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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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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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罗伯特·J.阿利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91564
出版时间2022-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9元
货号31475694
上书时间202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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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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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J. 阿利森，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波士顿简史》（2004）、《波士顿屠杀》（2006）、《波士顿茶党》（2007）等。
目录
美国革命年表
前 言
致 谢
第一章 革命的起源
第二章 殖民地叛乱
第三章 独立
第四章 独立战争
第五章 美国与众不同吗？
索 引
英文原文
内容摘要
本书从军事、外交、政治、社会及知识层面，概要性地讲述了美国革命及新国家诞生的历史，重构了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那些☆终导致革命发生的骚乱事件，以及波士顿茶党和“自由之子”在推动从抵制到全面反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阿利森不仅考察了美国人在那段岁月里如何以及为何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政府和社会观念，而且梳理了独立战争如何不断发展直至☆终取得胜利的主要脉络，重点介绍了革命过程中的主要战役以及法国对美国的军事支持，☆后着重分析了独立战争后新国家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革命对法国、拉丁美洲和亚洲所发生的反抗压迫权力或殖民统治系列事件的后续影响。
主编推荐
美国革命是18世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对此后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目前Di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美国革命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树立了典范。本书虽是一部美国革命简史，但并不粗陋，且极具quanwei性，阿利森凭借其所掌握的深厚史料，将美国革命从起源到国家成立的整个过程作了条理清晰的讲述，重点突出，不拖泥带水，是一本极其难得的美国革命史的入门读物。
精彩内容
第一章革命的起源对于一个生活在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殖民地”通常是指巴巴多斯或牙买加、西印度群岛上重要的蔗糖生产岛屿，或者指印度的富庶省份，那里的政府和金融均被东印度公司牢牢控制。如果他把目光投向北美，他将不会重点关注马萨诸塞、弗吉尼亚或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而会更加重视绵绵山脉背后那片广袤的内陆土地，即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尽管易洛魁族、迈阿密族、萧尼族、切罗基族以及其他北美印第安部落拥有这片土地，但英国国王依然宣布将它赠予北美各殖民地所有。到了18世纪50年代，法国人也加入进来，从加拿大穿过五大湖，并沿着路易斯安那顺密西西比河而上，同当地印第安人交易皮毛，签订条约。从魁北克到新奥尔良，法国人控制了北美的内陆地区，在底特律、文森和圣路易斯建立了要塞及交易站。英国控制了印度，但即将失去北美。
