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集:谢冕文论精选978721107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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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冕著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1071814
出版时间2014-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0元
货号8599060
上书时间202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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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冕，福建福州人，生于1932年，有名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创建者。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主编、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新诗评论》主编等。著有《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等作品。谢冕先生自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退休，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目录
人与诗：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代序）
――谢冕教授访谈录
辑 诗潮篇
在新的崛起面前
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
――论新诗潮（一）
冲突与期待：加入世界的争取
――论新诗潮（二）
错动和飘移：诗美的动态考察
――论新诗潮（三）
美丽的遁逸
――论中国后新诗潮
第二辑 诗史篇
昨夜星辰
――中国新诗1891―1915
20世纪中国新诗:1949―1978
一个世纪的背影
――中国新诗1977―2000
20世纪中国新诗：1989―1999
第三辑 诗人篇
我们面对一个海
最初的启迪
――以此庆祝冰心先生创作七十周年
林庚的诗歌精神
先生本色是诗人
长青树的祝福
――在郑敏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论舒婷
一颗星亮在天边
――纪念穆旦
第四辑 反思篇
论中国当代文学
丰富又贫乏的年代
――关于当前诗歌的随想
文学的纪念(1949―1999)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论中国新诗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艰难前进
回望百年
――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学术年表
燕园集记
内容摘要
人与诗：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代序）
——谢冕教授访谈录
张洁宇
"谢冕，1932年生，福建福州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新诗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学术委员。主要著作有《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谢冕编年文集》等，另有散文随笔集多种。"
诗人与他的时代
张洁宇（以下简称张）：谢老师，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让我们先从去年出版的《谢冕编年文集》说起吧。十二卷本共六百多万字的文集记录了您从1947年到2012年的文学生命，其规模之大与历史之长都令人惊叹。从这里，读者不仅看到了您亲身参与和推动了的新诗的历史，更看到了一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诗歌批评家的人生。当年林徽因在回忆徐志摩的时候曾经说，徐志摩是中国诗坛上一个不可重复的可爱的人格。洪子诚老师似乎也多次说过，谢冕首先是一个诗人。所以我们今天的访谈不如先从“人”说起，把您最钟爱的“诗”先放在一边。因为我想，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先做人，再写诗；先做人，再做学问。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谢冕（以下简称谢）：我当然同意你的看法，也很乐意与你讨论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开始我们的谈话，我觉得你是理解我的。你刚才提到徐志摩，我恰好前天（5月8号）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反季节”写作》的小文章，是我的一本散文集的自序，其中就提到了徐志摩。我说起高秀芹以前在编我的一本散文集时请教过洪子诚先生。洪先生对她说：“谢老师的文章大多质量都很平均，选择有时候有点为难。总的说，能增加些一点‘沉重’东西较好；因为他不仅是林语堂，也还可能是鲁迅；虽然他自己在极力向林语堂转化。”秀芹在《咖啡或者茶》的序文中说到这事，她认为我是“梁实秋化”。不过我说：“此刻，我要展现的不是鲁迅，也不是梁实秋，也许是林语堂，或者竟是徐志摩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我并不能真与徐志摩相比，他是大诗人、真正的性情中人。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与沉重严肃的鲁迅式的风格相比，我还是更愿意写一些轻松的文字。我希望写作是快乐的，我希望读者读我的文章的感觉是快乐的。我不喜欢颓唐之语，我想要“放下”人生中曾经的沉重和苦难。我说：“生命于人只有一次，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珍爱生命，珍爱我们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要用我的文字温暖他们，也温暖自己。”这就是我的“反季节写作”。我的人生已届深秋，但我要继续书写春天。这是我现在对文学和写作的一点看法，其实也是我的人生观。你说“先做人，再写诗；先做人，再做学问”，我是非常赞同的。诗歌是不能与诗人的人格分开来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样，诗歌是我的生命，诗歌是我的信仰。
