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歌唱的理由978750868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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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莱纳·马利亚·里尔克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87001
出版时间2018-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1046356370838372355
上书时间2024-12-22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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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在众多中成为唯一
自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创刊，《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唯一一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唯一，本身就构成一种绝对的优势，因为读者别无选择。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透过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国读者次读到了众多优秀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可以想象，当《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肖洛霍夫、希门内斯、茨威格、哈谢克、福克纳、泰戈尔、迪伦马特、艾特玛托夫、皮兰德娄等等世界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和荒诞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莫拉维亚、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亚、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亚马多、霍桑、辛格、冯尼格等文学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或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会直接或间接打开写作者的心智。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审美上的新鲜和先进，心灵上的震撼和滋润，加上唯一的窗口，这让《世界文学》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也让《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视作理想的文学刊物。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外国文艺》《译林》《译海》《中外文学》《外国文学》等外国文学刊物涌现时，《世界文学》不再是外国文学译介唯一的窗口，而是成为众多窗口中的一个。当唯一成为众多时，《世界文学》又该如何体现自己的优势？事实上，我的前辈们已经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案。如果让我稍稍总结一下，我想基本上有这些经验：点，编辑的素养和能力；《世界文学》的编辑一般都既要有研究能力，也要有翻译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是研究型和创作型相结合。有了这样的编辑队伍，也就能做到第二点，选题的深入、精准和权威。由于编辑都能掌握和研究手资料，同时又背靠着一家研究所，因此，《世界文学》的选题大多是在深入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就这样，我们最先译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赫尔塔·米勒、门罗、赫拉巴尔、克里玛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外国作家。而选题的实现，又需要第三点，也就是一支优异的译作者队伍。总之，有一流的编辑，一流的选题，一流的译作者，刊物自然而然也就是一流的。
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追求的，有温度的，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气质的；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同时闪烁着艺术之光、思想之光和心灵之光。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精神和情怀：热爱、敬畏和坚持。事实上，坚持极有可能是抵达理想的秘诀，是所有成功的秘诀。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现能力，应
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理想的文学刊物就该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理想的文学刊物还应该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将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读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当唯一成为众多时，如果能做到这些，一份刊物就会保持它的权威性、
丰富性和独特性，就会起到引领和照亮的作用，就会以持久的魅力吸引读者的目光，就会在众多中再度成为唯一。当唯一成为众多时，我也深深地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些，会有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六十余年，近四百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译介过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计数，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在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译者和编辑的心血和足迹。即便困难重重，只要文学情怀不变，我们就唯有坚持，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当作新的开端，一步，一步，不断走向高处，更高处。
《世界文学》杂志主编 高兴
编后记
诗歌，记忆，初春的祝福
我们总在忙碌，我们似乎越来越忙碌。忙碌中，时间是不知不觉的，心理是紧张纠结的。这时，一支歌，或者一首诗，兴许能让我们进入片刻的宁静。初春，当我再次读到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时，我便沉浸于那片刻的宁静：
春天回来了。大地
像个女孩读过许多诗篇；
许多，啊许多……她得到奖励
为了长期学习的辛酸
……