即使不像牙买加或印度那样有利可图，英国控制下的北美地区对蔗糖经济依然十分关键。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在英国政策下依然蓬勃发展起来。宗教反对者们从17世纪开始开拓这些新英格兰殖民地——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康涅狄格。他们通过贸易得以成功，把新英格兰的森林变成船只和装满英帝国货物的木桶，以及用新英格兰沿岸捕捉上来的鳕鱼供给西印度群岛做苦力的奴隶们。波士顿和纽波特成为十分繁忙的港口。在文化上同源的新英格兰人，比任何远在英帝国的人更有能力管理自己。1688年，他们断然拒绝了英国要重组他们政府的企图，并戒备地保卫当地武装力量。
英国人于1664年从荷兰人手中得到了纽约，但保留了它的商贸体系：与易洛魁人做生意，他们是北美最有势力的印第安部落，由一个拥有土地的领袖掌权。位于曼哈顿岛南端的纽约市以及哈德孙河上游的奥尔巴尼，是最重要的交易中心。但是，纽约的控制权深入到了新泽西，那里的农田供养着曼哈顿、新不伦瑞克和伊丽莎白的居民。纽约还宣布在哈德孙河、尚普兰湖及康涅狄格河之间的所有土地，甚至长岛海峡两岸的土地都是自己的。新英格兰人并不承认纽约的帝国梦。
宾夕法尼亚由贵格会教徒于17世纪80年代建立，在文化上包括了特拉华的三个县，以及特拉华河东岸新泽西的大片区域。由于决心公平对待当地印第安人，宾夕法尼亚的商人们反对纽约只和易洛魁族做交易，实行垄断，所以他们转而和被易洛魁族视作本族从属的塔斯卡洛拉族及德拉瓦族做生意。更肥沃的土壤和更温和的气候，使得宾夕法尼亚成为比新英格兰更好的种植区；更公平的土地分配，也使得它比纽约或再往南的殖民地更有诱惑力。费城到了1750年已成为北美第二繁忙的港口，它向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劳动力输送粮食，让英国、德国和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成了宾夕法尼亚的独立农场主。
早在17世纪就建立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切萨皮克殖民地，到了18世纪中期已形成了成熟的种植园社会。大农场使用奴隶来种植烟草，销往世界各地。弗吉尼亚——拥有五十万人口——是北美大陆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殖民地；每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住在弗吉尼亚，而每五个弗吉尼亚人中就有两个是奴隶。烟草的种植消耗了所有潮水区域的土壤；烟草种植者们把目光投向内陆，越过山脉，寻找更多的土地来种植和销售。
北卡罗来纳的沿岸城镇——新伯尔尼和伊登顿——是烟草业上流社会的交易中心，很像切萨皮克的港口。但是，苏格兰——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迅速向北卡罗来纳内陆地区移居，从宾夕法尼亚沿着山麓一路开拓。这些在偏远的切罗基族和卡托巴族边界定居的是农民，不是种植者；他们不承认海岸沿线种植者在文化或政治上的优越性。他们使北卡罗来纳人口迅速增长，从1750年到1770年间翻了两番，让这里成为北美大陆第四大以及发展最快的殖民地。移民也同样拥进了南卡罗来纳的偏远地区。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种植者带着他们的奴隶，于17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南卡罗来纳的海岸低洼地区种植大米。在这些低洼地区的一些地方，90%的人口都是奴隶，而整个南卡罗来纳的60%人口都是有色人种的奴隶。奴隶们建造了查尔斯敦（1783年更名为查尔斯顿），它是费城以南唯一的城镇中心。少数白人从1739年的奴隶反叛中幸存下来，牢牢掌握着权力，但种植者们始终警惕着在偏远地区不断增长的势力。
佐治亚是最新也是最小的殖民地，只有三万人，其中一半是奴隶。它于18世纪30年代建立，用作南卡罗来纳和被西班牙占领的佛罗里达之间的屏障。佐治亚让英国贸易商有机会同克里克族和切罗基族人做生意，同时也作为一块楔子，对付彭萨科拉及新奥尔良的西班牙和法国贸易商。它同时还是来自英国的债务人或穷人的避难所，他们到达佐治亚之后就想着自己为何不能像萨凡纳河对岸南卡罗来纳的白人那样拥有奴隶。当地仁慈的立法者们最终对佐治亚白人蓄奴的需求大发慈悲，所以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一样享有了相同的奴隶经济。
十三个殖民地，它们的人口、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都大不相同。这些殖民地在18世纪30到40年代之间都经历了一场宗教复兴——“大觉醒”，福音传道者们，例如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这些殖民地广泛传教；这是最初将这些殖民地联系起来的运动之一，但这些传教者们也挑战了已确立的宗教秩序。除了通过伦敦之外，这些殖民地还缺乏政治上联系起来的正式沟通体系。驿道把波士顿和费城联系起来，但大部分的运输是通过水路。极少有美国人去过其他的殖民地。乔治·华盛顿在年轻的时候去过巴巴多斯，但没有到过费城或纽约；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直到快四十岁的时候才来到纽约和费城。