张：您所说的对于沉重与苦难的“放下”，让我很有感触。我记得您以前也曾说过：“我的局部的乐观是建立在整体的悲观之上的，我并不肤浅。但是我到底还是乐观主义者。我主张以快乐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一切苦厄。我的主张就是认真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享受每一天，也美丽每一天。”我想，这就是您的人生哲学。我想问的是：您觉得这样的人生哲学对于您的人生与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大家都说您永远是明亮爽朗的，但我相信，对于人生，您一定也有过愤怒、失望，甚至悲伤的时候，但您的姿态始终是积极的、宽容的。您是怎么看待自己这样的性格与态度的？
谢：我说过这话，我的确认为这并不是浅薄。比如刚才说到的几个人，鲁迅是伟大的，他的思想非常深刻，文字的风格比较紧张；梁实秋比他闲适一些，有学者气质，但内在仍然非常严肃；相比之下，林语堂和徐志摩可能就更“好玩”一些。这些都是宝贵的风格与性格。我希望自己能继承这些前辈们的精神，这是我的人生追求。但是，悲观和深刻并不一定要表现为沉重与紧张。我也写过紧张的文字，当然可能也没有那么深刻，但我现在的文字是快乐温暖的。因为，一来我总觉得，“昨天”不是我的，因为它已经过去，“明天”也不是我的，因为它是未知的，我能把握的只有“今天”，所以我要把每一个“今天”都过得充实、积极、快乐。这就是我所谓的整体的悲观和局部的乐观。第二，这也是我的文学观。我相信文学就应该是让人在空虚的时候获得充实，诗歌就应该是让人在痛苦中看到阳光、听到音乐。它应该给人带来希望和理想。这是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的——：
其实，我从童年开始就没有怎么感受过快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痛苦和艰难，生活的艰难、求学的艰难，甚至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所以我在心理上是没有童年的，因为我从小就非常痛苦、非常忧患。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我的性格，不是消沉，而是比别人更加积极。对美好的东西特别敏感，对明天和未来非常向往，一种很强烈的理想主义。正因为对现实非常不满，所以要把希望寄托在想象之上，而诗歌就是这样与我生命的追求重叠在了一起。
诗歌是想象的，诗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给我安慰，让我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看到希望。生活中的贫穷、饥饿、忧惧、痛苦让我不得不远离人群，在这个时候，只有诗歌能安慰我，你不知道它带给我的安慰有多么重要。所以我对诗歌始终充满感恩，我说文学是我的宗教，诗歌是我的信仰，因为那的确成为我的精神寄托，让我觉得在我在现实生活中是贫穷的，但在文学中、在诗歌中，我非常富有。
我刚开始读的基本都是古诗。我的童年阅读中没有一般孩子喜欢读的那些《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之类，我跳过了那些更有娱乐性的东西，直接接触唐诗，进入纯文学的阅读，同时自己也学着写诗。后来开始接触新文学，读新诗，同样非常喜欢。不同于从唐诗中获得安慰，新诗让我看到一种更加自由的表达。我亲近那样的表达，向往着自己也能那样写诗，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诗人。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这就是我的人生与诗歌的相遇。在我痛苦的时候，是诗歌带给我安慰和希望。
张：收入文集的第一首诗是写于1947年的，那时候您在上高中吧？
谢：不是高中，是初中。我受的教育是这样的：我念过很多所小学，转学了六七次。一是因为日军侵华，要逃难；二是因为常常缴不上学费，念不下去，要去找学费更便宜甚至免费的公立学校上学。但中学我只上过一所，那是爱尔兰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三一中学。因为那所学校的一位校董是我的小学老师的大哥，通过我的老师推荐和说情，这位校董开了个条子，允许我免交部分学费。那时缴学费就是交多少斤大米，我因为校董的条子可以少交一些，家里变卖东西好不容易凑够了学费，我才得以进入那所中学。
教会学校的条件很好，不过我不是好学生。那时我只热衷于两件事：革命和诗歌。我的数理化都不好，英语也不好好学。教会学校用的都是英国学生的课本，本来是很好的学英语的条件，但我就是对那些都不感兴趣。我迷恋诗歌，还写诗与同学唱和。这么说来，还是汉语更能吸引我。
我上中学的那个时代很特殊，上的是教会学校，但心里向往的是革命，所以一面反抗基督教的思想，一面却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这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复杂的时代造就的，只有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才有这样的经历。我后来想，我生长在福州那样一个“五口通商”的城市里，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在江海文化的交汇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很多影响。比如我对西方的理念有比较多的认同，我更倾向于英美而不喜欢俄国，这都有时代的原因。
1949年全国解放，我当时上高一。8月我就投身革命，到部队去了。革命也是我的理想，那时非常真诚，就是要告别饥寒交迫的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做一个热血青年、做一个诗人，这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