那宁静是贴心的，是舒展的，是令人醒悟的，也是让人回溯的。宁静中，我忽然意识到，春天真的已经来临。想着一些人，想着一些事，在莫名的感动中，我竟翻出了从前的一些文字。那些亲爱的文字，尽管有着缺陷和稚嫩，可我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改动。就让它们保持最初的样子吧。起码，可以帮助我暂时回到过去。时常，心里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其实只有过去。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走向过去。
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我曾译过她的一首机智又有趣的短诗《三个最古怪的词》：
当我读出“未来”这一词时，
个音节已属于过去。
当我读出“寂静”这一词时，
寂静已被我破坏。
当我读出“虚无”这一词时，
我制造出某种事物，虚无难以把握。
一开始，女诗人就试图消解一个虚拟的时间维度：未来。想想也是。倘若时间总在流逝，那么，哪里还有现在？哪里还有未来？这特别容易让人陷入虚无。但辛波斯卡仿佛决绝地说：就连虚无都值得怀疑。
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不同时间读，都会有不同的心得。而优秀的诗歌文本，正需要经得起反复阅读，且常常能激发起读者的心灵互动。这几乎成为一项审美标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觉得，《世界文学》的不少诗作就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种子肯定早已留在了我们身上。种子其实也同样留在了《世界文学》身上。时间推移，不少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植物，长成一片片农田、果园和林子。
谈到《世界文学》的诗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动情地写道：
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希梅内斯等等世界杰出诗人的诗篇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阿波利奈尔、埃利蒂斯、阿莱克桑德莱、米沃什、勃莱、博尔赫斯等等诗歌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诗歌的力量，在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是如此的显著，如此的巨大。甚至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诗歌，尤其是外国诗歌，依然处于人们阅读生活的中心。就连约会，恋人们都往往会手捧着一册诗集。广播里和电影中也都会不时地响起诗歌的声音。“当你的眼睑发暗，也许是因为困乏，/ 我将点燃双手/ 把你奉献，像献出我的一个发现，/ 仿佛上帝正一无所有。”（霍朗《恋歌》）诗歌的力量，有时，就如同爱的力量，神奇，而美好。
创刊至今，《世界文学》一直和诗歌有着紧密的、恒久的关联。前辈编辑和编委中，冯至先生，陈敬容先生，戈宝权先生，卞之琳先生，王佐良先生，邹荻帆先生，罗大冈先生，李光鉴先生……都是优秀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诗歌，同小说和散文一道，成为《世界文学》三大品牌栏目。几乎每期，读者都能在《世界文学》遇见一些闪光的诗人和诗篇。有些读者，尤其是那些诗歌写作者，甚至就冲着诗歌而捧起了《世界文学》。因此，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我又接着写道：“可以说，没有诗歌，《世界文学》也就会变得残缺，狭隘，少了份光泽，缺了点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世界文学’。”那么，《世界文学》中的诗歌，也就是译诗，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诗人车前子承认：“译诗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隐秘部分，是可以和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相对应的。译诗影响、参与和共建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也影响、参与和共建了译诗。”车前子甚至断言：“当代汉语诗人没有不受到过译诗影响。”
这其实从一个角度说出了《世界文学》中的诗歌存在的深长意味和基本理由。
六十多年，近四百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无疑已经绘制出一幅世界诗歌地图。山峰，丘陵，河流，路途，森林，湖泊……各式风貌，各种形势，各类气候，应有尽有。抒情的，沉思的，精致的，玄妙的，拙朴的，传统的，前卫的，实验的，清晰的，朦胧的，深沉内向的，热烈奔放的，机智幽默的，轻盈的，厚重的，注重意象提炼的，捕捉日常瞬间的，深入内心世界的，揭示人性幽微的，富含宗教意味和神秘气息的，指向人类高度和宇宙本质的……各种声音，各种味道，各种手法，无所不包。但由于篇幅和版权等缘由，我们仅仅将编选目光投向了二十世纪，并且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二十七名诗人的短诗上。依照车前子的说法，一个诗人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编选《我歌唱的理由》，就有点像是诗歌联合国召集了一场诗歌国际会议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编选过程中，我们既注重经典性，又看重代表性和丰富性，既注重诗人地位，同样也重视译诗水准。译者中大多是一流的诗歌翻译家，其中许多身兼诗人和译者双重身份。一流的诗人，一流的诗作，一流的译笔，成就一本别具魅力的诗选集。这起码是我们的艺术追求。
诗歌阅读最美妙的状态是怎样的呢？对此，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回答。思考此问题时，俄罗斯诗人勃洛克的诗歌《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忽然在我耳边轻轻响起，仿佛回应，又像是拯救：
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
向你飘去，你也和它们一起飘，
你将自己投入——我们不解的、
蔚蓝色的梦的怀抱。
在你面前不尽地展现
大海、田野、山峦、森林，
鸟儿在自由的高空彼此呼唤，
云雾升腾，天穹泛起红晕。
而在这地面上，尘埃里，卑贱中，
他瞬间看到了你不朽的面容，
默默无闻的奴仆充满着灵感，
歌颂你，你对他却置若罔闻。
在人群中你不会将他识辨，
不会赏赐他一丝笑影，
当时，这不自由的人正在后面追望，
刹那间品味到你的永恒。
我多么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这部诗选时，也能随着那一道道“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一起飘，将自己投入“蔚蓝色的梦的怀抱”，并且，如果足够专注，足够幸运，也能在刹那间品味到诗歌的永恒，和无尽的美好！
如此看来，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既是记忆，也是祝福，初春的祝福。
高 兴
2018 年初春于北京
序
在众多中成为唯一
