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会史9787569720648

绪论/1

第一章酝酿期的中国教育学会(1927-1932)/17

第一节别有隐情的成立119

第二节“筹委得力说”之怀疑

第三节民族危机与教育学者

第四节“教育学危机”与教育学者125

第二章成立期的中国教育学会(1933)

第一节教育学者的自由结合

第二节教育学会的组织机构158第三节教育学会的运作机制165第四节完成立案及备案的手续

第三章会务进行期的中国教育学会(1933-1937)171

第一节发展个人会员并吸纳团体会员

第二节地方分会的研究活动177

第三节调查教育实况/83

第四节提倡教育实验187

第五节审定教育名词190

第六节围绕中心问题展开研究

第七节倡言《中国教育改造〉/197

第八节综论生产教育问题/100

第九节集中阐述师资训练问题/102第十节搜集教育资料，/106

第十一节发刊教育书报/110

第十二节贡献教育主张/112

第十三节拟具〈民族复兴与教育方案〉/115

第四章团体联合期的中国教育学会(1937-1947) /119

第一节应对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会议/121第二节中国拒绝出席世界教育会议/127

第三节十二教育学术团体首次联合年会/129第四节学会与编译馆再续前缘/137

第五节学会为战时教育政策贡献智慧/140

第六节学会建言“今后三年之教育建设”/143

第七节学会设立中国教育调查所开展教育调查/147第八节设立监事会以完善学会领导体制

第九节学会重建分会以开展教育研究

第十节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之解散/156

第五章专业自觉期的中国教育学会(1947-1948) /161第一节建议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增设评议机构

第二节专业组织与专业道德规约/167

第三节构建中国的教育道德规约/168

第四节“全国教育专业道德规约”的大讨论/172

第六章式微及消退期的中国教育学会(1949-1950) /177第一节两支教育大军的会师/179

第二节又一次的教育七团体/181

第三节中国教育工会的兴起/185

第四节教育学在中国的转型

第七章综论

第一节中国教育学会的生命之路/199

第二节中国教育学会的关系网络/208

第三节中国教育学会与中国教育研究/213

附录/219

参考文献/239

后记/247

丛书跋(储朝晖)/250

本书主要以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学会为研究对象,考订其由来,回顾其发展,介绍其成就,通过纵的分析与横的比较,看当时最权威、最典型的教育社团是如何开展教育研究,进而对中国教育学术发展做出相应贡献的。不可否认的是,此学会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及不足,留待后人去克服、去突破。

一、学会与学术

事物或制度的起源问题是历史研究必须要回答的要项,就中国教育学会而言,对此问题的回答,又得从“正名辨义”人手,正如中山大学老校长许崇清之言,此乃“研学之始”及“肇事之基”也。“就中国教育学会的构词而言,可拆为“中国”“教育”“学会”三个词,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图0-1所示:“教育学会”与“学会”两者构成种属关系,前者为后者之一种,所有的“教育学会”都在“学会”之下,但所有的“学会”不一定都是“教育学会”,因为还有“政治学会”“经济学会”“伦理学会”“道德学会”“文化学会”等;“中国”也是一个限定词,这是诞生在中国、活动在中国、影响在中国的“教育学会”,而非“日本教育学会”“韩国教育学会”,所以这六个字、三个词的要点应该落在“学会”上。那么“学会”究竟从何而来呢?

有人认为这是学习西方世界的产物，也就是舶来品。有人以为这是自古相承的东西,属于旧有物，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学会》(1896年)一文中说:“学会起于西乎?日:非也,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这判断可谓是斩钉截铁,并且他还给出了两大类看似极有说服力的例证。第一类是儒家的经文,并举了四句，一是“君子以朋友讲习”,源于《易经》，二是“有朋自远方来”,出自《论语学而》,三是“君子以文会友”,出自《论语・颜渊》,四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出自《论语・子张》;第二类是古代典故,举了“孔子养徒三千”,“孟子从者数百”,子夏设帐西河,曾子居武城等。当时,经学仍居至高无上的地位，经文中的观点往往被认为是最权威的,且又有孔子、孟子、子夏、曾子等大儒贤达为代表,得出学会为“二千年之成法”的结论似乎毋庸怀疑,也有点不容置疑的意味,可是仔细推敲一下,可以发现例证与结论之间在逻辑上并不能对应,缺乏一致性。像孔子、孟子、子夏和曾子等人，身后有不少弟子追随,他们所组成的团体，今人大都冠以“学派”,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实为“学门”一可惜辞典不曾收录这个称呼。这种团体为教学团体,而非纯粹的学术团体,不可否认的是在教学过程中会探讨到学术的问题,如人性、天道等,并且探讨的过程有时师生双方都受益,如孔子与子夏在探讨《诗经》的过程中,子夏的见解很好，孔子都不禁感慨“起予者，商也”(《论语・八佾》),可见传道为其最重要的功能,而探讨学术并非其最主要的职责。另外,这种教学团体的紧密性也是有不足的,弟子跟随先生的时间不定，有长有短。所举之经文也无法证明讲习、会友是一次就行，还是多次的。简言之，梁启超的举例是有问题的。

或许有谓，梁启超若换些例子,举一些文人结社的案例,那么结论的可靠性自可增高。中国的诗人是喜欢结社的,关于这一点，18世纪诞生的《红楼梦》中曾有描绘，见第3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贾探春提议创立一个诗社，并且写了帖子分发给大家,得到一致附和,贾宝玉甚至说:“可惜迟了,早该起个社的。”李纨说:“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众人还给自己和他人起了“雅号”,什么“稻香老农”啦,什么“秋爽居士”啦,什么“潇湘妃子”啦,等等，,还约定“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社”,且是“风雨无阻”的。“或许……

在近代中国教育社团中，中国教育学会是开展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被评为“全国唯一教育研究之中心”。它虽为民国时期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专业组织，然而长期以来，对其研究几乎处于忽视的境地。本书基于中国教育学会自身的历程，将其分为酝酿期、成立期、会务进行期、团体联合期、专业自觉期、式微及消退期。这六个时期前后贯通，各自成章，组成全书的主体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