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您第一次这样详细地谈到自己童年的经历。这让我更了解了您的人生观与性格的形成，也更能体会到您对诗歌的独特感情。难得的是，您对诗歌的这份热爱保持了一生，而不是随着年龄渐长而慢慢消磨了。直到此刻，我都能感受到您谈论诗歌时的激动，这种激动是有感染力的。应该说，您这一生都与诗歌相关，我想，这既是一种热爱，又是一份专注和专心。能不能请您谈谈，在您看来“诗”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您认为诗歌最根本的特征和要素是什么？
谢：诗是什么，我说不清。我研究了一辈子诗歌，但无法给出一个定义。我自己对诗歌的认识是从古诗到新诗的。小时候痴迷于唐诗，似懂非懂，陶醉于它的音乐性，所以喜欢读，大量地背诵。后来因为思想激进，认同新文学，开始领会新文学的自由，体会不同作家的风格。那时候我最喜欢冰心和巴金。冰心温柔优雅，文字中充满爱与美，有一种优美的古典韵味，这是我喜欢的。巴金充满激情，追求理想，有反抗精神，这也是我特别接受的。那时候读不太懂鲁迅，我现在总说我们要一辈子读鲁迅，鲁迅太伟大了，他太深刻也太痛苦。那时候因为我对文学和社会的认识都不够深刻，所以不容易读懂他。
回到你的问题：我对诗歌的认识，从古诗到新诗，认识到诗歌是要在艺术和精神两个方面并重的。你问我诗歌最根本的特征，我觉得至少有两条。第一，诗是一种“无中生有”。我相信文字能创造虚空中的实有，我相信文学能填补人们生活中和精神上的缺憾。就像诗曾经让我自己贫乏的童年变得富有一样，诗应该是人们在现实中对于现实之外的理想的一种追求。
第二，诗是自由。诗是人们对自由的寻找和表达。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宁可不要诗歌。还是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原来梦想着成为一个诗人，我渴望在诗中自由地表达。但是后来我遇到了困境，甚至是幻灭。我发现在那个环境中我无法自由地写诗，我的思想和表达不再自由，而变得心生畏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那时我就对我的诗人梦“断念”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能自由地写诗，我宁可不写。后来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还写过一些诗，但我知道我不是诗人了。那不是我理想的写作状态，不是我要写的诗，甚至连“我”都消失了。可能是我对现实比较敏感，我那时就知道这件事不可为了。
无法自由地写诗和从军队复员，让我的诗人梦和热血青年梦都破碎了。也正是这种失望，促使我的成熟。我开始理性地对诗歌有所思考，我把我对诗歌的失望引向了后来对中国新诗历史与建设的观察与思考。在诗人梦的破灭中，我的学者的思维开始逐渐生长。
"张：从一个诗歌少年成长为一位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诗歌批评家，这个转变是在北大中文系实现的。来谈谈您在北大上学的日子吧。在五十年代的北大校园里，文学不是纯粹的东西，诗歌也承载了艺术之外的因素。对于这个问题，您刚才已经谈到了作为当事者的感受。那么，作为一个新诗史的研究者，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五十年代的各种历史现象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中国的革命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意识形态的演进联系在一起，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中国新诗与中国现代的历史密切相关，近现代的中国一直处于贫穷弱小、落后受欺的处境，其文学追求、文学性格都与这样的历史处境相关，形成了某些独特的特征。这个问题我也是逐渐认识和理解的，我愿意从社会的内在与外在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中来思考这种文学形态的生成。我觉得，这其实同样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财富。因为在这样的历史中，锻炼了中国几代学者和作家，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现在可以反思和批判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形态与现象，但我们更应该带着一种理解的眼光，去认识这一切产生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这不仅仅需要一种所谓“历史的同情”，更需要一种学理的角度和研究的方法。"
比如我们讨论过多次的“好诗主义”与“历史主义”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好诗首先要“好”在艺术上。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的形态，首先要符合艺术的标准，只有思想标准是不够的，所以我坚持“艺术第一、思想第二”。但同时，我们又必须要把这个艺术品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看看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它“好”在什么地方。我以蔡其矫先生为例子来说：蔡先生是华侨、富家子弟，因为向往革命回到祖国，应该说他代表了一代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典型道路。蔡其矫一生追求美，写美文和美诗。我们现在看五十年代的诗歌，觉得蔡其矫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因为他的诗表现出一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时的环境是非常严酷的，要求诗歌做政治的传声筒，但蔡其矫并没有这么做——即便有时被迫做过一些也是出于无奈——他大体上保持了他自己对于纯美的一贯追求。我们只要把他的诗拿出一两首放在当时的背景中来看，就能看出他的了不起。