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道术思想史9787552044690

张朋，1975年生，辽宁本溪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先秦道家，旁及儒学、易学、佛学。现正在进行先秦道术思想史的研究，代表作《春秋易学研究》。

导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标

一、“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

二、探寻上古学术思想的源流

三、阴阳以及《周易》是上古学术的关键内容

第二节 主要研究方法

一、“走出疑古”，重新梳理上古文献资料

二、“以中释中”，进行上古道术思想解读

第三节 研究前提与研究预设

一、关于“上古”时期的界定

二、“三皇时代”和“五帝时代”的历史划分

三、“道术”概念的内涵

四、上古道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五、上古道术思想史的研究基础

六、道术与方术的区别与联系

第四节 关于文献基础的若干说明

一、《易传》内容的复杂性

二、《庄子》“寓言”的重新定义

三、《列子》的史料价值

第二章 图形之阴阳：三皇时代的道术思想

第一节 八卦与阴阳

一、伏羲与伏羲画八卦

二、八卦中的阴阳

第二节 阴阳与河图、洛书、太极图

一、河图、洛书、太极图的历史记载与重新梳理

二、河图、洛书、太极图中的阴阳

第三章 人体之阴阳：五帝时代的道术思想

第一节 黄帝的道术思想

一、黄帝与《黄帝内经》

二、黄帝的道术思想

三、《黄帝内经》中的阴阳

四、《黄帝内经》中的五行

第二节 尧、舜的道术思想

一、尧的道术思想

二、舜的道术思想

第四章 筮法之阴阳：夏商西周时期的道术思想

第一节 《连山》《归藏》《周易》中的六十四卦

一、关于《连山》《归藏》《周易》的基本文献

二、《连山》《归藏》《周易》中的六十四卦

第二节 《周易》中的本卦之卦推理模型

一、关于《周易》的编撰

二、《周易》中的本卦之卦推理模型

总结 上古道术思想史概论

余论 对中国哲学史叙述方式的若干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范式

二、中国哲学史的其他叙述方式

三、对中国哲学史评价标准的补充

参考文献

后记

导言

按照标准的学术著作体例,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应该有章节对既有研究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回顾和条理清晰的总结。但是,由于“上古道术思想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太多且深广,如果要做出一个面面俱到的剖判与分析就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并占用很长的篇幅,很可能会影响正文的展开,而且足资参照的相关总结性著作也并非没有,比如彭华的《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①以及鲁惟一、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此书没有汉译版,中文名称按照谢维扬所作的翻译为“剑桥中国上古史”),②所以在这里就只能够把这个“上古道术思想史”研究的总体目标与学术背景做一下尽量简洁的概括,兹列举三个方面的思考。这不是辩护，只是希望易于被理解。

第一,关于重新梳理上古思想的时机。

在创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时,胡适之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开始写起,是因为从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程度来看,他认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这正如其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述古史观书》中所说的:“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③也就是说,胡适的“截断众流”只是权宜之计,而对应来说其长久之计就是需要等到将来考古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就可以追溯西周、商、夏,乃至远古了。

果然,在20世纪初甲骨文和殷墟考古重大发现的推动下,胡适“很快”放弃了其曾经大力倡导的疑古观念,并且对始终一贯地坚持疑古观念的顾颉刚说他自己已经变“疑古”为“信古”了,而在其晚年未完成的英文著作《中国思想史大纲》中胡适还大量引用了考古材料来讲述北京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代甲骨文等。①

在21世纪初叶中国人亟需文化自信与文化创造的今天,胡适所指认的这个重新梳理上古思想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除了上面述及的殷墟考古发现和胡适早期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创作实践之外,还有若干理由可以补充说明如下:

第一个方面的理由:现当代学术界对疑古思潮的全面反思已经完成，其基本结论是:顾颉刚等疑古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前提和具体论证过程都很成问题,其研究结论大都是不成立的。

第二个方面的理由:从殷墟发掘和甲骨文解读开始，一个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特别是2018年刚刚完成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以证明,对上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解说是轻率的,也是不怡当的,而对中国上古史的全面否定只能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不足取信。

第三个方面的理由:在召唤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新时代，当代中国人亟需提高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早期思想文化的认知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够疏浚和淘清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源头活水,进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征的学术话语和思想体系。须知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思想界，一个自卑自戕的民族是不可能慷慨发声的。

第二,关于重新梳理上古思想的角度。

张岂之认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可以有多角度、多层次的展开,笔者深以为然。如果说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在集中讨论各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展开的话,那么这种研究首先就忽略了占据识字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正是针对于此,葛兆光所撰作的《中国思想史》集力讨论的是“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其重点在于阐释区分于“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实际上就先秦时期而言,在“精英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之上还可以划分出一个层次，即圣贤层次。圣贤是先秦时期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圣贤所代表的“伟大传统”(great tradition,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之语:“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则以圣贤传统之名成为各家各派的共同财富。”③)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源头。具体来说,在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代(公元前……

上古道术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本书首先批判性地反省了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过勇”缺失，然后借助新出土资料，重新审读传世文献，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分析并重现了中国上古道术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变历史，最后得出结论：至少在上古时代，道术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反映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起源上的根本差异；道术不仅规定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根本内容，而且能够为当今中国人提供足够的文化自信，成为今日国人进行文化创新的巨大资源和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