通信和交通的问题并没有阻止这些殖民地的发展。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游历很广的美国人，注意到自1607年以来，只有八万英国人来到美国，但到了1751年，已有超过一百万的英国后裔居住在美国，同时来自德国、非洲及苏格兰——爱尔兰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在1700年到1750年之间，英国的人口从五百万增长到六百万；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富兰克林预测，二十五年之后，美国的人口还将翻番，到了1850年，“人数最多的英国人将住在海洋的这一边了。英帝国在海洋和陆地上的势力增长多么可观啊！贸易和航海将大大繁荣！船只和船员的数量也将大大增加！”富兰克林预期，这些殖民地仍然会继续作为一个不断强盛的英帝国的组成部分。但是，当时就有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从圣劳伦斯到密西西比地区，法国牢牢控制着内陆部分，威胁着英国对北美大陆的控制。
在阿利根尼河和莫农加希拉河汇合成俄亥俄河的地方，宾夕法尼亚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要塞，驻扎了四十四个人，用于保护宾夕法尼亚商人抵御纽约易洛魁联军。1754年4月，法国和印第安人联军组成了一支有三百六十艘平底船和独木舟的舰队，带着十八门火炮，顺着伊利湖而下。他们迫使宾夕法尼亚人交出要塞，并放弃价值两万英镑的货物。
然而，其他的殖民地并不将此视作对他们自己的威胁。纽约人认为，宾夕法尼亚人侵入了他们的贸易地盘，而弗吉尼亚种植者则希望垄断俄亥俄河两岸印第安人狩猎场的全部贸易。马萨诸塞和纽约之间正为了康涅狄格河与哈德孙河之间的土地剑拔弩张；康涅狄格和宾夕法尼亚均宣称拥有萨斯奎哈纳河上游或怀俄明谷的德拉瓦族人的土地；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为了与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的贸易进行竞争。尽管他们的生存依赖于他们之间的合作，却没有一个殖民地忽视近在眼前的自身利益。
但英国政府感受到了法国的威胁，并命令各殖民地与易洛魁人会谈，以巩固他们之间对抗法国的同盟。七个殖民地的代表于1754年夏天在纽约的奥尔巴尼与易洛魁族代表见面。这次会议未取得任何成果。各殖民地代表分别与易洛魁族签订了单独协议（弗吉尼亚从易洛魁人手中买下肯塔基，尽管萧尼族实际拥有这块土地），但没有制定任何统一的战略。富兰克林和马萨诸塞政治领袖托马斯·哈钦森起草了一个联合计划，提出每一个殖民地须选出代表参加一个四十八人的大议会，每年轮流在不同的殖民地首府开会；这个议会将会建立军队，并向各殖民地征税进行共同防御，尽管各殖民地依旧保留自治权。英国国王将指定一位总督，以确保该议会不与英国政策发生冲突。尽管奥尔巴尼会议通过了这一计划，但各殖民地议会却并不认可。没有一个殖民地愿意向其他殖民地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事实有些残酷，富兰克林说这些殖民地只有在英国政府强迫他们的情况下才可能团结起来。
同时，弗吉尼亚让他们的民兵们在陆军少校乔治·华盛顿的带领下进入阿利根尼和莫农加希拉；他们攻击了法国军队，杀死了一名法国外交官。法军向他们回击，占领了华盛顿建立的要塞（尼塞西蒂要塞），并把华盛顿送回弗吉尼亚。华盛顿对莫农加希拉前线的突袭导致了英国和法国相互宣战，战争从北美扩散到加勒比海、欧洲、地中海、非洲、印度以及太平洋。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战争。英国首相威廉·皮特认识到，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控制海洋和北美大陆。皮特动员英国舰队和正规军，以及数千美国民兵队伍去抢夺了法国手中的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接下来，又派兵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和佛罗里达。在战争末期，英国控制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
英国人把法国人从俄亥俄河地区赶走了，但未能对付当地的印第安人。渥太华领袖庞蒂克领导印第安部落对抗英国军队，很快就击溃了英军的小规模驻防，并夺取了英军在皮特要塞——位于阿利根尼河与莫农加希拉河交汇处的驻防——以西的所有前哨。英国人明白，庞蒂克在当地实施有效的封锁，越多的白人在此区域定居，就会引起越多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因此需要更多的军队。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并彻底终止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之间关于领土控制权的争议，英国国王就简单地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北至魁北克，南到佛罗里达，禁止白人定居和买卖土地。对上述1763年颁布的公告，每一个殖民地，从佐治亚到康涅狄格都表示厌恶。如果他们被禁止进入俄亥俄地区，那他们又为什么要打仗呢？