当大家都批判个人主义、批判小我、批判软绵绵的感觉的时候，他在《红豆》里写的却是：“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在当时的环境里，别说写，读到这样的诗句都会让人紧张，让人心惊肉跳，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的勇敢。当大家都在讲“大跃进”有多好的时候，他又写出了《汉水四首》和《川江号子》。在《雾中汉水》中，他写到：“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着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在《川江号子》中他写：“你碎裂人心的呼号，/来自万丈断岩下，/来自飞箭般的船上；/你悲歌的回声在震荡，/从悬崖到悬崖，/从旋涡到旋涡；/……我看见眼中的闪电，额上的雨点，/我看见川江舟子千年的血泪，/我看见终生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在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下来看，你说他有多了不起！他在那个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以特有的“低沉”的声音表达了诗人的高贵品质。我觉得，在五十年代的诗人当中，蔡其矫是最值得肯定和尊敬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郭小川。我们看到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对特定时代的反映，但同时也要看到他的超越性。他在《白雪的赞歌》里写爱情，在《深深的山谷》中写知识分子的苦闷，在《一个和八个》中写人性。这些独立的思考和表达在那样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简直就意味着叛逆，但是他坚持这样的探险。他也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留给我们的财富。
"再比如，有人批评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说他在大家都挨饿的时候把诗写得那么美，不真实。可我觉得这个批评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挨饿，所以才需要美；就是因为现实的苦难，才需要幻想、需要诗歌。了解那段历史、了解诗歌的意义，就知道这不是虚假的，反而可能是更真实的感情，这是文学艺术的真实。"
所以说，无论面对哪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时代的环境去理解它。朦胧诗的价值也在于它为时代代言，体现了诗歌在那个动乱高压的时代中的批判性，体现了诗人与他们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再说远一点儿，就算古诗也是一样。李白的放浪形骸、歌吹诗酒，多么地浪漫啊，但其实那也是他的时代，那是唐朝的“当代写作”。所以我说，诗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同样，批评家和研究者对诗的理解和评价，也必须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
"张：您说到诗人与他的时代，倒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在《谢冕编年文集》中，对于无论哪个时代的旧稿，您都“坚持一字不改”。无论是年少的痕迹，还是政治的影响，全部都保留了下来。这么做也是需要勇气的。我想问的是，您这样的做法是否就源于您对于历史的一种态度？是否也是在用自己的文字生命来反映一个时代？"
"谢：你说得很对。你是第一个和我谈到这个问题的人。我的“一字不改”，一是说明我对历史的态度，二是说明对我自己的认识。我曾经说，伟大的人塑造一个时代，一般的人只能被时代所塑造。我就是一个被时代塑造的普通人，时代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留下了痕迹，我为什么要去掉他呢？有的人竭力想要去掉这些痕迹，希望追求自我形象的完美，但我从不觉得自己要完美。我生活在这个时代中，追随着这个时代，受到时代的限制和塑造，尽管也有时并不乐意按时代的要求去做，但最终还是做了，这里面的委屈，只有自己明白。对于这一切，我为什么要回避它？这就是真实的、有缺点的、受到时代的改造——并且也许没有改造好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我愿意把历史和自己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这也说不上什么勇气吧。"
"文集中有一篇1976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题目是《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战歌——读小靳庄大队的两本新诗》。当时就有一个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好朋友——批评我说：“谢冕，你不应该写那个文章。”这是我的诤友，我到现在想起来仍然很感动。那篇文章确实不该写。我当时也知道《人民日报》约稿的用意，我想回避特有的宣传用语，就取了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歌”这样的题目，但是《人民日报》不通过这样的题目，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政治宣传，所以还是改成了后来这个题目。这篇文章不该写，但我写了。为什么要写？老实说，因为那时发表文章非常难，能够发表文章就意味着一种被认可。当时也没有稿费，但是文章能发表就说明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没问题的，是经过了政审的，是可以说话的。这种认可在当时太重要了。我知道不该写，但我当时抗拒不了这种诱惑。另外，我那时带着学生去《人民日报》实习，让我写我不写的话也算是表明了一种态度，这样的态度对我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还是写了。"
"张：问题是也有其他人写过这样不该写的东西，但到收文集的时候也许就不收了。可是您收了。"
