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云居寺研究9787550280281

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塚本善隆 房山云居寺砖塔记/长广敏雄 房山云居寺石塔记/水野清一 房山云居寺石浮图记铭考/小川茂树 房山的地理沿革/森鹿三 华北之地势和地质/太田喜久雄 房山云居寺碑目 房山云居寺碑文选录 西域云居禅林志附图解说/森鹿三 游中国日记 

北京西南郊七十五公里的白带山麓，云雾缭绕，林麓映带，潺潺的仗引溪盘曲兜转，氤氲着一丝神秘与幽寂。这里有一处历经千载的佛教圣地——房山云居寺。这座“北方巨刹”背倚青山，门临清溪，苍翠掩映，如诗似画。寺门向东，规模宏大，寺内唐碑、辽塔、文物荟萃，珍藏着号称“三绝”的石经、纸经、木版经。寺外东北一公里处有座石经山，俗称小西天，其得名在《长安客话》中有载：“石经山，峰峦秀拔，俨若天竺，因谓之小西天”。山腰开有九个藏经洞，寺内南塔地基侧有一个藏经地穴，共藏有石刻佛教经籍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石刻经版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石。这部浩瀚的石刻佛教典籍世称房山石经，亦或称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的镌刻肇始于隋大业年间，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千余年，堪与文明寰宇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作为一座综合历史文化的信息库，房山石经在历史、宗教及艺术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云居寺的魅力在于记载千年风云变幻的古刹和石经，它们对于中国佛教研究的贡献是毋庸赘言的。尤其是石经的经末题记，内容十分广泛，是研究各朝代刻经的历史沿革，以及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民俗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经文后刻有题记，记述刻经的时间、地点、施主、缘由等有关内容，有些题记中的题名可与史书相印证，有的可补充史籍记载的遗缺。二十世纪上半叶，一大批从事中国佛教历史学的日本专家来华考察研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有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关野贞和塚本善隆等，他们对于房山石经的调查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以塚本善隆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在认真搜集资料、整理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的《房山云居寺研究与石刻大藏经》，洋洋十余万字，论述分析力透纸背，这部作品收录于《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副刊》。第五册副刊可以说是日本学术界首次围绕房山云居寺展开系统调查的优秀成果，在国际宗教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进入四十年代，村田治郎、藤田寛雅等日本学者从建筑学、佛教史的角度再次对云居寺展开调查。此后，受到中日局势的影响，日本鲜有以房山云居寺及石经为题的论文或著作发表。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学术界才逐渐恢复对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对于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系统研究则要延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五十年代以后国内研究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著述专论和书刊高可盈尺，价值不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云居寺主体建筑的大部分被炸毁，千年古刹变成了残垣断壁，这给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从这一点来看，《房山云居寺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 石经山和云居寺的兴佛之举肇始于隋代。是时，一位佛教徒为保存佛教经典，欲将佛经刻于石上，深藏于山上的石室之中，如果他日再度发生“法灭”，世间佛典被一扫而空，那么山中的石经就是佛教再兴的根本。这真是令人惊叹的旷世之志，同时也是一项绵延千载的伟大事业。唐代、辽代、金代的佛教徒秉承先师遗志，把数千卷的大藏经刻于石上，然后将其封锢于石室或瘗埋于地下。而后，元代的高丽僧又对其进行了修补。由于明清时期得到妥善维护，这些石经至今尚存。随着刻经事业的推进，当地开始兴建并经营与之相关的佛堂、僧房和石塔。许多现存的唐、辽、金、元代的石塔碑记为佛教史、美术建筑史，乃至一般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房山云居寺及石经得到了重视和保护。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房山石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工作，并建立了专门的经版库加以保存。一九六一年即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研究会”正式成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任会长，赵朴初、任继愈等著名佛界学界人士任顾问。 会上，季羡林说：“房山的石经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多刻在石头上的佛经。（中略）我是说云居寺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起码，在北京市哪个区有一处文化古迹能与房山云居寺相比?”由此可见，房山云居寺在北京以至全国诸多古寺名刹和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它对北京市地方志地情资料的收集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研究会的成立是宗教界与学术界的大事件，对历史研究、文物考古、民俗及文化艺术的发掘整理都将有重大意义，对云居寺及石经的研究和发掘更是一个促进。二〇〇六年，经国家文物局严格筛选，云居寺以“北京云居寺塔、藏经洞及石经”为名称，成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的三十五项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一家独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二〇一一年，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通知》，作为北京市申遗的重点对象，云居寺随即启动了文本编制及文物测绘勘察的工作，其申遗文本由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编制。 作为房山云居寺的专题研究，《房山云居寺研究》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塚本善隆等六位学者基于一九三四年前往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的实地考察而撰述的，书中配有近百幅照片、插图和拓片，读者由此能够目睹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的历史旧貌，为考证云居寺与石经山原有建筑布局和单体建筑形式提供了有力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塚本善隆、小川茂树、长广敏雄、森鹿三、能田忠亮等五人乘“长安丸”号客轮从神户出发，二十八日抵达天津，然后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他们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古物陈列所、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的明清史料整理室和考古学研究室等机构、先后拜访了考古学专家傅增湘与戏曲研究家傅惜华。事实上，塚本善隆一行人在云居寺中仅停留三日，而且参观石经山的当日遭逢大雨，因此调查取证过程中难免有所欠缺和疏漏。然而庆幸的是，他们收集到相当数量的拓本，并以此有限的调查资料和拓本为依据，结合国内外学者的先行研究，完成了这部书稿。其中，塚本善隆撰《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以云居寺为基础，以刻经历史为主线，对石经山云居寺和石刻大藏经进行了全面考证。通过大量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明确指出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的发愿者就是沙门静琬，静琬刻经的初衷是以备法灭，这种危机感是由北周灭佛和佛教末法思想所致。静琬圆寂后，其弟子怀着虔诚的佛教信仰，克服万难，代代接替，继踵相传，最后成就了房山石刻大藏经的伟业。长广敏雄针对房山云居寺砖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考证，通过十余枚照片、手绘图，直观形象地描述了北塔内外部的构造和特点。小川茂树围绕石浮图的名字、云居寺北塔下的石浮图以及石经上的石浮图等问题，对房山的石浮图展开了具体详实的论述。森鹿山着眼于房山的地理沿革，特别是在后半部分借助《水经注》对相关河流流域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太田喜久雄则旁引了西方的多部著作和数篇论文，运用西方的理论模式，对华北及房山县的地势地貌和地质构造进行了阐释。而水野清一则参加当年由东亚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二次东京城（渤海国）的发掘，而错过了前往云居寺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