尽管如此，抗议此公告的反应，比他们抗议英国议会试图管制殖民地贸易，并为殖民地前线的防卫支付费用的反应要温和许多。议会于1764年4月开始他们财政上的行动，实施了《糖税法》。该法将进口糖浆的关税减半，降至一加仑三便士，但与之前税法不同的是，这一税法包含了确保征收的规定。商人们必须缴纳履约保证金，确保他们依法纳税，并特别建立了海事法院，而非陪审团，以审判违法者。
除《糖税法》之外，英国议会还禁止殖民地铸币或印刷他们自己的纸币。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规范货币，防止纸币或硬币大幅度波动。但实际的效果是将钱从流通中抽走，并扼杀了殖民地贸易。
商人们进行了预料之中的抗议。未能预测到的是他们进行抗议的理由：他们主张，未经他们同意，不得向他们征税；他们没有参与选举议会，所以议会无权向他们征税。商人们得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的支持。波士顿牧师乔纳森·梅休警告道：“人们通常不是一次性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而是循序渐进地。”波士顿律师詹姆斯·奥蒂斯写道，并非征税本身有错，而是原则就错了。如果可以不经殖民地人民同意就向他们征税，他们实际上就成了议会的奴隶：殖民地人民，他们是人，有权被视为拥有和欧洲人一样平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应受到限制，除非是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作为或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们并没有比其他好公民更进一步放弃自己天生的权利，如果未经他们同意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就意味着他们受到了奴役。
他进一步阐述道，奴役白人与奴役黑人一样，都是错误的：殖民地人民依法生来享受自由，甚至所有人皆如此，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难道说因为一个人是黑人，奴役他就是正确的吗？难道如那些心肠犹如铁石一般坚硬的人所宣称的，短鬈发更像羊毛而不同于基督式头发，就有助于赢得这场辩论吗？从一张长着扁平鼻子的长脸或短脸上，难道就可以得出任何支持奴隶制的符合逻辑的推论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些每天拿别人的自由做交易的人将很快就不再在乎他们自己的自由了。
奥蒂斯继续道：“女人难道不是和男人一样生来自由吗？那些认为女性天生就是奴隶的断言难道不算无耻吗？”在反驳议会有权征收糖税时，奥蒂斯进一步反对了任何形式的专制权力。奥蒂斯认为糖税导致了奴隶制；他也看到了对该税的抵制将赢来男人和女人们的自由，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们都可以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
议会迅速地按照奥蒂斯所预测的那样展开行动。英国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勋爵，提出了向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即向任何印刷品征税，包括报纸、小册子、大学文凭、契约、销售和装船单据、结婚证书、法律文书、纸牌、骰子、遗嘱，税率从三便士到四镑不等，取决于文件的价值，并用硬通货支付。付款后文件上贴上一枚印花，作为凭证。美国人民进行了抗议，不仅仅是反对一系列新的税收，更是反对议会有权向他们征税这一原则。传教者乔治·怀特菲尔德警告说，这些税将是剥夺美国人民自由的“大阴谋”的开始。
为支持上述税收，查尔斯·汤森德于1765年2月提出质疑：“这些美国人，从幼年起就深受我们的照顾，在我们的恩惠下不断成长，直到成为如今这样强大和富庶，同时受到我们的保护，难道还不愿意做一些微薄的贡献，稍稍缓解一下我们目前承受的巨大负担吗？”随即，艾萨克·巴雷反驳了汤森德关于殖民地历史的解读。“他们深受你们的照顾？不，你们的压迫伴随着北美人民……他们的成长受到你们的恩惠？他们在你们的忽视下长大……他们受到你们的保护？他们为保卫英国英勇地举起了武器。”巴雷说，北美人民“和英国国王的任何臣民一样忠诚，但这些人民唯恐失去自己的自由，并试图维护自由”，特别是反对那些“让自由之子一腔热血冷却”的政策和官员们。