自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创刊，《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唯一一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唯一，本身就构成一种绝对的优势，因为读者别无选择。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透过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国读者次读到了众多优秀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可以想象，当《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肖洛霍夫、希门内斯、茨威格、哈谢克、福克纳、泰戈尔、迪伦马特、艾特玛托夫、皮兰德娄等等世界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和荒诞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莫拉维亚、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亚、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亚马多、霍桑、辛格、冯尼格等文学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或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会直接或间接打开写作者的心智。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审美上的新鲜和先进，心灵上的震撼和滋润，加上唯一的窗口，这让《世界文学》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也让《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视作理想的文学刊物。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外国文艺》《译林》《译海》《中外文学》《外国文学》等外国文学刊物涌现时，《世界文学》不再是外国文学译介唯一的窗口，而是成为众多窗口中的一个。当唯一成为众多时，《世界文学》又该如何体现自己的优势？事实上，我的前辈们已经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案。如果让我稍稍总结一下，我想基本上有这些经验：点，编辑的素养和能力；《世界文学》的编辑一般都既要有研究能力，也要有翻译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是研究型和创作型相结合。有了这样的编辑队伍，也就能做到第二点，选题的深入、精准和权威。由于编辑都能掌握和研究手资料，同时又背靠着一家研究所，因此，《世界文学》的选题大多是在深入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就这样，我们最先译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赫尔塔·米勒、门罗、赫拉巴尔、克里玛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外国作家。而选题的实现，又需要第三点，也就是一支优异的译作者队伍。总之，有一流的编辑，一流的选题，一流的译作者，刊物自然而然也就是一流的。
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追求的，有温度的，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气质的；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同时闪烁着艺术之光、思想之光和心灵之光。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精神和情怀：热爱、敬畏和坚持。事实上，坚持极有可能是抵达理想的秘诀，是所有成功的秘诀。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现能力，应
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理想的文学刊物就该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理想的文学刊物还应该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将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读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当唯一成为众多时，如果能做到这些，一份刊物就会保持它的权威性、
丰富性和独特性，就会起到引领和照亮的作用，就会以持久的魅力吸引读者的目光，就会在众多中再度成为唯一。当唯一成为众多时，我也深深地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些，会有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六十余年，近四百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译介过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计数，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在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译者和编辑的心血和足迹。即便困难重重，只要文学情怀不变，我们就唯有坚持，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当作新的开端，一步，一步，不断走向高处，更高处。
《世界文学》杂志主编 高兴
编后记
诗歌，记忆，初春的祝福
我们总在忙碌，我们似乎越来越忙碌。忙碌中，时间是不知不觉的，心理是紧张纠结的。这时，一支歌，或者一首诗，兴许能让我们进入片刻的宁静。初春，当我再次读到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时，我便沉浸于那片刻的宁静：
春天回来了。大地
像个女孩读过许多诗篇；
许多，啊许多……她得到奖励
为了长期学习的辛酸
……
那宁静是贴心的，是舒展的，是令人醒悟的，也是让人回溯的。宁静中，我忽然意识到，春天真的已经来临。想着一些人，想着一些事，在莫名的感动中，我竟翻出了从前的一些文字。那些亲爱的文字，尽管有着缺陷和稚嫩，可我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改动。就让它们保持最初的样子吧。起码，可以帮助我暂时回到过去。时常，心里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其实只有过去。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走向过去。
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我曾译过她的一首机智又有趣的短诗《三个最古怪的词》：
当我读出“未来”这一词时，
个音节已属于过去。
当我读出“寂静”这一词时，
寂静已被我破坏。
当我读出“虚无”这一词时，
我制造出某种事物，虚无难以把握。
一开始，女诗人就试图消解一个虚拟的时间维度：未来。想想也是。倘若时间总在流逝，那么，哪里还有现在？哪里还有未来？这特别容易让人陷入虚无。但辛波斯卡仿佛决绝地说：就连虚无都值得怀疑。
幸好还有记忆，幸好还有记忆储存的痕迹，我们的人生才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我们的劳作也才有了真真切切的依据和动力。因此，任何写作，包括诗歌写作，严格而言，都是记忆写作。而所有的想象，究其根本，都是记忆的启示，拓展，蔓延，和发挥。因此，文学，也可以说，就是一门记忆艺术。活着，并且记住，并且将一切难忘的痕迹用文字艺术地呈现出来，这是写作者的责任，也是阅读者的幸福。阅读时，同样是记忆，让共鸣和感动成为可能。
