个题目，意义不言而喻，既大力推介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增强各民族的自豪感；又通过档案的真实记录，讴歌了各民族对祖国的热爱及贡献。

　　她们在普查各民族档案文献的基础上，选择最能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与历史沧桑的档案文献珍品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档案文献这一人类群体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鉴往知来，去认识我国少数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去品味这些民族整个生活状况和民族精神。

　　本书不仅从理论上有助于推进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深度研究，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珍品的挖掘和保护；从现实上还有利于佐助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增进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郑慧和朱兰兰是我的博士生，他们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过关斩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攻读档案文献学。

　　在我校三年的学习期间，她们背井离乡，远离家人，刻苦攻读，孜孜不倦，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各科学业，顺利地通过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还在学习期间在海内外诸多刊物发表学术价值较高的优秀论文，并参加多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尤其有幸参加“清史纂修工程”。她们的上述著述，收到海峡两岸档案专家、历史专家众口一词的赞许，这对于一个在校学生来说，难能可贵。

　　她俩博士毕业后，分别在高校教授档案学，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仍“孤灯寒夜”、“汉经唐史”，笔耕不止，可喜可贺，这部专著便是明证，愿后起之秀再摘桃李。

　　刘耿生

　　2012年4月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珍品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有助于推进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深度研究，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珍品的挖掘和保护；从现实上还有利于佐助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增进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