北美那些反对英国议会于1765年3月22日通过《印花税法》的人们，开始称自己为“自由之子”。他们以其他机构组织为基础，特别是殖民地媒体：波士顿的本杰明·伊兹——《波士顿报》的印刷人，《普罗维登斯报》的威廉·戈达德，《纽波特水星报》的塞缪尔·霍尔，以及《宾夕法尼亚日报》的威廉·布拉德福德，都是“自由之子”的重要领袖，他们真正的力量来自每个社区的劳动人民。例如，埃比尼泽·麦金托什，一名波士顿制鞋匠，波士顿“南端暴民”组织的长期领袖，成了“自由之子”的首领，他的组织成员用来悬挂不受欢迎的官员雕像的那棵大榆树成了“自由之树”。
1765年5月，弗吉尼亚议会（下议院）的帕特里克·亨利提出，弗吉尼亚人民没有放弃“英国自由的显著特征”——只有在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可向其征税。尽管议会拒绝了亨利的提议，但它们被发表在遍及殖民地的报纸上，成为各殖民地反对派的基础。
在波士顿，有谣言说安德鲁·奥利弗，一个商人、州府秘书、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内弟，同时也是新任命的税务代理人，在他的海滨仓库里囤积了印花税票。一群暴民于1765年8月14日夜里摧毁了这间仓库。他们并未找到印花税票，但用一堆残骸（大部分被他们抛进了港口）点起了大火，还戏谑地在每一个碎片上盖个印章，然后抛进火焰。两周后，暴民们将副总督哈钦森和他的女儿赶出了他们的房子，并毁掉了房子里的一切。除了佐治亚以外，其他各殖民地的税务代理人都纷纷辞职。
詹姆斯·奥蒂斯召集所有殖民地的代表于10月在纽约召开大会，让大家联合起来抗议《印花税法》。九个殖民地（除了弗吉尼亚、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都派出了代表，他们起草了一份审慎的抗议书，其中写道，“他们对英国国王陛下及他的政府都怀有最诚挚的感情和责任”，但印花税给他们施加了负担，并违背了他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他们将此请愿书寄给英王乔治三世，英王收到了信，却将此事交给了议会处理。
在请愿书顺利到达伦敦的同时，《印花税法》也于11月1日开始实施。埃比尼泽·麦金托什在波士顿组织了抗议游行，当天夜里，游行的人们手挽着手穿过街道，贸易商威廉·布拉特尔也加入其中，他是总督议会成员，这表明了波士顿商界领袖与新兴的政治领袖——如麦金托什——团结一致。麦金托什的力量来自他的动员能力，他发动了包括船坞工人、码头装卸工、制绳工人等去袭击奥利弗仓库，或在“自由之树”上悬挂雕像。居民们现在能够表现得更文明一些了。美国人民显示出几乎毫无异议的坚定性去抵制印花税。马萨诸塞副总督哈钦森于1766年3月汇报说，“每一个殖民地的权力机构都掌握在‘自由之子’手中”，同时税务代理人约翰·罗宾森也报告说，印花税税务官感受到了“不仅仅是来自一群微不足道的暴民，而是来自整个国家的愤怒”。
英国议会很想知道美国人为什么紧密团结起来反对，于是找来了宾夕法尼亚议会的伦敦游说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听听他如何解释。富兰克林告诉议会，他们坚持对美国人民征税，这改变了美国人民对议会的看法。议会不再是“最伟大的支柱及美国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除非议会取消《印花税法》，否则美国人将失去对英国的“尊敬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将切断“建立在这种尊敬和热爱之上的所有贸易”。美国人过去曾经很骄傲地“沉迷于英帝国的时装和制成品”，但如今他们骄傲地“重新穿上了他们的旧衣服，直到他们可以做新衣服为止”。他们宁愿不再穿着黑色的哀悼服饰去参加葬礼，也不愿再从英国购买了；他们还放弃了吃羊肉，这样羊羔可以长大，产出羊毛。富兰克林告诉议会，“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现在都好好地活着，背上长着可以想象到的最漂亮的羊毛”。
如果议会取消了《印花税法》，殖民地是否会放弃“英国议会不得向他们征税”这一诉求？“不，绝不”，富兰克林回答道。“他们永远都不会这样做，除非受到武装力量强迫”，但“没有什么力量——不管有多么强大——能迫使人们改变他们的想法”。
有没有除了武力之任何东西可以执行《印花税法》？即使一支军队也不能让这项印花税法在美国实施。士兵们在那儿“会发现没有人持有武器”，“他们并不会发现叛乱，但可以制造一场叛乱”。
前任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号召议会取消这一“令人不快的”“违宪的”“不公平的”“压迫性质的”法律，并质问议会如何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只有几间房子的英国自治区”都可以在议会有代表，三百万人口的美国人却没有任何代表。皮特预计，这场和美国人民之间的斗争将会迫使英国政府进行改革，而“我们宪法中腐烂的部分”将彻底消失。
议会取消了《印花税法》，但通过了《宣言法》，它主张“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有权控制北美殖民地。
