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论衡9787573013606

杨天石(1936——）

江苏兴化人。1952年考入无锡市第一中学。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专门化。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著名院校的访问学者。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已出版历史、哲学、文学各类著作与资料六十余种。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寻求历史的谜底》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杨天石文存》序

《杨天石文集》序

宽广的视野、深厚的功力

-2023年4月19日在香港三联书店读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自序

“城中好高髻”的联想

向西汉新贵族敲响的警钟

读枚乘辞赋《七发》

一、“楚太子”的“病”源于生活“奢伤”

二、政治规劝

三、生活腐朽与政治变质

李白最佩服的南齐诗人谢腓

一、南齐的杰出诗人

二、山水诗的成就超过谢灵运

孕育了陈子昂的是上升发展的时代高潮吗?

一与林庚先生商榷

说王维《终南山》诗中的“隔水”二字

两句唐诗的启示

唐诗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

元结(723-772)、顾况(727-815)和《箧中集》

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唐诗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理论基础

白居易诗歌的人民性

一、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揭露与鞭挞

二、边疆各族侵扰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

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

四、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关心妇女、寒士和穷苦农民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性

附论:《长恨歌》与《琵琶行》

白居易后期诗歌的消极倾向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

张籍(768-830)、王建(765--830)、元稹(779--831)、李绅(772--846)

三说李商隐

王充以后又一人

古来情语爱迷离

牙旗玉帐真忧国

补说李商隐

一政治讽刺诗第一人

晚唐皮日休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潮再兴

杜牧的《清明》诗

朱熹的“变天”诗

南宋词述略

……

二、美化帝国主义，为侵略者开脱罪责

三、宣扬帝国主义的武力，鼓吹妥协求和

四、美化出卖民族利益的统治者，散播对清王朝的幻想

晚清小说中的复古主义思潮一、宣扬旧道德

二、贬抑新思潮

三、对民主革命的恐惧和对抗

陈范与《红楼梦》研究曾朴传

陈三立传

“城中好高髻”的联想

好多年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读到一首汉代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说的是汉代时尚流行的情况。据考，汉代京师贵族女子崇尚高髻、广眉、大袖，各地群起效法，结果愈来愈发展，愈来愈强化，于是头发梳得愈来愈高，高至一尺以上;眉毛愈画愈宽，以致宽到遮住半个额头;衣袖愈做愈大，以致耗费整匹绸缎。

这是一首很有哲理、富有警示意味的歌谣。何以然呢?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度。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它是合理的，但是，超过了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它就变成不合理了。例如，头发梳得高一点，眉毛画得宽一点，衣袖做得宽松一点，也许很美;但是，过高、过宽、过大，也许就成了怪物，由美变丑了。这就是掌握“度”的重要性。我们的老祖宗说“过犹不及”，意思是说:过度与不足，左和右是两个极端，都不可取，必须“执两用中”，在左与右的两个极端中取其“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度”，也就是合理的分寸。

这让我想起1958年的事情来了。那时候，上面提倡深耕、密植，以增加农业生产，目的也许是不错的。但是，下面却愈耕愈深，愈植愈密。有一次我所在的班级到京郊平谷县(今平谷区)东鹿角村锻炼，和村民们一起深耕。好家伙，那地几乎挖了两人深，站在地底要费好大劲儿才能把土甩到地面上。自然，来年严重减产，丰收的希望变成了歉收的懊恼。为何?耕得过深的结果是，适宜谷物生长的熟土层被破坏，不适宜谷物生长的生土被翻到了上面，不减产才怪呢!

那年头，这样的例子似乎不少。上面号召大炼钢铁，下面就全民炼钢，处处炼钢，人人炼钢。记得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提出，国家争取年产1070万吨钢，北大要争取年产1070吨钢。于是我们立即行动，在宿舍旁就地挖坑，从教授家中的壁炉上拆来耐火砖，从卧室床上拆来铁制脚蹬子，煤炭、劈柴、废铁，混置共冶，轰轰烈烈地炼起“炒钢”来，自然，炼出的是一堆废渣。河北省有一个徐水县(今保定徐水区)，为了响应上面“大跃进”的号召，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跑步”的时间原定三年，不久就听说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于是大家纷纷去“取经”，参观那靠“红薯”撑饱肚皮的“共产主义”。遗憾的是，很快连“红薯”也供应匮乏了。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这首民谣所描述的是民间“时尚”的变形走样，然而它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例如，一种“主张”，或者一种“号召”，提出之后，经过流传推行，就可能层层加码，愈演愈烈，以致完全扭曲。聪明的领导者要了解这一“规律”，自觉地加以制止。汉代的政治家们就很懂这一点，汉代不止一个人阐述过这首民谣的警示意义，认为它可以告诉人们:“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那意思是:上面不仅要慎其所“好”，而且要严防下面发展为“甚”。好事一过头就会成为坏事，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荒谬。至于坏的决策呢，一“甚”起来，可就惨了!

本书是文史大家杨天石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读书札记，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执笔参与已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红皮本与黄皮本)的部分章节。他多年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专题研究，本书包括了作者从北大中文系开始至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对名著、诗歌、散文等多种研究，并对“近代诗歌”第一次做了完整、系统的叙述，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和见解，是作者一生研究中国文学的精华论选，也是文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文学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