而此刻，记忆和诗歌，诗歌和记忆，已完全融为一体了。少年和青年时期，不少诗歌都是从《世界文学》读到的。坦率地说，当时，有些诗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就是觉得美和好，就是愿意反复地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不同时间读，都会有不同的心得。而优秀的诗歌文本，正需要经得起反复阅读，且常常能激发起读者的心灵互动。这几乎成为一项审美标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觉得，《世界文学》的不少诗作就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种子肯定早已留在了我们身上。种子其实也同样留在了《世界文学》身上。时间推移，不少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植物，长成一片片农田、果园和林子。
谈到《世界文学》的诗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动情地写道：
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希梅内斯等等世界杰出诗人的诗篇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阿波利奈尔、埃利蒂斯、阿莱克桑德莱、米沃什、勃莱、博尔赫斯等等诗歌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诗歌的力量，在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是如此的显著，如此的巨大。甚至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诗歌，尤其是外国诗歌，依然处于人们阅读生活的中心。就连约会，恋人们都往往会手捧着一册诗集。广播里和电影中也都会不时地响起诗歌的声音。“当你的眼睑发暗，也许是因为困乏，/ 我将点燃双手/ 把你奉献，像献出我的一个发现，/ 仿佛上帝正一无所有。”（霍朗《恋歌》）诗歌的力量，有时，就如同爱的力量，神奇，而美好。
创刊至今，《世界文学》一直和诗歌有着紧密的、恒久的关联。前辈编辑和编委中，冯至先生，陈敬容先生，戈宝权先生，卞之琳先生，王佐良先生，邹荻帆先生，罗大冈先生，李光鉴先生……都是优秀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诗歌，同小说和散文一道，成为《世界文学》三大品牌栏目。几乎每期，读者都能在《世界文学》遇见一些闪光的诗人和诗篇。有些读者，尤其是那些诗歌写作者，甚至就冲着诗歌而捧起了《世界文学》。因此，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我又接着写道：“可以说，没有诗歌，《世界文学》也就会变得残缺，狭隘，少了份光泽，缺了点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世界文学’。”那么，《世界文学》中的诗歌，也就是译诗，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诗人车前子承认：“译诗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隐秘部分，是可以和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相对应的。译诗影响、参与和共建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也影响、参与和共建了译诗。”车前子甚至断言：“当代汉语诗人没有不受到过译诗影响。”
这其实从一个角度说出了《世界文学》中的诗歌存在的深长意味和基本理由。
六十多年，近四百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无疑已经绘制出一幅世界诗歌地图。山峰，丘陵，河流，路途，森林，湖泊……各式风貌，各种形势，各类气候，应有尽有。抒情的，沉思的，精致的，玄妙的，拙朴的，传统的，前卫的，实验的，清晰的，朦胧的，深沉内向的，热烈奔放的，机智幽默的，轻盈的，厚重的，注重意象提炼的，捕捉日常瞬间的，深入内心世界的，揭示人性幽微的，富含宗教意味和神秘气息的，指向人类高度和宇宙本质的……各种声音，各种味道，各种手法，无所不包。但由于篇幅和版权等缘由，我们仅仅将编选目光投向了二十世纪，并且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二十七名诗人的短诗上。依照车前子的说法，一个诗人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编选《我歌唱的理由》，就有点像是诗歌联合国召集了一场诗歌国际会议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编选过程中，我们既注重经典性，又看重代表性和丰富性，既注重诗人地位，同样也重视译诗水准。译者中大多是一流的诗歌翻译家，其中许多身兼诗人和译者双重身份。一流的诗人，一流的诗作，一流的译笔，成就一本别具魅力的诗选集。这起码是我们的艺术追求。
诗歌阅读最美妙的状态是怎样的呢？对此，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回答。思考此问题时，俄罗斯诗人勃洛克的诗歌《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忽然在我耳边轻轻响起，仿佛回应，又像是拯救：
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
向你飘去，你也和它们一起飘，
你将自己投入——我们不解的、
蔚蓝色的梦的怀抱。
在你面前不尽地展现
大海、田野、山峦、森林，
鸟儿在自由的高空彼此呼唤，
云雾升腾，天穹泛起红晕。
而在这地面上，尘埃里，卑贱中，
他瞬间看到了你不朽的面容，
默默无闻的奴仆充满着灵感，
歌颂你，你对他却置若罔闻。
在人群中你不会将他识辨，
不会赏赐他一丝笑影，
当时，这不自由的人正在后面追望，
刹那间品味到你的永恒。
我多么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这部诗选时，也能随着那一道道“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一起飘，将自己投入“蔚蓝色的梦的怀抱”，并且，如果足够专注，足够幸运，也能在刹那间品味到诗歌的永恒，和无尽的美好！
如此看来，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既是记忆，也是祝福，初春的祝福。
高 兴
2018 年初春于北京
作者简介
《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家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重要文学期刊。1953年7月，《世界文学》创刊，当时定名《译文》。1959年1月起，更名为《世界文学》。历任《世界文学》主编有茅盾、曹靖华、冯至、陈冰夷、叶水夫、高莽、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余中先，现任主编为高兴。
《世界文学》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为宗旨，全面、客观地为读者展示现当代外国文学的本质面貌，着力介绍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已出版三百七十七期，译介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文学作品。许多享誉世界的名家名作都是首先经由《世界文学》译介，才被我国的出版社与读者所了解、熟悉。
六十五年，近四百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译介过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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