"谢：我要收，一定要收。我在文字上是不隐瞒我做过的任何事情的，文字写了就要负责。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经历过来的，可能事实很复杂，心理也很复杂，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另外还有一篇，是发表在1983年11月《北京大学校刊》上的一篇访谈，题目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得到提高——访中文系副教授谢冕》。那算是我对《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的“检讨”吧。本来，对于对“崛起”的批判我是从来不回应的。按照我的性格，我是只顾自己表达，不愿回应别人的批评的。所以“三个崛起”中他们两个都检讨过，我没有。但那一次我也顶不住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妥协。文章不是我写的，是北大校刊记者的采访。因为当时在一次高校宣传工作的会议上，胡乔木在讲话中点名批评了北大的两个人，就是朱光潜先生和我。说朱先生什么我不清楚，说我就是因为那篇《在新的崛起面前》。当时哲学系有人参加了那次会议，回来向北大党委汇报，党委对这个“点名”有点紧张，觉得需要一个做个交代，建议我做了这样一个答记者问。我在“回应”中对胡乔木的批评表示了接受和感谢，检讨了自己思想认识中的“偏差”。这篇文章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是一定要收入文集的。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我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形象一直很光辉，但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妥协和不得已。我保留这些史料，就是要保留住时代留给我的这些痕迹。这是我对自己的态度，也是我对历史的态度。
诗与批评
"张：1958至1959年，您与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几位先生一起应《诗刊》之约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那是您们几位先生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史研究的重要起点。关于那次写作，在2007年出版的《回顾一次写作》中已有学术性的反思。我想请您再具体谈谈的是，对于您本人来说，那次写作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它与您后来的学术道路有怎样的关系？"
"谢：对我个人来说，那是从一个诗歌爱好者进入到一个研究者的重要转折。首先，它让我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作品。我们当时从北大图书馆拉了整整一辆面包车的书到和平里的住处，已经是把北大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所有的新诗集都集中起来了。《诗刊》还帮着找来了作协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新诗集，加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堆了满满两大床。现在看来当然还有没有读到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算是竭尽全力了。我们日以继夜地通读这些原始材料，这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写作中，我们试图整体性地把握中国新诗的历史。在此之前，不仅我自己对新诗的认识是局部的、细节化的，就是学术界也没有一部新诗的历史。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大量史料的阅读，从整体上进行一次历史的梳理。虽然当时我们很年轻，没经验，也很莽撞，但因为我们之前参与过黄皮《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积累了一些方法，比如用几种思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类的——来提纲挈领地统领历史。这里当然有粗暴、简单、幼稚的做法，但这种“胆大妄为”却是对我自己最大的锻炼。"
除了读材料和整体把握历史这两个方面之外，当然还有写作上的锻炼。因为我是大家的“头儿”，要出结构、出思路，这个过程中也是有所锻炼的。当然，现在回想起来，看到了太多的问题和毛病，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锻炼，这对我们后来的学术是一种正面的推动。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退稿、文革、抄家、搬家……，这些稿子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几乎一篇都没少，这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也还是不悔少作，愿意保留这段历史。
"张：您们几位先生后来多数从事诗歌批评和研究，但风格却彼此不同，各自的兴趣和领域也有差异。这除了外部因素之外，恐怕也有性格的原因吧？说到批评的风格，我又想回头来说“人”的问题。洪子诚老师说您是一位诗人，其实，在中国新诗史上，诗人形象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诗人的风格有很多种，比如浪漫的、感伤的、疯狂的、深沉的、智性的，等等。您认为自己是哪个类型的诗人？这与您的学术思维和批评风格有没有什么关系？"
"谢：我不算是个诗人。不过若按风格来分，我想我不是疯狂的，也不算是智性的，大概还算是浪漫的吧？浪漫而略有感伤。我说不上深沉，虽然我也是有批判性的，但我总的来说是比较宽容的。"
我是这样想的：对自己，应该不断地反思和自省，对于自己的过错，都应该承担；对别人，我是宽容的。每个人都有缺点，我知道自己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为什么要要求别人那么完美？所以我的宽容就是包容别人的缺点，宽恕别人做错的事情。鲁迅先生如果在世，一定会批评我“庸俗”，但我就是这样，我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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