美国人民把这次取消看作英帝国内部而非国与国之间的一场胜利。费城人直到6月4日在庆祝完乔治三世诞辰后，才开始庆祝他们自己的胜利。约翰·亚当斯写道，（印花税的）取消“使民众发起的一次次骚动平息下来，实现平静、和平的安宁”。这相对于1765年以来的骚乱、起义和暴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美国人民相信，那些关于贸易损失的抗议、请愿和警告，已迫使英国议会废除了该法律。他们可以接受《宣言法》的存在，只要议会并不真正执行它。
但在1767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税收法，对所有进口到殖民地的铅、玻璃、油漆及茶叶征税。海关征税官被派到北美以确保这些税依法上缴，同时成立了新的海事法院来审判违反税法的相关船只案件。这些新的税法——通常被称作“汤森德系列法”——再一次触发了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
超过六百名波士顿市民——其中二百人是妇女——一致同意不再购买任何需征税的英国进口商品。费城律师约翰·迪金森写了一系列文章——“农民来信”，主张英国议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迪金森承认，英国议会可以对商贸实行管制，但同时表示，殖民地只有经他们自己同意——经他们选出的议会——才能被征税。
纽约议会抗议英国议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亨利·摩尔爵士作为当时的纽约总督，暂时关闭了当地议会。在马萨诸塞，弗朗西斯·伯纳德总督要求当地议会取消它送往其他殖民地号召抵抗的信；当遭到拒绝后，他立即解散了议会。这些对议会一系列的打击使得这场斗争变成了一个专制政权和人民自治政府之间的斗争。这些被暂时关闭的议会的领袖们，联合“自由之子”组织了抵制英国货的运动。
妇女们拿起了她们的纺纱机——这对孤单的女人们来说曾是一件普通的家务事，她们把羊毛纺成纱线，将纱线再织成布，现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政治举动。在纽波特，九十二名“自由之女”将她们的纺纱机带到会议大厅，一天之内一共织出了一百七十束纱线。制作和穿上家庭纺制的布料成为一个政治抵制举动。
由于担心抵制和抵抗将升级为暴力行动，伯纳德总督要求英国军队来波士顿维持和平。两个英国军团于1768年10月抵达。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派军队前往波士顿“好比在装满火药的弹药库里安装一个铁匠的熔炉”。
富兰克林被证明是对的。1770年3月5日，起义者攻击了英军主要的兵营，在随后的街头打斗中，英军向一队市民开了枪。五位市民被杀，当地领袖迅速称此为“可怕的屠杀”。保罗·里维尔为此事制作了一幅雕刻画，刻画出一队整齐的士兵向无辜并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州议会大厦和第一教堂在惨案现场隐约可见；在这一雕刻画中，英国士兵的专制势力侵犯了波士顿人民的合法政府和精神权威。
在此次冲突之后，波士顿市政府要求英国军队离开，并警告说周边城镇约一万市民已准备好攻入，把英军赶走。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在伯纳德回英国之后他实际担任了总督一职）妥协了，把惨案涉事的英国士兵抓捕起来，并把其他人派往新泽西。
两名领头的爱国人士（反对税法的人如此称呼自己）站了出来为被指控的士兵辩护。约西亚·昆西和约翰·亚当斯希望英国军队从城里撤出，但他们也希望证明波士顿并不像伯纳德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不可治理、暴乱的地方。通过对向波士顿街头无辜市民开枪的英国士兵进行一场公正的审判，昆西和亚当斯可以证明，波士顿人民是守法的。两名士兵被证实犯过失杀人罪，这仍是死罪。亚当斯帮助他们把刑罚减少为在他们的拇指上打烙印，其他士兵被无罪释放。当英国军队撤离后，波士顿平静了下来。英国议会通过取消绝大多数的汤森德税缓和了紧张局势，但同时也证明，它仍有权对美国人民征税，它保留了茶叶税。
除了英国议会无权向他们征税之外，各殖民地之间几乎没有统一意见。马萨诸塞和纽约之间长期以来就康涅狄格和哈德孙河之间的土地所有权纷争不断；纽约与新罕布什尔因为佛蒙特而处在战争一触即发的边缘，而佛蒙特当地人则坚决不同意归属任何一方。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都宣称拥有怀俄明谷，而康涅狄格开拓者们按照他们的17世纪特许状一直在当地种植。
美国人对土地的渴望导致了各殖民地政府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从马萨诸塞到佐治亚，白人开拓者们紧盯着印第安人的土地。科德角的马什皮瓦帕侬人派代表去请求国王保护他们免遭马萨诸塞政府欺压，因为该政府允许白人购买他们的土地。在南北卡罗来纳和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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